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是何理由？

在尋找理由時，世界貿易中心和五角大樓的目擊者遵循了極為普遍的人類慣習。我們甚至可以將人界定為理由給定的動物。按照定義，其他靈長目也使用語言和工具，甚至有其文化；但只有人在年少時開始給定和要求理由，並在日後的生活中繼續求問理由。

理由對“X為什麽（做了或應該）做Y？”這一問題提供了有條有理的答案。X可以是你，如果你向我解釋為什麽在會面時遲到；也可以是我，如果我解釋自己如何中了彩票；還可能是撞向世貿中心和五角大樓的劫機者。X並不一定是一個或一群人；X可以是上帝、邪靈、伊斯蘭教、共產主義，或者幹脆是“他們”。X可以是個人、群體、組織、類屬、勢力，也可以是看不見摸不著的東西。X引起Y。

在世貿中心大劫難中，人們在不同層次上給出理由，包括：

劫機者為什麽劫持飛機，並撞向大樓？

大樓為什麽燃起熊熊烈火並轟然坍塌？

（對於親歷者來說）我當時為什麽那麽做？我們（不管我們是誰）當時為什麽那麽做？

（對於親歷者和旁觀者來說）其他人（個人或群體）為什麽那麽做？

為什麽會有恐怖主義？

在更寬泛的意義上，為什麽會有暴力?

這本書兼顧不同的層次，一方面設身處地理解理由的給定，另一方面對這一現象追根究底。我試圖了解，人們如何且為何為他們所做之事、別人所做之事、發生在他們身上之事以及發生在別人身上之事給出理由，這些理由又在哪些方面有所不同——我的關註點不在人生、邪惡或生命之脆弱這些宏大的理由，而在於不同類型的人在日常生活與工作、遇到麻煩、評判他人或遭遇九一一這種緊急情況時所給出或接受的具體理由。

本書側重於理由給定的社會層面：人們如何共享、交流、爭辯和共同修正既有的理由，而不考慮個人神經系統如何處理新接收的信息。我並不關註人們給出的理由是對是錯，是好是壞，合理還是不合理。我感興趣的是人們給定理由的社會過程。對於為什麽某些事情會發生（且如此發生）的概括性學術討論，我沒有多費筆墨，遑論如何就重大事件發生的理由取得一致意見。

九一一襲擊引發了大量的辯論。“無可爭議的一點是，”一本討論九一一襲擊意義的文集主編指出，“九一一的潛在意義只有通盤考慮才能獲得理解，但這個盤有多大，卻是一個吵得不可開交的問題。”（Hershberg and Moore 2002:1）兩位主編認為，對九一一襲擊給出的嚴肅理由包括基地組織（al-Qaeda）的極端狂熱、被誤導的美國外交政策、中東地區政權的獨特性、曾經穩定的（如果又是危險的）世界秩序的瓦解，等等。我對這些議題並不陌生。我本人的大量研究都在試圖厘清宏觀政治過程的理由：為什麽革命會爆發，民主化和去民主化為什麽發生，為什麽恐怖主義會有如此多的表現形式，諸如此類。但本書並不打算探討這些宏大的政治問題，而關註人們面對面時理由給定的社會過程。理由的給定在這麽小的場景同樣重要。

我們稍後將看到，理由的給定將人們相互聯系起來，即便旁觀者可能覺得這些理由站不住腳、裝模作樣或荒誕不經。在充滿未知的情況下，例如九一一襲擊，對於眼前所見，多數人依據過去與他人的互動模式給出理由。不同的群體之間，不同的情況之下，不同的社會關系，模式選項大有不同。但不管具體內容如何，理由為行為舉止提供了理論依據，並為正在發生的事情提供了共享的描述。它們還道出了理由的給予者和接收者之間的關系。

再回到九一一襲擊時位於世貿中心的理由給定。在親歷者中，面對眼前發生的一切，緊急救援人員和市政府官員至少有類似經歷、備選選項和例行程序可供借鑒。大樓裏絕大多數工作人員卻沒有這麽豐富的經驗。連見多識廣的查克·艾倫（Chuck Allen）也在災難發生時先後給出了不同的理由。

