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造的進化》發表100周年紀念

2007年是柏格森著作《創造的進化》(L’évolution créatrice)發表100周年。柏格森以其敏銳觀察力，在這部劃時代的哲學著作中，指明了現代哲學研究的關鍵論題，把生命當成哲學思考的焦點和原動力，使哲學不僅更緊密地與人的生活命運結合在一起，而且也使哲學與自然科學找到了相互結合的關節點。當代哲學、科學技術和整個社會在一個世紀以來的發展進程，已經並將繼續證實柏格森的思想的深刻性和前瞻性。為此，2007年成為了當代法國哲學家圍繞柏格森而重新思考人類文化和哲學的生命本身的歷史契機，力圖把握21世紀全球社會發展的珍貴轉折機遇，以柏格森的思路為主要參照點，重新探索哲學與科學相結合共同揭示生命奧秘和實現文化創新的可能前景。

一、柏格森哲學的生命力

2007年，法國及整個西方哲學界圍繞柏格森著作《創造的進化》所召開的各種研討會以及為此發表的各種最新著作，主要是重新探索《創造的進化》的重要意義，並由此全面重新估價柏格森哲學思想在法國，以至整個西方哲學史上的地位。

一位思想家的卓越貢獻，往往不會在一次性的探索中全面完成。這是因為，一方面，任何一位真正思想家的創造過程本身，總是內含活躍的生命力，其內容和思路複雜而富有波動性；另一方面，歷史也具有其自身的生命，時時或隱或顯地重組，形成歷史生命的各種力量相互牽制，構成緊張的張力網，其方向潛在著多維度的發展可能性，其內容也不斷地發生變化。所以，任何歷史評估都勢必一再地反覆進行，特別是要依據和結合各個時代的具體條件來進行。

關於柏格森哲學的性質及其在哲學史上的應有地位，哲學界向來有很多爭論。[1]在當代法國哲學史上，柏格森哲學的命運和遭遇是多變和曲折的。[2]當他在世時，他的哲學才華及其著作的文風魅力，曾經廣泛地吸引大多數人對他的尊重，以至在20世紀最初30年內達到將他個人神秘化，並對他產生崇拜的程度。

1889~1934年，柏格森先後發表《論意識的直接材料》(Essai sur les données immédiates de la consciences, 1889)、《物質與記憶》(Matière et mémoire, 1896)、《論笑》(Le rire, 1899~1900)、《形而上學導論》(Introduction à la métaphysique, 1903)、《創造的進化》(L’évolution créatrice, 1907)、《精神能量》(L’énergie spirituelle, 1919)、《道德與宗教的兩個根源》(Les deux sources de la morale et de la religion, 1932)及《思想與變動者》(La pensée et le mouvant, 1934)等重要著作，使他不僅在1900年被選為法蘭西學院院士，而且在1928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柏格森哲學的獨創精神，使他在法蘭西學院的課程，總是座無虛席。著名作家查理·貝居(Charles Péguy, 1873~1914)、艾略特(Thomas Stearms Eliot, 1888~1965)，哲學家馬里坦(Jacques Maritain, 1882~1973)、吉爾松(Etienne Gilson,1884~1978)、讓·瓦爾(Jean Wahl, 1888~1974)及許多科學家等，都成為他的忠實聽眾。

但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柏格森漸受冷落，盡管當時名噪一時的薩特[3]、梅洛-龐蒂[4]和列維納斯等人均直言不諱地聲稱柏格森思想對他們的深刻影響。

應該感謝安德列·羅比奈(André Robinet)和德勒茲(Gilles Deleuze, 1925~1995)，因為前者在1959年柏格森百年誕辰時，特地發表紀念文章[5]，倡議隆重紀念這位思想家，還為他編輯出版了《柏格森著作文集》[6]；後者則在風起雲湧的1968年學生運動前夕，發表《論柏格森主義》，強調柏格森哲學的主要貢獻就在於提出“多質多元性” (la multiplicité)的概念。[7]

德勒茲在柏格森哲學寶庫中的新發現，不但推動了柏格森思想的研究，而且也促使人們重新思考啟蒙以來的現代性原則對整個哲學史研究的複雜影響。

由此出發，從20世紀70年代至今，柏格森的哲學一再地被重估，並因此推動了當代法國哲學的更新。

為了盡可能準確把握柏格森思想的精華，既要具體地探索貫穿於他的著作中的基本思路，又要圍繞他所面對的歷史論題，尋找他所處時代的哲學爭論的焦點。所以，從20世紀90年代起，法國哲學界研究分析柏格森的著作，幾乎涉及各個方面，其中最重要的包括：維亞德·巴倫著《柏格森》[8]、加利佑著《柏格森導讀》[9]、巴爾巴拉斯著《經驗的轉向》[10]、布拉多著《論當場顯現與超越的場域：柏格森哲學中的意識與否定性》[11]及沃爾姆著《“物質與記憶”導讀》[12]等。

