作者：

約翰.R.紮勒（John R.Zaller），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博士，現為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政治學教授，主要研究領域是美國政治和公共輿論。主要著作有《美國人心態：公眾對資本主義和民主的態度》、《公共輿論》、《黨作決定：改革前後的總統提名》等。等。

譯者：

陳心想：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現供職於密西西比州立大學。
方建鋒：華東師範大學教育學博士，現為上海市教育科學研究院副研究員。
徐法寅：美國肯塔基大學社會學系在讀博士生。

第1章導論：輿論研究的碎片狀態

本書是一個關於人們如何形成政治偏好的擴展性論證。1它旨在展示新聞和政治觀點如何通過大眾傳播，個人如何根據他們的政治價值觀和其他既有傾向來評估這些信息，以及他們如何將自己的反應轉化為在大眾調查和選舉中的投票決定的態度表達。

本書的論證也同樣適用於公眾政治行為中的一系列非常廣泛的問題，其中包括：種族和政治寬容，對美國介入海外戰爭的支持，在總統選舉、國會選舉和總統初選中的投票，總統的聲望，對政府的信任度和對經濟狀況的判斷。

論證中的動態元素，即所謂的可動部件，是公共事務信息在大眾媒體上的報道。這種報道可能包含表面上客觀的新聞報道、黨派爭論、電視新聞會議，或者甚至像競選運動中的付費廣告。對於公共輿論的形成，要緊的是對角逐中的各政治立場的媒體關註的相對平衡和總體把握。

盡管本書在許多案例中論述的是政治偏好的形成，但它仍然具有高度的普遍性。其目的是盡最大可能在一個有黏聚力的理論體系中整合公共輿論的動力機制。

實現這種整合所必需的觀點很少，而且簡單得驚人。首先是大眾對政治的關註習慣不同，因此他們在媒體中接觸到的政治信息和政治爭論也不同。其次是人們對所遭遇到的諸多爭論，只能在某種程度上對他們所熟知的政治事務的爭論作出批判性的反應。 再次是大眾通常不會對民意測驗專家可能調查的每一個議題都有固定不變的態度；而是當他們面對每一個新議題時，會立刻構建“意見陳述”（opinion statements）。最後是在構建自己的意見陳述時，出於某種原因，人們最大限度地使用那些對他們而言最為凸顯的想法--用泰勒和菲斯克（Taylor and Fiske，1978）的用語來說，就是在“頭頂上”（top of the head）的想法。

一旦這些基本觀點被適當地組織起來，並且一定程度上被形式化，那麽在政治行為領域對許多特定域的理論和傳統理論的區分的需要就會消失，2甚至對投票選擇和對問卷中對立選項的選擇之間的區分也不再需要了。每個“域”可以簡單地被視為另一種脈絡，在這種脈絡下，公眾根據接觸到的並發現可以接受的觀點形成他們的回答。一些主要的方法論問題，與對關於公眾信念系統的本質的討論一樣，也有效地涵蓋在這個模型中。

對研究發現的整合的努力在公共輿論領域中是罕見的，只有極少數的例外，總趨勢是朝著另一個方向--特定域的概念和區分--在倍增。因此，分析家通常把解釋總統選舉投票與國會選舉投票分開，把種族寬容與政治寬容分開，把外交政策的態度和所有其他態度分開，等等。某些一般課題，如政治態度的變化，通常只在特定的實質性議題的文中討論，如“議程設置”（agenda setting）或總統的聲望，所以目前很少有關於在公共輿論領域的態度變化的一般文獻。但是，其他的一般課題，如政治態度的本質，通常只在專門文獻中討論。

所有這些專門化的結果就是公共輿論領域發展成為相互之間極少交流的孤立的次級文獻的集合。所以，我們對特定的因變量的細節的了解遠多於對橫跨多個研究域的理論機制的了解。

盡管如此，理論整合的潛力還是很大的。政治意識（political awareness）和政治價值觀(political values)，兩種類型的個體層次上的變量在各種各樣的情況下都是重要的；正如我在本書中所要展示的，它們在各個領域都有著本質上相同的作用。我們將會看到，公共輿論變化似乎在其發生的任何情況下都遵循著同樣的原則。粗略的證據表明，精英話語在各種各樣的議題上對公共輿論有著同樣重大的影響。最後，人們選擇對立的政策法規的過程顯示出與如何在候選人之間作出選擇類似的現象。因此，當前圍繞著諸多特定的因變量來組織幾乎所有的公共輿論研究的做法似乎沒有很強的理由，本書試圖改變這種做法。

正如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所觀察到的，所有的科學理論都常常有整合上的漏洞。我的理論也不例外。尤其是，我在本書所獲得的幅度和一般性是以很強的前提假設和一些重大的簡單化為代價的。在這一點上沒有選擇。任何公共輿論的研究，或者其他任何大規模的社會現象，如果要嚴肅地考慮到每個可能的影響途徑和每個所提及的概念區別的話，那麽這些研究也只能提供對這些現象的描述性解釋。涵蓋寬泛的社會理論和很牢固的結果要求強大的前提假設和重大的簡化，並且裝成不需要這樣做，則是荒謬可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