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圖·葛文德《最好的告別》(27)

“我躺在那兒,周圍都是老年人,”她說,“我同她們熟悉後,知道了她們出了什麼事。”她注意到她們的治療和她很不一樣。“一整天都有醫生和治療師來看我、治療我,而他們只是在出門的時候,對我鄰床的那位老人揮揮手,說一句:‘好好努力!’”

他們傳遞的信息是:這位年輕女士的生命還有各種可能性,而她們的沒有。

“正是這次經歷使我堅定了研究衰老的決心。”卡斯滕森說。但是當時她並不知道會這樣。“在我生命的那個時刻,我並未踏上日後成為斯坦福教授的路途。”然而,她的父親覺得她躺在醫院太無聊,遂借此機會給她在當地的一所大學注冊了一門課程。他會去聽所有的課,並錄下所有的授課內容, 再把磁帶帶給她。她是在醫院,在骨科的女病房里,學習了她的第一門大學課程。

對了,那個第一門課是什麼呢?是《心理學導論》。躺在病床上,她發現自己正在經歷著她所學習的那些現象。從一開始,她就能夠明白專家哪些地方說得對,哪些地方說得不對。

15年以後,她已經成為學者,那段經歷促使她構想了一個假設:我們如何使用時間可能取決於我們覺得自己還有多少時間。當你年輕、身體健康的時候,你相信自己會長生不老,從不擔心失去自己的任何能力,周圍的一切都在提示你“一切皆有可能”。你願意延遲享受,比方說,花幾年的時間,為更明媚的未來獲取技能和資源。你努力吸收更多的知識和更大的信息流,擴大自己的朋友圈和關係網,而不是和媽媽黏在一起。當未來以幾十年計算(對人類而言這幾乎就等於永遠)的時候,你最想要的是馬斯洛金字塔頂端的那些東西——成就、創造力以及“自我實現”的那些特質。但隨著你的視野收縮,當你開始覺得未來是有限的、不確定的時候,你的關注點開始轉向此時此地,放在了日常生活的愉悅和最親近的人身上。

卡斯滕森給她的假設起了一個玄妙的名字:社會情緒選擇理論(socioemotional selectivity theory)。她做了一系列的實驗驗證她的想法。在一個實驗中,她和團隊研究一組年齡從23歲到66歲的成年男性。其中有些人身體健康,而有些人身患艾滋病。研究人員給研究對象一副牌,上面描述了他們認識的一些人,這些人同他們的親近程度各不相同,有家庭成員,也有他們讀過的書的作者。他們需要根據與這些人度過半個小時的意願的強烈程度排列這些牌。總的來說,研究對象越年輕,就越不珍惜與情感上親近的人共度時光,而更喜歡與提供潛在信息或新朋友來源的人交往。然而,在患病的研究對象中,年齡差異則消失了。一個患艾滋病的年輕人的喜好和一個老年人的喜好是一致的。

卡斯滕森極力尋找她的理論的漏洞。在另一個實驗中,她和團隊研究一組年齡從8歲到93歲的健康人。當他們被問及願意怎樣度過半小時的時候, 喜好的年齡差異又十分清晰。但是,當他們被要求只是想像將要辭世的時候,年齡差異又不見了;年輕人的選擇和老年人相同。接下來,研究人員讓他們想像醫學上的突破使他們可以增加20年的壽命,年齡差異再次消失——不過,這一次,老年人作出了和年輕人一樣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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