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環境下文學的發展

電子媒介時代，文學的外部環境變了，文學的生產、傳播和接受方式也在變。就當前文學的狀況看，它創作與理論批評的格局發生了變化，文壇代際沖突也在發生，這些都勢必會驅使文學批評要調整其已有的思維，且文學創作與理論批評都要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變化，從而進入到一個充滿挑戰與機遇的新時代。

一、當前文學的格局新變及其面臨的問題

2009年10月，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文藝爭鳴》雜志和首都師範大學文學院聯合主辦了當代文學六十年國際學術研討會。白燁在題為《“三分天下”：當代文壇的結構性變化》的發言中，認為當前文學批評是“專業批評、媒體批評、網絡批評各占‘一片天’”，這無疑把文學批評的基本格局做了一個簡練的描述。

不過，就當前整個文學狀況而言，似乎處於“四分天下”局面，即專業作家與評論家、學院派作家與評論家、自由作家與評論家及新媒介作家與評論家共生共存，共同執掌文學之牛耳，共同分享文化市場的榮耀與苛責，而且這種“四分天下”的格局也增加了學術界對當前文學評估的難度及讀者對文學走向判斷的難度。

1.當前文學的“四分格局”

的確，當前文學創作與評論已經不再是過去長期存在的以各級作家協會專業作家和評論家統領天下的局面，而代之以四類作家、評論家的多元共存，共同創造今天文學的繁榮並共同分享市場利益與讀者效應。

一是依賴作家協會、文聯的專業作家、簽約作家及評論家。中國作家協會、全國文聯和各省市級作家協會及文聯機關裏都設有辦公室、創作聯絡部、創作研究部等部門，有的還設有直屬的文學院；而且中國作家協會、全國文聯和各省市作家協會、文聯都辦有自己的文學刊物，如中國作家協會就有《文藝報》《作家文摘報》等兩報、《人民文學》《中國作家》《小說選刊》《長篇小說選刊》《詩刊》和《中國校園文學》等六家刊物和作家出版社。如陜西省作家協會就主辦有《延河》文學月刊，還主辦有《小說評論》這樣的理論評論刊物；四川省作家協會也主辦有《四川文學》月刊和《當代文壇》雙月刊。在作家協會這些部門上班的一般都屬於專業駐會作家和評論家。這類作家、評論家大部分具有公務員身份或事業單位編制，他們主導著作家協會和文聯的各種文藝評獎，盡可能地依賴作家協會和文聯的文學刊物生存，這是所謂體制內的作家與評論家。

另外，近幾年中國作家協會就實行了“重點作家扶持工程”，而各省市作家協會還實行了“簽約作家制度”，對社會上創作比較活躍的作家、評論家進行創作與研究資助，這些作家無疑也受到各級作家協會的引導，屬於半專業作家的性質。

二是學院派作家與評論家。這類作家、評論家主要身處大學中文系、文藝研究機構與各社科院文學研究所。他們的創作雖然具有業余性，但因為這些作家本身從事文學專業教學與研究，就使其創作帶上了專業色彩，尤其是大學和文學研究機構裏的教授和研究員的評論工作具有很強的專業性，比較註重學院的一套嚴密的邏輯，因此，學院派文學評論就顯得比作家協會的專業評論家更為嚴謹。而且學院派作家和評論家可以利用大學豐富的圖書館、學報、研究生教學等一些資源優勢，形成一個話語自產自銷的鏈條和一個以師生關系為基礎的創作與評論的話語圈。在學院派作家與評論家中，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師範大學、中國人民大學、覆旦大學和南京大學等國內名牌大學中文系任教的，或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等單位供職的，他們占有著絕對的學術資源和話語權，掌控著文學史書寫和當代作家作品闡釋的權利，還是國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項目等各種文學研究課題的評審人，甚至也被作家協會或一些文化媒體邀請參與各種文學獎的評選，等等，因此對當前文學創作與評論的影響很大。尤其是他們充分地利用文學理論、現當代文學等課程資源利用和講授的權利影響學院外的作家，並適當地調適圈外的作家和評論家的創作與批評的方向，形成了比較強大的學院化的文學權利。

