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場的時候，只聽她們說過一次她們倆共同的過去，不過她們說得閃爍其詞的。我感覺到她們倆有著共同的秘密。有一天，當我和露姬從馬比庸地鐵站走出來時——那是十一月的一天晚上六點鐘的時候，夜幕已經降臨——她認出了某個人，那人正坐在拉貝格拉酒吧的大窗戶玻璃後面的一張桌子旁。她往後退了幾步。那是一個五十歲上下的男子，表情嚴肅，棕色的頭髮平貼在腦袋上。他與我們差不多是面對面，也有可能看見了我們。但我覺得他正在跟旁邊的某個人交談。她抓住我的胳膊，把我拉到福爾街的另一邊。她跟我說，兩年前，她就因為亞娜特·高樂的關係認識了那個家夥，當時他打理著九區的一家餐館。她壓根兒沒預料到會在這裏遇見他，因為這裏是左岸。她顯得憂心忡忡的。她使用“左岸”這兩個字，仿佛塞納河就是一條分界線，把兩個分屬不同國家的城市分割開來，就像金屬捲簾門一樣。拉貝格拉咖啡館裏的那個人成功地越過了這條邊界。他在馬比庸十字路口的出現真的讓她惴惴不安。我問她那人叫什麼名字。墨塞里尼。那她為什麼要躲開他呢。她沒有明確地回答我的問題。她只是說，這家夥喚起了她最糟糕的回憶。她一旦與什麼人斷絕往來，那會是決絕的，在她看來，他們都已經死了。假如這個人還活著，有可能與她狹路相逢，那麼最好還是轉移到別的街區去。

我安慰她，讓她放下心來。拉貝格拉跟別的咖啡館不一樣，店裏的顧客有些鬼鬼祟祟的，與我們正在行走的這個大學生和放蕩不羈的藝術家、作家組成的街區很不協調。她跟我說，這個墨塞里尼，她是在九區認識的？沒錯，拉貝格拉正如聖日耳曼-德-普雷的皮嘉爾的附屬，但人們不是很明白個中原因。只需要走到另一邊的人行道上，避開拉貝格拉就行了。沒有必要更換街區。 

我本該說得語氣堅決些，讓她閉口不再提及這件事情，但我知道萬一她想說服我的話，她大致會怎麼回答……我在童年和青少年時期不知見過多少墨塞里尼一類的人，過後我們總會問自己，這些家夥幹的到底是什麼樣的非法勾當……我不是經常看見我哥哥和這夥人廝混在一起嗎？這麼多年過去了，我也常想，可以對這個名叫墨塞里尼的人展開一些調查。可那又有什麼必要呢？對於露姬，除了我已經知道的那些或者猜測出的那些事情，我不會了解到更多的東西。我們果真要對我們剛開始人生之旅時認識、後來又被我們放棄的人負責嗎？我父親，還有所有那些和他在賓館大廳或者咖啡館的後間裏竊竊私語、帶著我永遠也不會知道裏面裝著什麼東西的箱子的人，我要對他們負責任嗎？那天晚上，發生那件冤家路窄的事情之後，我們走到了聖日耳曼大街。我們走進維嘉書店的時候，她好像鬆了一口氣。她有一張書單，那些書都是居伊·德·威爾建議她讀的。這張書單，我現在還保存著。每一個參加聚會的人，他都會向他派發這種書單。“您沒有必要把這些書同時讀完，”他習慣這麼說，“最好選出其中的一本，每天晚上在睡覺之前讀一頁。”

《天堂裏的第二個我》 

《上帝在奧貝蘭的朋友》 

《珍珠之歌》 

《曙光柱》 

《光明財寶的十二個救護者》 

《器官或微小的中樞》 

《神秘玫瑰園》 

《第七個山谷》

這都是些淡綠色封面的小冊子。剛開始的時候，在阿根廷街我的那個房間裏，露姬和我，我們會高聲朗讀這些書。當我們沒有道德準則的時候，這是一種約束。現在想來，我們讀這些書的方式並不一樣。她希望從中發現人生的真諦，而讓我著迷的則是那些詞語的鏗鏘有力和句子的悅耳動聽。那天晚上，在維嘉書店，她好像忘記了那個什麼墨塞里尼以及此人帶給她的那些沈痛記憶。今天，我終於明白了，她閱讀那些淡綠色的冊子和“不存在的路易絲”的傳記，並不是要尋找一個行為準則。她只想逃走，逃到更遠的地方，用劇烈的方式割斷與日常生活的聯系，呼吸到自由的空氣。然後，一想到被你拋在身後的那幫家夥會找到你，要跟你算賬，你就會時不時地感到惶惶不安。必須隱藏起來，才能躲開那些訛詐者，希望有朝一日能夠徹底擺脫他們。去那裏，去山上的頂峰，或者外海，呼吸自由的空氣。這種事情我太明白不過了。我也一樣，我依然拖拽著那些慘痛的回憶和孩提時的噩夢形象，我要收攏前臂、緊握拳頭對付它們，讓它們消失得無影無蹤。 

我跟她說轉移到人行道的想法很愚蠢。最後，我終於把她說動了。今後，從馬比庸地鐵站出來後，我們不再避開拉貝格拉。一天晚上，我甚至把她帶到了那家咖啡館裏面。我們站在櫃臺前，不屈不撓地等待著墨塞里尼。還有過去所有的幽靈。跟我在一起，她什麼都不怕。只能是直視著幽靈的眼睛把它們逼退，除此以外沒有更好的辦法。我覺得她又恢復了信心，即使墨塞里尼出現的話，她都不會動一下。我教她用斬釘截鐵的語氣說一句話，我處在這種情況下都能脫口而出：“您搞錯了，先生……不是我……我很抱歉……您認錯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