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山南麓的輪台地區最受矚目的工作是尋找西漢在西域的早期政治中心——西域都護府遺址，⑩一般認為今輪台縣策大雅鎮的烏壘城遺址即西漢時代的西域都護府遺址。(11)20世紀70年代以來，考古工作者在輪台地區還勘察了阿格拉克古城、奎玉克協爾古城(柯尤克沁古城)炮台古城、黑太沁古城、昭果特沁古城、卡克勃列克古城等城址，其中一些城址發現有漢代遺物。但是目前還不能確定漢代西域都護府遺址的具體城址。(12)

羅布泊和若羌地區是漢王朝在西域經營最多的地方，漢代的樓蘭、鄯善古國都在這一地區。這裏主要的漢代城址有布淖爾土垠遺址、LE古城、LA古城、LK古城、LL古城、“且爾乞都克古城”等。

關於這些古城遺址與歷史文獻記載的漢代城址關系，目前學術界還存在爭議。有學者根據出土漢簡等認為，古代樓蘭道上的布淖爾土垠遺址，可能是西域都護府左部左曲候或後曲候的治所；(13)LE古城早期是樓蘭國都，後期是西域長史治所；(14)元鳳四年(前77)，樓蘭王從LE古城遷至若羌縣城附近車爾臣流域的抒泥城，即“且爾乞都克古城”，作為鄯善國都城；(15)LA古城可能是西域長史治所或“樓蘭之屯”的遺址；(16)LK古城可能是西漢伊循城故址、LL古城則可能是西漢伊循都尉府所在地。(17)焉耆縣城西南12公裏的博格達沁古城，平面大致呈長方形，周長3000多米，這是焉耆盆地最大的漢代城址。關於此城址，學術界看法不一，有焉耆國都城員渠城、尉犁國都、焉耆鎮城等多種說法。(18)

北疆地區奇台縣石城子有一座東漢時期的古城遺址，城址內出土過大量漢代文物。該城址有可能是曾設有漢朝官署的疏勒古城。(19)疆是遊牧民族生活的地方，也是中原王朝爭奪控制草原的前哨和基地。巴裏坤發現的漢永和二年(公元137年)碑、敦煌太守裴岑大敗匈奴呼衍王紀功碑、漢永元五年(公元93年)任尚紀功碑等，反映了漢代中央政府對這裏進行國家管控的歷史。(20)

中古時代的北庭故城，亦稱護堡子古城，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吉木薩爾縣城北。古城規模宏大，略呈長方形，分內、外二城。在城西北隅出土了唐代銅質官印“蒲類州之印”，還有工藝水平很高的銅獅、石獅、葡萄紋銅鏡龜、開元通寶、刻花石球、下水管道及陶器等。從北庭故城城址形制與其出土遺物來看，與內地文化的一致性是顯而易見的。北庭故城遺址已被批準為世界文化遺產(作為絲綢之路世界文化遺產組成部分)。

目前考古已經發現的西域唐代城址有多座，如庫車縣城附近的唐代安西都護府治所(亦為古龜茲國的伊羅盧城)——皮朗古城亦稱哈拉墩；高昌故城，漢稱高昌壁。兩漢魏晉時期，戊己校尉屯駐於此，此後曾為前涼高昌郡治、麯氏高昌王國國都、唐西州州治和回鶻高昌王都。全城分外城、內城和宮城三部分，布局略似唐長安城。其中的交河故城和高昌故城也已經成為世界文化遺產(作為“絲綢之路”世界文化遺產組成部分)。

屯田是中國古代王朝在邊遠地區實施的一種國家軍政管理與生產組織形式。屯田始於西漢時代的西域，漢代在西域屯田的屯軍具有雙重身份。(21)在新疆地區發現的與屯田相關的遺物、遺跡很多，如：民豐縣尼雅遺址發現的“司禾府印”，說明東漢在尼雅一帶屯田並設有專門管理屯田事務的機構。羅布淖爾北岸土垠遺址出土的漢文木簡內容，大部分與屯田有關。羅布泊北的孔雀河北岸，發現的古代大堤用柳條覆土築成，應為水利工程。樓蘭城東郊考古發現有古代農田開墾的遺跡。米蘭發現的大規模灌溉系統遺跡應該是漢代遺存。輪台縣西南拉伊蘇附近的輪台戍樓為唐代屯田遺址的一部分。

新疆東部至今保存的坎兒井是內地農業與農業技術同時進入東疆地區的物證。坎兒井實際上就是《史記》所載陜西渭北地區的“井渠”。《史記•河渠書》記：“岸善崩，乃鑿井，深者四十余丈。往往為井，井下相通行水。……井渠之生自此始。”(22)“井渠”產生於西漢時代的關中地區，西傳至新疆。

由敦煌至庫爾勒沿線築有漢代烽燧，這些“烽燧”是中央政府的國家工程。燧烽是絲綢之路的重要文化遺產，是中國古代王朝開辟絲綢之路、保護絲綢之路的歷史見證，是中國中央政府對西域實施軍政管理的物化載體。籍此可以說明，新疆早在兩千年前已經是中國的一部分。南疆的克孜爾漢代烽燧遺址見證歷史重要性，2014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作為絲綢之路世界文化遺產組成部分)，說明國際社會對兩年前形成的中國多民族統一國家的認同。與此相關的“河西走廊”上的漢代“玉門關遺址”、“懸泉置”及漢唐“鎖陽城”遺址，也都作為絲綢之路的組成部分而成為世界文化遺產。