三是自由作家與評論家。這是所謂真正體制外的作家與評論家，他們中相當一部分加入了各級作家協會，但因為其職業離文學圈子遠，且其創作與評論主要處於業余狀態，因此作家協會和文聯對他們幾乎難以形成約束，他們不過是作家協會和文聯團結和提攜的對象。學院派作家與評論家也不是他們依靠的對象。這類作家不受體制的約束，也不在文壇圈子裏混，反而缺少了江湖氣息，也不受文壇某些“潛規則”的制約，寫作更具有自由度，更有個性，也更加商業化或個體化。如以韓東等為代表的“他們詩歌群”和沈浩波為代表的“下半身寫作”等，就是詩歌創作界典型的自由寫作群體。如王小波的寫作，是自由知識分子的寫作，屬於個性化的真正的知識分子的寫作。如海巖、鄭淵潔等是真正的商業寫作，更具有讀者意識，更善於與書商合作並充分利用新信息和新媒體，擴展自己的話語空間，更善於追趕新潮流、滿足新趣味，成為時尚化閱讀的先鋒。

四是新媒介作家與評論家。這類作家、評論家主要是電視劇作家、網絡寫手、博客批評家。這是當前最重要也最活躍的一部分，他們利用新媒體，發表作品，傳達自己的聲音，他們不在乎文學體制內的認可，更不理會專業批評的聲音，對學院作家和評論家也不屑一顧，甚至有時候有意地與作家協會的專業作家、評論家及“學院派”等主流聲音形成對抗的態勢。如韓寒就是最早利用新媒介而出名的作家，葉匡政就是近幾年裏由博客而出名的評論家。而現在數以萬計的網絡寫手和博客批評家，可以說占據了天時地利人和的優勢，在年輕讀者中享有很高的聲譽。新媒介作家與評論家的成名大體都經歷了網絡熱身、博客造勢和報紙正名的一個過程，是媒介時代充分積累“文化資本”並轉而出賣“文化資本”的一類信息精英。

新媒介作家與評論家數量大、成分覆雜，來自各個階層，而且現在也不僅僅是“80後”、“90後”能夠命名的了，各種年齡都有，屬於很難用管理第一類作家、評論家的方法和制度來規範的群體。在個人網站、網絡論壇裏或博客裏，他們每一個人都有一份自己的文學天空，都有創作、發表和評說的資質，都是文學的主人。目前，新媒體作家與出版商聯系最緊密，也真正體現了傳媒的力量，充分利用了新媒體的話語權，並吸引新媒體讀者的作家。如果說，網絡文學不是經典文學的話，那至少可以稱他們是真正的平民寫手，即使網絡寫手被官方出版社簽約或被作家協會邀請參加活動或人會，但他們的平民身份和話語是不會改變的。

2.當前文學面臨的問題

當前文學的“四分格局”因為四類作家處於相對均衡狀態而顯得比較平穩。但不排除隨著第三類、第四類作家、評論家的崛起而導致“四分格局”的失衡，而且也不排除將來四類作家、評論家彼此互相融合、交叉的可能。需要指出的是，在這種當前“四分天下”的格局下，文學依然面臨著一些現實的問題。當然，這些問題主要不是新媒介的挑戰，也不是各類作家、評論家之間的分化與鬥爭而形成的文學亂象，最主要的問題恐怕是以下三個：