在此基礎上，研究柏格森的專家、巴黎高等師範學院“法國現代哲學研究中心”主任兼裏爾第三大學哲學教授弗列德里克·沃爾姆(Frédéric Worms, 1964~)，在發生世紀轉折的2000年，倡議召開題為“關鍵時刻1900年的哲學”(Le moment 1900 en philosophie)的研討會，以柏格森哲學為軸心，集中探討20世紀轉折時期的哲學氛圍及其焦點。研討會並不單純表面地只比較當時出版的各種重要哲學著作及其思想，也不停留在觀察當時流行的各個學派及其理論，而是試圖發現1900年的哲學思考的中心論點及其歷史根源和廣闊的人文社會科學基礎，同時又使之與2000年加以比較，以便總結出貫穿前後兩個時期的本質性思想特征。[13]

弗列德里克·沃爾姆在他的最新文章中畫龍點睛地概括了柏格森的主要貢獻。沃爾姆說：柏格森的天才發現，就是明確而具體深入地揭示了作為哲學研究主題的“生命”中所隱含的“思想與時間之間的矛盾”(la contradiction entre la pensée et le temps)[14]。正是這個思想核心，使柏格森哲學無愧成為法國哲學史發展的新轉折點：它宣告了統治300年之久的“笛卡爾時代”的終結以及新哲學時代的開始。[15]

“生命中的思想與時間之間的矛盾”這一命題，實際上已經以最濃縮的象征性語言，概括了一個世紀以來西方哲學的整個理論爭論的基本精神。

二、作為“絕對”的精神生命

柏格森的思想的珍貴性，恰恰在於他自覺地視思想創造為生命，並比他的同時代人更深刻地把握了文化和哲學創造的焦點論題，以他人無法企及的廣闊視野和敏銳洞察力，試圖在對於生命的哲學探討中把握解決關鍵論題的鑰匙。

柏格森一生始終不停地思考哲學和生命的基本問題，並試圖一再地探尋新的可能性，重新依據科學和文化的最新成果的啟發，推動他的哲學思路在生命自身的創造進化中不斷更新。所以，他從一開始就懷疑傳統形而上學和認識論的基礎，試圖根據當時科學的最新發現，全面反思達爾文進化論及其他實證科學的基本原理，再反過來思考從生命的角度進行哲學改造的可能取向。

實際上，從19世紀下半葉開始，以生物科學和生命科學的發展為基礎而發生的技術革命及其對全球經濟，乃至整個社會結構的沖擊，使西方哲學從19世紀末起，就面臨如何更新哲學基礎研究的挑戰性問題；分析哲學、現象學、生命哲學、存在主義、新馬克思主義、新托馬斯主義、人格主義等學派，都紛紛以其基本觀點為基礎試圖和盤托出改造哲學的新方案。不僅著名哲學家，而且傑出的自然科學家、人文社會科學家、文學家和藝術家，包括羅素、胡塞爾、柏格森、愛因斯坦、彭加萊、韋伯、杜爾凱姆、弗洛伊德、狄爾泰、普魯斯特等，都紛紛在同一時期接二連三地圍繞類似主題發表著作，其共同點就在於揭示：科學技術的進步及其後果，已經使古典傳統哲學的思維模式及其基本方法論完全失效；哲學、文學和科學創造必須圍繞生命論題而關懷人的命運。

當時，如果說愛因斯坦是以其天才的相對論，顛覆了舊科學認識及其機械論思考的典範，那麼，柏格森就在哲學上敏銳地抓住了“時間”論題的要害，試圖使哲學徹底打破舊形而上學的桎梏，實現哲學本身的科學改造。然而，號稱最符合科學精神的分析哲學代表人物羅素，卻在1910年強烈地攻擊柏格森新哲學的基本範疇“直觀性” (Intuition)，並不惜回溯到啟蒙時代，借用伏爾泰對盧梭的批評語詞，嘲笑柏格森“試圖把我們拉回蜜蜂和螞蟻群的生活方式”[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