艾倫當時在位於北樓八十三層的拉瓦交易公司從事計算機操作工作。他還是一位有執照的飛行員和業余無線電報務員。早上8點45分左右，艾倫看見一架飛機在哈德遜河上向南低飛，他感到頗為驚訝，但以為飛機正駛向紐瓦克機場。但隨後不久，他註意到飛行員加大飛機油門的熟悉聲音，隨後聽到飛機撞向他上方十三層的轟鳴聲。大樓開始晃動，瓦礫開始墜落，墜落的飛機燃油開始引燃烈火。

驚恐的計算機程序員用對講機問他是怎麽回事，艾倫大喊：“好像是一架噴射機撞上了大樓！”（Der Spiegel 2001:48）之後，在和其他人一起從八十三層快速向樓下跑時，他試圖用帶在身上的雙向無線電向外發出求救信號：

剛接通，他就被潑了一碰冷水：“為了保證緊急呼救信號的暢通，所有波段都被清空。請立刻關閉對講機。”他們以為他是在胡鬧。從聽到的零星對話中，他了解到，一架美國航空公司的噴氣式飛機剛剛撞上大樓。他無法理解。“好吧。飛機撞上了，看來沒錯。但為什麽撞上大樓呢？有沒有搞錯，整個哈德遜河都在飛行員的面前。這家夥出什麽毛病了？”（Der Spiegel 2001:55）

在艾倫領著一群人從八十三層逃至樓下，跑到大樓北側的廣場上時，一個警察告訴他：“我們相信這是故意的。”（Der Spiegel 2001:108）一系列新的理由開始浮現。

即使在逃離被撞大樓之時，紐約九一一襲擊的幸存者已經開始尋找這場災難的理由。格裏·加埃塔（Gerry Gaeta）是負責管理世貿中心的紐約港口事務管理局的一名建築師。在回憶自己從北樓八十八層（比查克·艾倫的出發點高了五層）驚險的逃生經歷時，加埃塔講述了自己和辦公室同事從瓦礫和黑暗中死裏逃生的經歷。物業部的伊萊恩·杜奇（Elaine Duch）渾身都被飛機撞擊所引燃的大火燒焦，連衣服都燒化在皮膚上。

伊萊恩是最早一批跑下來的人之一。她和物業部的另一位秘書多琳·史密斯（Doreen Smith）在一起。為[拉裏·]西爾弗斯坦（[Larry] Silverstein）[大樓的候任承租人]工作的一個女孩將一件毛衣裹在伊萊恩的腰上，幫她稍微遮掩一下。毛衣的兩只袖子在腰後打了一個大結。多琳走在伊萊恩的前面，為她開路，並防止她摔下來，我走在她的身後，拽住大結，這樣她就不會摔倒。我們就這樣走完了八十八層樓。在走到七十六層時，我們路過一個本用作擋煙隔板的交叉走廊。它長約五十英尺，在兩側各有一個用於阻隔煙霧的防火門。我們順利通過了第一扇門，但怎麽也打不開第二扇門。我踢了十幾下，仍然紋絲不動。我開始想，這有可能是恐怖分子陰謀的一部分——他們可能已經算計到人們會試圖逃脫，所以鎖上了樓梯裏的門。事後想來，實際情況可能是，飛機撞樓產生的震蕩損壞了這扇門，把它卡住了。（Murphy 2002:52–53）

加埃塔的第一反應是，恐怖分子將這場襲擊算計得滴水不漏。但作為一位訓練有素的建築師，他後來卻覺得事情沒這麽簡單；他覺得這場撞擊有其意料之外的後果。

至少，在後來講述自己的故事時，迪安·墨菲（Dean Murphy）、米切爾·芬克（MitchellFink）、路易斯·馬賽厄斯（Lois Mathias）以及《明鏡》周刊的記者們為了他們生動的九一一紀實而采訪的幸存者，都幾乎不假思索將自己親歷的災難視為一場恐怖襲擊。原因可能是美國法院已經給試圖在1993年用一輛載滿炸藥的貨車炸毀世貿中心的穆斯林激進分子定了罪。也可能由於美國政府受科爾號驅逐艦2000年在也門遭炸彈襲擊的提醒，在九一一之前很久就已經向美國人警告奧薩馬·本·拉登（Osamabin Laden）的險惡用心（State 2001a）。

