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躺在那兒，周圍都是老年人，”她說，“我同她們熟悉後，知道了她們出了什麼事。”她注意到她們的治療和她很不一樣。“一整天都有醫生和治療師來看我、治療我，而他們只是在出門的時候，對我鄰床的那位老人揮揮手，說一句：‘好好努力！’”

他們傳遞的信息是：這位年輕女士的生命還有各種可能性，而她們的沒有。

“正是這次經歷使我堅定了研究衰老的決心。”卡斯滕森說。但是當時她並不知道會這樣。“在我生命的那個時刻，我並未踏上日後成為斯坦福教授的路途。”然而，她的父親覺得她躺在醫院太無聊，遂借此機會給她在當地的一所大學注冊了一門課程。他會去聽所有的課，並錄下所有的授課內容， 再把磁帶帶給她。她是在醫院，在骨科的女病房里，學習了她的第一門大學課程。

對了，那個第一門課是什麼呢？是《心理學導論》。躺在病床上，她發現自己正在經歷著她所學習的那些現象。從一開始，她就能夠明白專家哪些地方說得對，哪些地方說得不對。

15年以後，她已經成為學者，那段經歷促使她構想了一個假設：我們如何使用時間可能取決於我們覺得自己還有多少時間。當你年輕、身體健康的時候，你相信自己會長生不老，從不擔心失去自己的任何能力，周圍的一切都在提示你“一切皆有可能”。你願意延遲享受，比方說，花幾年的時間，為更明媚的未來獲取技能和資源。你努力吸收更多的知識和更大的信息流，擴大自己的朋友圈和關係網，而不是和媽媽黏在一起。當未來以幾十年計算（對人類而言這幾乎就等於永遠）的時候，你最想要的是馬斯洛金字塔頂端的那些東西——成就、創造力以及“自我實現”的那些特質。但隨著你的視野收縮，當你開始覺得未來是有限的、不確定的時候，你的關注點開始轉向此時此地，放在了日常生活的愉悅和最親近的人身上。

卡斯滕森給她的假設起了一個玄妙的名字：社會情緒選擇理論（socioemotional selectivity theory）。她做了一系列的實驗驗證她的想法。在一個實驗中，她和團隊研究一組年齡從23歲到66歲的成年男性。其中有些人身體健康，而有些人身患艾滋病。研究人員給研究對象一副牌，上面描述了他們認識的一些人，這些人同他們的親近程度各不相同，有家庭成員，也有他們讀過的書的作者。他們需要根據與這些人度過半個小時的意願的強烈程度排列這些牌。總的來說，研究對象越年輕，就越不珍惜與情感上親近的人共度時光，而更喜歡與提供潛在信息或新朋友來源的人交往。然而，在患病的研究對象中，年齡差異則消失了。一個患艾滋病的年輕人的喜好和一個老年人的喜好是一致的。

卡斯滕森極力尋找她的理論的漏洞。在另一個實驗中，她和團隊研究一組年齡從8歲到93歲的健康人。當他們被問及願意怎樣度過半小時的時候， 喜好的年齡差異又十分清晰。但是，當他們被要求只是想像將要辭世的時候，年齡差異又不見了；年輕人的選擇和老年人相同。接下來，研究人員讓他們想像醫學上的突破使他們可以增加20年的壽命，年齡差異再次消失——不過，這一次，老年人作出了和年輕人一樣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