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全球海洋治理概念初探

 海洋與“全球化”具有特殊淵源。海洋可以視為“全球化”的初始物質條件和重要載體。在古代，因為工具和技術的原因，陸地上的時間和空間難以壓縮，人類分別生活在不同的、相互隔絕的世界裏。真正的全球化從大航海時代開始 15。人類現代早期直到當今社會，國家、組織、個體之間大規模的物質、能量和信息交換，很大一部分是通過海上通道進行的。海上通道是“全球化”的大動脈。海上通道也可以看作是“全球化”歷史的基因圖譜；因為一條特定通道的建立、發展和演變情況及其物質、能量和信息的載荷量，往往能夠精確指示特定國際關系、乃至某類全球關系的性狀。

 海洋也是“全球化”的物質鏡像。挪威社會人類學教授托馬斯·許蘭德·埃裏克森總結的“全球化”維度：抽離、加速、標準化、互聯性、移動、混合、脆弱性、再嵌入 16。其中大部分可以直接拿來描述海洋的基本屬性及其運動規律。從系統科學的角度來看，全球海洋系統的物質、能量和信息運動交換模型及其客觀規律，具有特殊的研究和應用價值，甚至可以用來解釋人類的一部分“全球化”現象及其基本原理。通過建立、完善全球海洋治理系統，人們可以進一步充實、完善“全球治理”體系；甚至為全球治理系統本身探索、提供先進的思想和方法。

（一）海洋治理

 海洋治理（Ocean Governance）和海洋管理（Ocean Management）具有明顯區別。美國學者比蓮娜·西西恩—賽恩（Biliana·Cicin-Sain）和羅伯特·克內希特（Robert·W·Knecht）認為，“海洋治理用來表示那些用於管理海洋區域內公共和私人的行為，以及管理資源和活動的各種制度的結構和構成。海洋管理則是指為了達到人們所希望的某一目標而對某一特定資源或者某一特定海域進行管理的過程” 17。治理（Governance）和管理（Management）的不同體現在範疇和內容上，前者更加宏觀、寬泛，內容更加豐富、多元。國內學者認為，公共管理（亦即公共治理）理論引進以及相應的改革運動出現後，海洋管理（Ocean Management）朝著海洋治理（Ocean Governance）的方向轉變，具體特征體現為：治理主體的多元化、治理客體的擴展、管理過程具有互動性、方式和手段多樣化，等等 18。

（二）海洋綜合管理

 與海洋治理（Ocean Governance）概念密切相關的一個概念是海洋綜合管理（ICOM），英文全稱是“Integrated Coastal and Ocean Management”（綜合性海岸帶和海洋管理）。海洋綜合管理（ICOM）的主要目標是有利於沿岸和海洋及其生物資源的可持續開發和利用。海洋綜合管理是一個動態的、跨學科的、重覆的參與過程，旨在促進沿岸和海洋的環境、經濟、文化和娛樂長期發展目標平衡協調的可持續管理。海洋綜合管理采取一定範圍沿岸和海洋區域內人類活動規劃和管理的綜合方法，考慮生態、社會、文化和經濟相關特性及其之間的相互作用。從理想情況考慮，海洋綜合管理項目應在一定地理範圍內密切結合的連貫管理體制內運作。海洋綜合管理的基本原則包括：沿岸和海洋可持續發展原則，環境和發展原則，沿岸和海洋的特殊性、公共性及其資源利用原則 19。

 相關的國際框架和準則包括：1992年聯合國《21世紀議程》第17章；1993年聯合國經濟合作和發展組織（OECD）“海岸帶管理”綜合政策；1993年世界銀行“海岸帶綜合管理準則”；1993年世界保護聯盟（IUCN）“沿岸地區跨部門綜合規劃”沿岸地區開發準則和原則；1995年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沿岸地區和海域綜合管理準則”特別關於地中海海盆；1996年UNEP大加勒比海域沿岸地區和海域綜合規劃和管理準則；1998年聯合國糧農組織（FAO）沿海綜合管理、水產養殖、林業和漁業；1999年UNEP沿岸地區和河谷盆地綜合管理概念框架和規劃準則；1999年歐共體（EC）“邁向歐洲海岸帶綜合管理的戰略”總體原則和政策選擇；1999年歐洲理事會歐洲海岸帶行為準則；2000年《生物多樣性公約》（CBD）當中為了實施《公約》有關海洋和沿岸地區綜合管理及其貫徹執行的現有手段的評述；2004年（CBD）為了實施《公約》確立的海洋和沿岸地區綜合管理方法20。這一國際框架具有開放性，處於發展過程中。

 1992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和2002年世界可持續發展首腦會議特別強調海洋綜合管理的重要性。世界可持續發展首腦會議2002年《約翰內斯堡實施計劃》要求世界各國“到2010年采用基於生態系統的管理方法”和“在國家層面推進海洋綜合管理，鼓勵並幫助各國制訂海洋政策和建立海洋綜合管理機制”。基於生態系統的管理方法（EBM）成為海洋綜合管理（ICOM）的發展方向。國際實踐中的成功範例有：加拿大“東斯科舍陸架綜合管理計劃”；智利“全國海岸邊緣政策”；中國“廈門海岸帶綜合管理項目”；法國“托瀉湖綜合管理項目GITHAU”；丹麥、德國、荷蘭“瓦登海三方合作項目”；德國“奧得河河口區海岸帶綜合管理研究項目”；坦桑尼亞“海洋和沿海環境管理項目（MACEMP）”；泰國“沿岸生境和資源管理（CHARM）項目”；等等 21。目前，還有新增案例不斷出現。

根據估計，自20世紀60年代，全世界140多個沿海國家開展了近700項沿岸和海洋綜合管理（ICOM）計劃，但是這些計劃至今可能只有半數得到徹底的執行 22。究其原因，在後現代、後工業時期，發達國家普遍采用金融、品牌、知識產權和管理等經濟戰略控制手段，來獲取全球資本利潤；這些國家沿海地區大量的高能耗、高汙染制造業遷移到發展中國家和欠發達國家，其自身境內的海洋環境和生態壓力驟減；發達國家的海洋綜合管理實踐難以再有原先、最初的動力。而發展中國家、欠發達國家為了生存，必須承接發達國家的產業、產能轉移，處在開發與保護的兩難境地。因此，海洋綜合管理（ICOM）計劃在發達國家變得後續動力不足；而在發展中國家和欠發達國家面臨戰略阻力，少數的成功案例變成暫時的樣板，但難以全面鋪開。此外，海洋科學技術、海洋管理經驗與技術從“北”到“南”的國際流動不暢也是導致這個局面產生的原因之一。針對這一現象產生的客觀條件和深層原因的相關專業分析並不足夠（比如政治學、經濟學、法學、社會學、人文等學科的專業性分析），並沒有切實、有效的應對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