不管如何，許多幸存者還將九一一視為揭開新一次大戰的卑劣襲擊，將它看作另一場珍珠港事件。在美國航空公司十一號班機撞上鄰近的北樓時，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的經濟學家理查德·布朗（Richard Brown）正攜夫人卡西（Cathy）和四個孩子中的兩個（分別為七歲和十歲）在位於世貿中心的萬豪大酒店參加全美商業經濟學會的年會。布朗一家得以快速疏散。理查德·布朗後來說：“在兩架飛機撞上世貿大樓之後，我們在巴特裏公園等待。我告訴孩子們，這很像珍珠港事件。他們有時會通過最新大片來理解這一類事情。我告訴他們，這就好像《珍珠港》和《泰坦尼克號》的混合版。”（Murphy 2002:110）至少對於接受采訪的幸存者來說，他們噩夢般經歷的理由並不難找。恐怖分子試圖幹掉他們，並幾乎得手。

經過細想，幸存者和目擊者常常會把故事講得更為復雜。鄰近的曼哈頓社區學院（Manhattan Community College）二年級學生金伯利·莫拉萊斯（Kimberly Morales）的想法有了改變。她在學校附近看到了飛機撞樓、爆炸、大火以及北樓最終的倒塌。她還看見絕望的人們從樓上躍下摔死的慘狀。在談到自己回布魯克林的路上時，她說：“我一路不能自已。我想了很多關於政治的問題。我一腔怒火，不知該如何發泄自己的憤怒。我們政府裏的那些本該阻止這類事情發生的人到哪裏去了？在我們遭受劫難的時候，他們是不是正在價值上百萬的遊艇上花天酒地？”（Murphy 2002:128）。對理由的尋找很快導致對責任和過錯的追究。就算是不知姓名的恐怖分子駕著劫持來的飛機撞上了南北雙塔、五角大樓以及賓夕法尼亞的農田，某些人員的瀆職給了恐怖分子以可乘之機，讓他們順利劫持了飛機。

公職人員同樣在追究理由、責任與過失。紐約市長朱利安尼在九一一當天召開了廣受贊譽的記者招待會，將理由放到大背景之下：“我相信，全體紐約市民會向所有在今天遭到惡毒攻擊的人展現出我們的決心和我們的支持，我們會恢復我們的正常生活，我們會告訴所有人，邪惡的、懦弱的恐怖分子不可能阻擋我們這個自由國家的腳步與運行。我們將為此傾盡全力。”（Adlerand Adler 2002:9）理由——試圖破壞“自由國家”運行的“邪惡的、懦弱的恐怖分子”——決定了合適的反應：冷靜沈著，決不退縮。

同一天，美國國務卿科林·鮑威爾（Colin Powell）對襲擊發布了一份類似的回應：“我們又一次看見恐怖主義；我們看見恐怖分子，這些人不相信民主，這些人相信通過摧毀大樓，通過謀殺平民，他們可以實現其政治目的。他們可以摧毀大樓，他們可以殺死平民，我們也會為這種悲劇感到難過；但我們永遠不會允許他們絞殺民主精神。他們摧毀不了我們的社會。他們摧毀不了我們對民主的信念。”（State 2001b）根據國務卿鮑威爾的說法，這場悲劇的原因是心靈扭曲的恐怖分子以為——錯誤地以為——他們可以通過摧毀美國的公共建築物來動搖美國人民的堅強意誌。在毀滅性的九一一襲擊九天之後，美國總統喬治·W.布什（George W. Bush）在對國會的演講中進一步闡述了鮑威爾的理由，指認出罪魁禍首，並把他們和全世界的邪惡勢力聯系起來。“我們的反恐戰爭，”布什宣布，“將首先針對基地組織，但並不止於此。在發現、制止並搗毀每一個全球性恐怖組織之前，我們絕不罷手。”（State 2002: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