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念廣告成為標簽

做了第一季《中國好聲音》之後，有一次我去青島參加一個活動，《新周刊》執行總編封新城老師對我說：“真沒想到，在《中國好聲音》裏面，你居然可以野蠻生長到現在這個樣子！”說實話，我也覺得有點兒不可思議。

一開始接手《中國好聲音》，我是有心理準備的。這個節目清晰地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導師選學員，第二個階段是學員對戰。在第一階段，主持人無非是客串而已，只有熬到了第二階段，才會正式登上舞臺，表現機會很少不說，我甚至連個“主場”的機會都沒有——節目是在上海錄制的。

上海，可不比杭州的溫和熟悉，裏裏外外充滿洋氣，自然是精致挑剔。到這兒來“拜碼頭”，總有點兒許文強從北京來上海闖天下的感覺。好吧，我承認這個說法有點兒美化自己了，其實我差不多只是丁力，從鄉下來城市求個活計。（反正最後我沒死，哼。）放下大上海不說，人也不熟。這個節目是浙江衛視和星空傳媒聯合做的，我的團隊中的那幫兄弟都沒機會參與其中，就我一個！

李白在《俠客行》裏寫道：“十步殺一人，千裏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我在直奔上海的路上，忽然有了點兒這樣的感懷。可到了現場，我就傻眼了，事實上，根本沒有那麽瀟灑浪漫，我倒有點兒形影相吊、孑然一身的意思。

沒辦法，既來之則安之吧。我可是專業主持人，就是靠這個吃飯的，不能給浙江衛視丟臉。說實話，做前兩期節目的時候，我心理壓力非常大，而且特別孤獨，很懷念我們臺的錄影棚和演播大廳，也想念和我一起摸爬滾打的同事們。那時候最強烈的一個感覺是，什麽都不順手，連麥克風好像都沒有我們浙江衛視的好用，更別說什麽舞臺和燈光了。

不僅如此。一個主持人，只能留在臺後，沒有搭檔，沒有串詞，不需要更多的展示，只是負責采訪，調動學員情緒，鼓舞他們上場好好發揮，然後就和親友團一起，分享從臺上傳達出來的情緒。等節目錄制完成，走出錄播間，一個人我都不認識，也沒人搭理我。我就一個人遊走在錄制現場，沒有了曾經的參與感，也無須去關註後期的節目效果，我仿佛是個會主持的“邊緣人”。

既然節目形式如此，我自當盡力把自己該做的事情都做好，但讓我萬萬想不到的是，我的表現一開始就引起了那麽多人的質疑。

《中國好聲音》的熱播引起了媒體和觀眾的強烈反應，人們對節目的看法存在分歧，不同的人喜歡不同的歌手，互相激烈地辯論，可對我意見基本一致：“華少完全不應該存在。”

還原一下當時的情景吧。

浙江衛視上上下下沈浸在高收視率的歡愉中，人人臉上都帶著笑，談話都離不開《中國好聲音》；所有導師都被媒體追捧，他們成了這個節目最出彩的元素之一；所有學員的演出也都成為微博及視頻網站的寵兒，街頭巷尾都在議論。只有我，只有那個“戲份兒”不多、形影相吊的我，被大家挑了出來，“千夫所指”，集體否定，而且，事態的整個發展過程中，沒有一個人替我說一句話。

雖然我事先有些心理準備，料想到可能會有不同的聲音，但當事情發生時，還是抑郁到了極點。毫不誇張，我連看微博的勇氣都沒有，我怕看見別人評價我的詞句，怕在任何地方看到我的名字。

坦白說，我在錄制第一集和第二集時工作量是最大的，不僅要適應制作團隊，盡快跟節目融合，還要把學員們的資料牢記於心，去和他們聊天，一起見他們的親朋好友，把每個人的故事都捕捉到手……

這可不是嘮家常，所有這些過程都是有攝影機在拍攝的。換句話說，我一直都在錄節目，導師們說話的時候我在錄，學員唱歌的時候我也在錄，就差吃飯睡覺沒被錄下來了。

在第一階段的節目中，不少人看到我和歌手的親友團站在一間封閉的屋子裏，看著演出現場視頻，偶爾我會出現一下，還是沾了親友團的光。其實，那可不是導演偶爾捕捉到的一個鏡頭，那臺機器一直亮著，我們的一舉一動都在被錄制，錄完一組接著錄下一組，錄完之後等到播出，卻通通被剪掉。可憐我每集節目要出鏡幾個小時，到頭來卻只有二十幾個鏡頭，每個鏡頭不超過20秒！

最令人心有不甘的是，那麽多功課，那麽多努力，非但沒有得到肯定，反而得到了一句“不應該存在”的評價！

我當時的心情低落到了谷底，恨不得節目趕緊結束收工回家。唯一支撐我繼續走下去的，是我一直和自己說的話：不管別人多麽小看我、嘲諷我，自己不能小看了自己。哪怕被公眾指責得體無完膚，至少也要得到業內的承認——華少是一個專業的主持人。

我硬著頭皮撐！

轉折在第三集出現了。前兩集播出後，節目整體反響出乎意料地好，到了第三集時，節目組決定增加廣告的環節。於是，就有了上一節說到的那段經歷。

或許，這就是人們常說的“有意栽花花不開，無心插柳柳成蔭”吧。但我如果用“精誠所至，金石為開”來形容這一切，是不是也算貼切？

那集節目過後，我念的那段廣告被很多人模仿傳播，從策劃本身而言，我們達到甚至超過了預期的效果，的確值得高興。節目組似乎也認準了這個模式，希望在以後的每一集裏都穿插這樣的廣告。

