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拒絕缺席的時間

在進入歷史研究的實作之前，Anthony Giddens 早已「在理論上」預先幫我們解決了社會科學與歷史整合的問題。就 Giddens 提出的有關社會構成的本體論，社會學與歷史學的學科分野變得沒有必要。從批判與客存世界(object world)脫鉤的語言學式結構主義出發，Giddens (1979: 1-95)把例行化(routinized)的社會實踐，亦即互動的模式化與持續，視為實存的結構，並在時空脈絡裡探究其如何在行動者反思性的實踐裡再製與變化。社會實踐並非僅只是行動者被動地（不加反思地）跟從既定的規則，同時也是一種創造，受到規則約束的創造。在社會實踐的過程裡，行動者再製了結構但也改變了它。結構不再僅只是一種限制而已，它也賦予行動者改變現狀的能力。Giddens 因此說 

「結構同時是社會實踐的中介與結果(medium and outcome)」，消解了結構與行動的兩分對立，並在此結構雙元性(duality of structure)的觀念上建立他的結構化(structuration)理論 (1981: 27; 1979: 69)。

Giddens 的結構化理論煞費苦心要把被結構功能論與結構主義所驅逐出去的「時間性」重新帶回來（Giddens 1979: 54-55; 1981: 29-36）。人類經驗本質上是歷史的，帶有時間性。「所有事物在時間上均處於不斷運動的狀態」(Giddens 1979: 46)，不斷地告別過去、進入將來；現在(presence)只有形而上的存在。在「時間拒絕缺席」(Time refuses to be eliminated) (Giddens 1979: 62)下，結構化理論裡的結構與過程不分，不再一成不變。時間既是社會構成(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不可或缺的面向，就此立場，Giddens (1979: 8) 在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一書的序文裡宣稱：「時間性恢復作為社會理論不可分割之面向後…歷史與社會學在方法上就難以區分了」。內文裡他又重述：「社會學的特質應該而且本來就是歷史的…社會科學與歷史在邏輯上與方法上就是無法區分」(Giddens 1979: 230)。

歷史與社會科學在理論與邏輯上難以區分，一個「水乳交融」的境界，Giddens 長篇累牘固然已經論辯無遺，但在「方法上」具體指的是什麼，還是沒有清楚交代。在方法學上或許應該先回答一個問題：人類生活的時間經驗是不是有其對應的論述方式？換成一個比較Giddens 式的問法：帶有時間面向的社會構成是不是有特定的論述方式，可以更適切地再現社會實存(the representation of social reality)？

三、歷史解釋與敘事

歷史這個字眼在中、西方文字裡都包含著雙重意涵：過去真實發生的事件以及有關過去的陳述。前者牽涉到的是指涉什麼(reference)的問題，裡頭包含著「真實的宣稱(truth claim)」，也因此伴隨著接受「經驗檢驗」的義務。後者—有關過去的陳述—牽涉到的則顯然不僅只於把事件一件件照著時間順序排列，而是如何讓陳述過去變得有意思 (make sense)或有知性(intelligible)的問題。在台語裡，陳述過去的事—「講古」—就是說故事，對於再現過去的論述方式已經做了明確的選擇：敘事。但在學術界裡，這個問題可沒有那麼容易取得定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