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茂春：“一帶一路”開啟·中國開放3.0

“一帶一路”可以說是中國改革開放第三個大的階段的開端，命系中國未來十年。

清華大學經濟外交研究中心主任、WTO問題專家何茂春認為，“絲綢之路戰略意義堪比入世”。過去的30年裏，他走遍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專註研究世界貿易，他認為“習總書記說我們要高舉自由貿易的大旗，也就是說我們要接受已經形成的普遍的規則”。

“各方面都需要走出去”

梁為:在中國的“一帶一路”之前，日本就曾提出絲綢之路外交帶，美國也實施新絲綢之路計劃。“一帶一路”與它們相比有何異同？

何茂春:日本提出絲綢之路外交始於1997年，初衷是保障能源來源的多元化。美國，則先有1999年的絲綢之路戰略法案、2005年的大中亞計劃，2011年又提出新絲綢之路計劃。不過都由於金融危機而後繼乏力。

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和它們有重疊的地方，但範圍更廣，是涉及東南亞、中亞、西亞、北非的區域合作大聯盟。輻射人口數十億，橫跨幾大洲。中國的推動，是按照各個國家和區域的實際發展情況以及中國現實的可能性，來建立雙邊或者是多邊的自由貿易和區域合作的構想，並且中國尊重每一個國家的政治與經濟制度，求同存異，並不帶有意識形態色彩。

梁為:在這種國際競爭和合作的坐標下，“一帶一路”戰略的機遇和挑戰在哪裏？

何茂春:全面區域合作，將有利於中國的“走出去”和經濟安全。我們與更多國家展開從生產領域到商業貿易領域、金融技術等方面的合作，這有利於我們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倒逼國內的改革，經濟、法制，同時會帶來文化與思想的革新。

從挑戰來看，第一，我們自身的國際化、市場化程度並不高，在走出去方面還缺乏經驗；第二，相當多的其他經濟體有自己的國際發展計劃，與我國“一帶一路”接軌還要很長時間；第三，不同國家對中國“一帶一路”戰略的理解與接受度也不同，有的國家積極，有的國家相對冷淡，障礙仍然很多。

梁為:你曾說“一帶一路”戰略意義堪比當年加入WTO，為什麽？中國的“一帶一路”戰略，會不會對現有世界的普遍貿易規則帶來顛覆性影響？

何茂春:我將中國對外開放經濟改革分為三個階段，一是1979年的改革開放後；二是加入世貿後；三是這次的“一帶一路”戰略後。“一帶一路”可以說是中國改革開放第三個大的階段的開端，命系中國未來十年。

在這第三階段的開端，中國剛好發生這樣一個轉折，就是中國現在的資本輸出規模已經接近或是超出了我們引資的規模。中國而今是一個從資本到產能到人才各方面都需要走出去的國家。這是成為大國的必經之路，意義堪比入世。

但我認為，我們並不是去改變甚至顛覆現有的國際貿易規則，或國際體系。習總書記不久前說我們要高舉自由貿易的大旗，也就是說我們要接受已經形成的普遍的規則。當然，我們可以去幫助這個現有體系在發展中完善，同時有一點自己的創新。

自貿區是“一帶一路”的先鋒

梁為:林毅夫教授曾將“一帶一路”比喻為中國版的馬歇爾計劃，對此提法你怎麽看？

何茂春:林教授的這個比喻很生動、形象，也非常有趣。馬歇爾計劃的當時，歐洲正處於經濟崩潰的邊緣，馬歇爾計劃給歐洲注入活力，扶持了歐洲，也幫助了美國自己。如今，中國有相當的能力幫助“一帶一路”上的相關國家建立互聯互通的各種各樣的基礎設施，為其經濟的發展帶去新的活力，同時幫助中國自己，另外從金融角度來講，中國將建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用於“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基礎建設，這就是比較典型的類似於馬歇爾計劃的方案。

只不過，中國目前的國際地位無法與當時的美國相比。另外，我們的“一帶一路”是建立在互利共贏的基礎上，而不是在對某一個地區的援助。

梁為:“一帶一路”的內在需求是什麽？

何茂春:如前面所說，中國現在的資本輸出規模將超出引資規模，我們將走入一個資本輸出的時代。這種走出去，將倒逼國內的改革，從更大的經濟體制改革，到法治觀念的改革，到產能轉移、產業升級，到企業的經營理念、管理水平、人才培養等。“一帶一路”是由我們的內在需求來推動的，它就是一場深入的改革。

梁為:倒逼之下，國內改革將會有哪些立竿見影的作用？同時，會有哪些長期的作用？

何茂春:立竿見影的作用，無論是依法治國、經濟民主、環境保護，還是保障民眾權益、政府的透明度等方面，馬上將促進我們的改革。法制方面，產業政策、相關產業法律、貿易法律等不合理的地方很快就會得到調整，立法很快會有立竿見影的效果。另外，當我們的企業走出去後，企業治理水平、觀念、人才能力都將顯現出我們的某些優勢和某些不足。