從那以後，我的工作赫然多出了一項內容，那就是念廣告。以前我參加各種活動，怎麽可能會有這個環節？而現在，不論我走到哪裏，都必然會讓我念上一段。活動主辦方常常會啪地給我一個廣告說：“你就照著這個，快點兒念出來就行！”

剛開始，我還會客氣地提醒一下：“確定嗎？念快了現場可沒人聽得清楚的！”

“無所謂，大家不就圖個樂呵嘛！”的確，主辦方圖的就是樂呵。

記得有一次，因為太過疲憊，我在臺上把廣告詞給念錯了，心裏正琢磨著，要不要開個玩笑敷衍過去，結果臺下掌聲雷動，觀眾倒是真不介意，還一個勁兒地喊：“再來一個，廣告，再來一個！”

這是什麽情況？我是在念廣告，不是唱歌跳舞？廣告還要再來一個，還有返場，我是該高興呢，還是該悲哀呢？嘿嘿，我先偷著樂會兒去。

挑戰之後是經驗

念廣告給我開辟了一條“華少特色”的成長道路，之後的事情雖有波折，但已無大礙。《中國好聲音》持續打破浙江衛視綜藝節目的收視紀錄，我也慢慢把到了觀眾的脈，逐漸變得遊刃有余。到了2012年9月30日，這種氣氛被推到了頂點，最終留在臺上的四位學員終極PK，那漫長的五個半小時，他們有親友團相伴，而我，只有一個人。

那天，仿佛就在昨天，歷歷在目。

2012年9月30日，《中國好聲音》總決賽，氣氛非常緊張。這一天，我搜尋前30年的人生，從未有過類似經歷。

那樣一個舞臺，主持人一旦站上去，面對的就是現場六萬人的觀眾，比例是1∶60000；彩排時間30分鐘，演出總時長為五個半小時，比例為1∶11！主持人氣場再強大，也會被現場的熱潮一波一波地撼動，在那個舞臺上要做什麽，似乎全然不可控。這就是我那天的處境。

那天，我有兩道坎兒要過。首先，比賽流程雖然很明晰，但演出過程註定會被各種因素影響。大家可能還記得，那天除了比賽唱歌，還有嘉賓和藝人頒獎。這些活動是無法彩排的，只能靠現場發揮。其次，舞臺很大，現場直播，我需要出現在最應該出現的位置，讓鏡頭避開一些畫面，幫助導播創造最好的播出畫面，但這之前同樣也無法彩排。

這兩道坎兒屬於業務範圍，我打起一百二十分的精神小心應對。還有一項是“附加”環節，雖然我駕輕就熟，但在那樣的場合顯得格格不入——現場居然要插播廣告！這讓我非常尷尬，觀眾是買票進來看演唱的，還要被迫在現場看廣告……

如果觀眾有怨氣，一定不會沖著導師或者學員發泄，而是沖著我。之前錄制後再插播廣告，只給電視機前的觀眾看，還情有可原，但現在要強迫現場觀眾忍受“翻來覆去”的廣告，說實話，我有點兒不知所措。那兩天我一直沒睡好，為這事忐忑不安，生怕到時候出亂子。

因為是第一次在幾萬人的體育場直播綜藝節目，我們臺上上下下和節目制作方都很緊張，緊張的結果就是有時候看上去有些紊亂。

9月29日夜，本來說要彩排，我們就在駐地等著，但彩排的時間一延再延，直到淩晨兩三點鐘也沒人通知我過去，於是大家幹脆洗洗睡了。

第二天，也就是9月30日當天，早上九、十點鐘，一位導演組的工作人員找到我，開始對稿，簡單交流之後，他通知我下午到現場彩排，而後匆匆離開。

到了下午，我如約到達現場，本想抓緊時間上臺走走流程，找一下舞臺上的感覺，然而直到下午近五點，才正式通知開始彩排，而總決賽晚上七點半就要開場。沒辦法，我只得匆匆走了個流程，30分鐘不到，就被工作人員拉下臺，趕到化妝間做造型，真是一分鐘都耽擱不起！

總決賽就是在工作人員的奔忙中開場的，整個過程用“驚心動魄”來形容一點兒也不為過。好在最後呈現出的效果還不錯，算是對所有參與節目的人員的莫大安慰。

直播結束之後，我走下臺，大喘一口氣，老婆第一時間沖到我面前，跟我說：“這麽長時間，一口水沒喝，一次洗手間沒去，你屬駱駝的啊！”半分鐘後，我才反應過來，問了一句：“是嗎？”五個多小時，我竟然毫無感覺。

“好聲音”的忙碌過後，我和幾個朋友一起打牌。說起五個小時沒喝水、沒去洗手間的經歷。沒有一個人相信還有人說我吹牛。“好吧，那我們打個賭吧。從現在開始計時五小時，我不喝水，不去洗手間，我輸了請你們吃飯。”計時開始，一小時、兩小時、三小時。好吧，不用數了。我認輸。如果我不認輸，我的褲子也會認輸的。

曾經看到過這樣一種理論，說身體能夠根據大腦的選擇產生應激反應。未必有很多主持人有機會在六萬觀眾面前主持現場直播節目，但我有這樣的機會，這是我的榮耀，雖然過程艱難，甚至險象環生。上臺的那一瞬間，我知道，之前的那些付出、堅守、苦悶、焦慮……在六萬現場觀眾面前，是天經地義、合情合理的！

我在《中國好聲音》的這段經歷就像坐過山車，高攀俯沖，波峰波谷，不感慨造物弄人都不行。用周星馳在《唐伯虎點秋香》裏的臺詞來說：人生大起大落得太快，實在太刺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