西域考古發現的“漢文化”遺存非常多。文字是人類文化的“核心文化基因”。考古發現，漢字是漢代西域時代最早的文字之一，是西域兩千年來一直使用的官方正式文字。20世紀70年代末羅布泊地區清理出土了漢文簡牘文書63件；且末縣紮滾魯克墓地三期文化遺存(漢晉時期)的墓葬之中出土了漢文紙文書；尼雅遺址發現8件王室木劄，以漢隸寫成。新疆地區考古發現的漢字材料及其書寫制度，深受中原影響。這套制度傳入西域應與屯守邊疆的戍卒有關。漢佉二體錢的不斷發現更是西域使用漢文的重要證據。

新疆地區考古還發現很多例織錦上的漢字。如1995-1997年尼雅遺址墓地發現的漢晉時期織錦上有“延年益壽大宜子孫”“長樂大明光”“恩澤下歲大孰長葆二親子孫息兄弟茂盛壽無極”“安樂如意長壽無極”“萬世如意”“世毋極錦”“王侯合昏千秋萬歲宜子孫”“五星出東方利中國”“大明光受右承福”等文字。又如羅布泊地區20世紀70年代末孤台墓地發現織錦殘片上的文字“延年益壽大宜子孫”“長樂明光”“續世”“廣山”“登高望”“望四海貴富壽為國慶”等。這些有文字的絲綢是漢王朝“官式”文化在西域地區存在的反映，它們可能是“朝貢”歷史的物化遺存。西域地方首領對漢王朝的服飾十分重視與羨慕，(23)絲綢是漢王朝饋贈他們的重要“禮品”。他們生前享用，死後隨葬。這些饋贈絲綢一般都出自當地高等級墓葬中。

新疆發現的高等級墓葬的棺槨也反映出華夏傳統文化的影響。1998年在若羌縣樓蘭古城以北出土的貴族墓葬的木棺，木棺頭擋板的圓圈內繪著一只金烏，足擋板的圓圈內繪著一只蟾蜍，分別代表日、月。用金烏和蟾蜍象征日、月天象，是華夏文化的傳統。中原帝王與貴族的墓葬中有很多這方面的內容，如濮陽西水坡新石器時代墓葬中的龍虎北鬥圖與龍虎鳥麟四象圖、(24)湖北隨縣曾侯乙墓漆箱蓋上星象圖、(25)秦始皇陵地宮“上具天文，下具地理”、(26)西安交通大學西漢壁畫墓天象圖、(27)洛陽西漢卜千秋壁畫墓、(28)洛陽淺井頭西漢壁畫墓、(29)洛陽西漢墓中的星象圖、(30)洛陽金谷園新莽時期壁畫墓、(31)山東肥城縣孝堂山石刻的日、月、星象圖，(32)等等。在新疆發現的這件兩千多年前的棺槨，上面的彩繪圖案顯然是移植了華夏文化。

印鑒更具漢“官文化”特色。新疆出土的“漢歸義羌長”銅印，印正方形，臥羊鈕，陰刻篆文“漢歸義羌長”。該印是古羌族人歸屬漢朝後，漢朝中央政府頒發給首領的官印。西域羌族散居在塔裏木盆地各綠洲和帕米爾西河谷中，主要從事畜牧和狩獵，亦兼農業。

在新疆地區的漢唐遺址與墓葬中，還出土了一些漢文典籍。如：羅布泊西漢烽燧遺址中出土的《論語•公冶長》篇簡，羅布泊海頭遺址發現的東漢末年的《戰國策》殘卷和算術《九九術》殘簡，1993年尼雅遺址發現的《蒼頡篇》殘文等。此外還出土有《毛詩》《鄭玄註論語》《偽孔傳尚書》《孝經》《急就篇》《千字文》、薛道衡《典言》、佚名《晉史》《唐律疏義》《針經》和《佛經》等古籍抄本。

絲綢之路開通後，南亞佛教通過中亞、西域傳入內地，融合中國傳統的漢文化，成為漢文化圈的一種重要宗教。西域是佛教漢化的第一站，然後進入甘肅、寧夏、晉北，爾後到達內地。在內地進一步整合，最後傳到朝鮮、日本、越南北部地區。

3、西南絲綢之路的考古發現與確認

西南絲綢之路與佛教傳入有關。佛教基本上從兩條路線傳入中國：一是通過沙漠絲綢之路從南亞、中亞傳至東亞；另一條就是通過西南絲綢之路，從印度經緬甸進入中國雲南、四川等地，然後沿長江流域向東至長江流域下遊。西南絲綢之路的興起應該早於沙漠絲綢之路，因為張騫出使西域時就在今阿富汗看到從印度運去的“蜀布”，也就是說在張騫“鑿空”之前，中國西南地區已經與印度有了商貿、文化來往。(33)近年來有學者根據四川、雲南的考古發現指出，西南絲綢之路可能早在夏商時代已經存在，其證據是雲南大理、晉寧、曲靖和四川三星堆遺址等地發現的齒貝、四川三星堆遺址與成都金沙遺址發現的象牙，均應產於印度。如果這種看法成立的話，那麼西南絲綢之路要上溯至夏商時代。(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