從長期來講，中國會走向全面依法治國，建立民主與法制的國家，建立真正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

梁為:中國的自貿區建設在加速，上海、天津、福建、廣東自貿區已落地，都被認為與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經濟帶構建相關，自貿區與絲路之間的關系是什麽？

何茂春:幾個自貿區的落地是“一帶一路”戰略的組成部分。自貿區是改革實驗區，為下一步改革提供經驗，也是“一帶一路”戰略的先鋒。天津靠近北京，北方的制造業、創新產業有著明顯的優勢，京津一體化會帶動北京的技術、新技術，文化創意文化產業，這方面肯定是天津的優勢與定位。上海連帶江浙民營經濟，在金融服務、高端制造業方面擁有優勢。天津、上海，更多的是面向歐美及東亞。廣東的優勢就是貨物貿易、加工貿易和服務貿易，面向的更多是東南亞。它們的特點沒有明顯的差異，正好是帶動長三角、珠三角和環渤海這三個中國經濟龍頭。

“一帶一路”將助中國文化影響世界

梁為:過去30年，你從“北、中、南”三線路走訪過絲綢之路沿線國家，也走訪過海上絲綢之路。以你的觀察，周邊國家對中國崛起的態度和期望是怎樣的，對“一帶一路”的接受度如何？

何茂春:各國對中國崛起的態度比較復雜。中國和平崛起，大家都看在眼裏，所以沒有明確反對中國崛起的。當然，中國崛起改變了世界的格局，一些國家存在擔憂是可以理解的。但他們也帶有期望，希望中國能夠真正地復蘇世界經濟，也希望中國能夠遵守已經形成的關於價值和規則的共識，希望崛起的中國能幫助各個國家建立一個更符合未來的互聯互通自由流暢的發展模式。

李總理訪問的哈薩克斯坦等中亞國家，他們盼望互聯互通的基金能夠直接讓他們受益，也希望中國的基礎設施建設能夠幫助他們建立更加暢通的鐵路公路和機場等設施。有的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希望我們能幫他們先把港口建起來，有的國家非常具體地跟我們談如何把“一帶一路”建好，有的國家更是希望能跟中國建立自由貿易區。

梁為:不僅是經濟，還有政治、文化的意義。你覺得“一帶一路”對周邊或者世界文化的走向會不會有影響？

何茂春:“一帶一路”的規劃首先是一場思想上的革命。中國歷來就有以利制利、厚往薄來、宣道揚德的外交思想，所以與其說是“創新”，不如說是“復興”。過去的幾千年當中，我們差不多有一千多年是世界經濟老大。但以前我們沒有主導過世界的發展，沒有真正地融入全球化，沒有全球的思維，我們的天下觀還停留在東亞。所以這次要我們以更高的境界、更寬廣的胸懷來豐富我們的文化。這樣，“一帶一路”也有利於中國文化真正地走向世界。

全世界現在最普世的是基督教文化和伊斯蘭教文化，我們的文化的內涵和文明的價值觀是什麽呢？如今，我們必須真正認真地思考這個問題。中國的傳統文化要創新，也要改革，“一帶一路”對於中國的文化是一種創新的機遇。當然，世界文化也將會因為中國文化的融入而帶來新的活力。我認為，中華文化中仁義、和諧、大同等價值觀，有可能對未來全球化產生主導影響的新文化。

梁為:你的履歷中有廣東的一頁，能否具體談談“一帶一路”對於廣東意味著什麽？

何茂春:廣東是我的第二故鄉。建設絲綢之路對於廣東來說，應該說是一個難得的好機會。廣東在中國有史記載的兩千多年中，從未間斷地作為海上絲綢之路的一個起點。在中國幾乎排外到極致的時代，例如晚清和“文革”，廣東還有十三行和廣交會。廣東的優勢是別人替代不了的，它的外貿經濟規模、制造業規模，與東南亞的貿易往來、人文交流，都是無可替代的，廣東也應發揮更多作用。

但和香港一樣，廣東的傳統優勢也在日益減少，主要原因是創新雖快，但競爭對手創新更快。廣東應該做些什麽？首先是，政府要作為，出臺相關政策，如建立絲路基金，鼓勵一些企業走出去，把自貿區建設好，簡政放權，放松管制，提高政府的透明度提高政府服務的水平。加大人才培養、培訓力度，以縮小與京津、長三角的差距。廣東的行業協會、商會要發揮更大的組織和調節以及解決國際爭端的作用；從企業的角度來說，廣東的企業應該開放度更高，不能局限於低端制造，要提高自己的核心創造力，提高國際化的水平和國際市場的拓展能力。 何茂春 （本文最初發表於《時代周報》，不代表清華大學世界和平論壇的觀點或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