一是文學創作處於兩種立場的困局。當前文學創作與評論都處在左右搖擺之中，作家與評論家要麽是采取一種“偽精英立場”來發言，要麽就是站在“去精英立場”來寫作與說話。“偽精英立場”就是那種假裝很有責任感的立場，貌似絕對正確和純粹的寫作姿態，實際上是一種看似高雅的“商業策略”，是一種利用讀者對精英文化的敬重而討好讀者的勢利行為，也是一種為博取文化主管部門好感及主流文學圈青睞的投機行為。最近，由王蒙、陳曉明肯定“當代文學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遭到了張檸、肖鷹、林賢治等評論家和作家的強烈批判就可以看出，這裏面就有文學界對“偽精英立場”的反感。而“去精英立場”是那種徹頭徹尾的對傳統精神的背叛的寫作，是那種有意地站在審美對立面的時尚化、流行化的寫作。這兩種立場都將改變以往文學所具有的社會影響力，尤其是文學在文化建設中所具有的引導力。當然，文學與一般性的文化娛樂消費品別無二致了，那麽文學的獨特的社會功能就會被削弱。

二是傳統的文學體制會日益失去其領導權，而讓位於新媒介，或讓位於產業規則。新媒體不可能消失，時代在發展，社會在進步，將來可能還會出現更多的新媒體。但新媒體的出現無疑對傳統文學體制會形成一定的消解，如何去利用新媒體並使之成為文學新的發展空間，是值得當前作家協會、文聯機構重視的。尤其是網絡對現有文學創作與評論的影響已經是不可忽視的現象，值得作家協會與文聯的重視。當前文化產業化政策的大力實施，本來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它對文學創作與傳播的影響也將是深遠的。文化產業化過程中一定要防止一切以商業利益為判斷標準，要防止文學生產、傳播和接受完全受產業利潤原則的控制，不然的話，產業利益至上就會消解文學一貫的精神追求和文化關懷。一句話，新媒體和文化產業政策對國家文學體制範圍內或系統內的一切結構都是一種生存的挑戰，將迫使國家調整文藝政策，采取新的方式來管理與規範文學創作。

三是學院派作家、評論家面臨著話語危機。在以上這四類作家、評論家中，第一類和第二類聯系比較緊密，因為目前大學中文教育還是傳統的模式，還主要從紙質媒體上獲得信息，發出聲音，另外，大學與作家協會、文聯在文化聯系上，意識形態的對接上，還屬於一個體系，於是他們之間的聯系具有天然的緊密性。但隨著作家協會和文聯影響力的弱化，學院的聲音也可能變得日漸式微。而且今天的大學中文教育本身就面臨著困境和危機。隨著大學越來越重技術、重實用，以及大學教育日益大眾化以及教育產業化程度的日益增強，文學教育已經失去了其傳統的作為人文教育核心的地位。況且中文教育的對象對文學創作與評論的要求更為覆雜、更為實用，因此，如果不進行改革的話，大學中文教育不但無法承擔起教育的使命，更不可能在當下文學建設中發揮很大的作用，這也是學院派作家與評論家面臨的挑戰與機遇。

可以說，當前文學創作與評論正處在社會轉變的關鍵時刻，文學創作與評論的格局不斷在變化，而且還將面臨系列新問題、新挑戰，甚至新的困境，因此在新形勢下文學生態如何保持平衡，如何變得更加良好，是不得不認真思考的課題。

二、當前文壇代際緣何激烈沖突

2010年3月中旬，北京媒體上刊登了王蒙和郭敬明的“老少對話”。這兩位年齡懸殊的作家能夠互相尊敬，並且真正進行兩代人的對話的確令人高興。王蒙是新中國第一代作家，郭敬明可以說第四代作家了，應該說這兩位之間存在著很大的文化的差異和創作的差異，他們成長時各自所處於的文化環境，尤其是文學生態是完全不一樣的。很奇怪的是，媒體好像以看熱鬧的姿態在進行報道，特別是《新京報》以《郭敬明隔代“力捧”王蒙》為標題來報道此事，給讀者兩種感覺：一、好像“王蒙”這樣的老作家能夠被郭敬明這樣的“80後”作家尊敬是一種恩賜似的；二、郭敬明這樣的“80後”作家好像過去對老作家太不恭，現在怎麽突然就要捧王蒙呢？不過，無論這個標題給讀者什麽樣的暗示，都折射出當前代際沖突的文學生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