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張書坤的《新說西遊記總批》直稱《西遊記》為“理學淵源”：“《西遊》一書，古人命為證道書，原證聖賢儒者之道。”⑦“《西遊》一書，自始至終，皆言誠意正心之要，明新至善之學，……上追洙泗之余風，下本程朱之正派。”⑧並說：“《西遊記》是把《大學》誠意正心，克己明德之要，竭力備細，寫了一盡，明顯易見，確然可據。不過借取經一事，以寓其意耳。”⑨

清人劉一明的《西遊原旨讀法》也云：“《西遊》即孔子窮理盡性至命之學。”⑩
清人王韜序《新說〈西遊記〉圖像》稱：“所歷三災八難，無非外魔。其足以召外魔者，由於六賊；其足以制六賊者，一心而已。一切魔劫，由心生，即由心滅。此其全書之大旨也。”(11)

清人尤侗《西遊真詮序》中指出：“蓋天下無治妖之法，惟有治心之法，心治則妖治。記西遊者，傳《華嚴》之心法也。”(12)

總觀明清時期的《西遊記》序跋評點，可見他們對《西遊記》的儒釋道內涵用力甚巨，以為《西遊記》是一部修心的寓言，既包括儒家的“存心養性之學”，也包括道家的“修心煉性之功”和佛家的“明心見性之旨”（語見清人尤侗的《西遊真詮序》）。但這畢竟已經構成《西遊記》與心學關系研究的一個重要階段，拋開表面的三教迷霧，我們也不難從這些評點序跋文字中厘出他們對於《西遊記》所表現的主體意識的肯定和對作品主旨即人格自我完善的揭示。這無疑表明這些評點者已經從各自的角度發現並論證了《西遊記》與明代心學思潮的關系。


二、後魯迅時代：漸入佳境的《西遊記》與心學研究

進入二十世紀以後，魯迅先生的《中國小說史略》在一定程度上認同了謝肇淛等人的說法：“假欲勉求大旨，則謝肇淛之‘《西遊記》曼衍虛誕，而其縱橫變化，以猿為心之神，以豬為意之馳，其始之放縱，上天下地，莫之能禁，而歸於緊箍一咒，能使心猿馴伏，至死靡他，蓋亦求放心之喻，非浪作也。’數語，已足盡之。”(13)並轉引了《西遊記》中唐僧與眾僧們議論佛門定旨，談及“心生種種魔生，心滅種種魔滅”的語句。可見，魯迅先生在《西遊記》與心學的關系方面也與前人有些許同感。不過，這種同感是建立在一個大前提之上的，即魯迅認為“作者雖儒生，此書則實出於遊戲，亦非語道。”(14)與魯迅同時代的胡適在《西遊記考證》中也極力反對“把一部《西遊記》罩上了儒釋道三教的袍子”，認為《西遊記》“並無‘微言大義’可說……《西遊記》至多不過是一部很有趣味的滑稽小說，神話小說；他並沒有什麼微妙的意思，他至多不過有一點愛罵人的玩世主義。”(15)由於魯迅、胡適等人對前人觀點的批評，使得稍後的研究者大都視該書為遊戲性的神話小說，《西遊記》與心學的關系研究由此停滯了近半個世紀。因此，筆者將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的以上論述作為《西遊記》與心學關系研究的前後兩個階段之分界點。

直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之後，學術界才重新開始留意心學對《西遊記》的影響問題，使《西遊記》與心學研究進入第二階段。在這一階段里，學者們舊題新說，各抒己見，使《西遊記》與心學研究漸入佳境，持《西遊記》闡揚“心學”觀點的學者有增無減，已經成為當代《西遊記》研究的熱門話題之一。（以下所引論文論著出處皆在正文和括號中標明，不再另做注釋）近幾十年間，對《西遊記》與陽明心學關系做出綜合研究的著作主要有宋克夫的《宋明理學與章回小說》（武漢出版社，1995年版）、宋克夫及韓曉的《心學與文學論稿》（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版）、許總主編的《理學文藝論綱》（江蘇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張錦池的《西遊記考論》（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劉勇強的《奇特的精神漫遊——西遊記新說》（三聯書店，1992年版）、陳文新及樂云的《〈西遊記〉：徹悟人生》（武漢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等，相關論文有近四十篇之多。歸納起來，這些論文論著主要從《西遊記》的主旨、人物形象、作者三個方面探討作品與陽明心學之關系，下文擬分別述評之。


（一）心學視野下的《西遊記》主旨研究。

1982年，劉遠達先生在《思想戰線》第二期上撰文《試論〈西遊記〉的思想傾向》，開始側重探討《西遊記》與心學的關系，但主要是從心學對作品的負面影響立論的。他提出《西遊記》“是一部用心學來指導人們修心的書”，“是王守仁‘心學’的藝術化，是‘破心中賊’的政治小說”。這里的“破心中賊”亦即從思想上瓦解農民起義。由於本文過分強調作品與政治的關系，因而曾遭到不少學者的批評。

劉遠達以後學者的論著論文則多側重於從陽明心學對作品的積極影響方面探討《西遊記》的心學主旨。論著方面，劉勇強先生在其著作《奇特的精神漫遊——西遊記新說》中就直接針對劉遠達的觀點進行立論，他認為：“心學並非僅僅是‘破心中賊’的哲學，在客觀上還引發過思想解放。《西遊記》受其影響，可以是其中強調個人主觀的一面，小說極大地高揚了人的精神力量，充分表現了渴望擺脫自然和社會的種種束縛，追求不受任何轄制的絕對自由的意願，正說明了這一點。”張錦池先生在《西遊記考論》一書中，從文學思潮的角度提出《西遊記》的創作主旨在於弘揚個性心靈解放，稱該書為“以個性心靈解放為基礎的文藝開山作”。劉著和張著關於《西遊記》與心學關系的觀點雖可以說在這一論題上打開了思路，但卻不甚全面。最早對《西遊記》與陽明心學關系展開正面的專門化論述和全面系統探討的著作是宋克夫教授早在1995年出版的《宋明理學與章回小說》及之後出版的《心學與文學論稿》，宋克夫先生在書中對《西遊記》的心學主旨進行了專門討論，他認為：《西遊記》的“作者通過孫悟空形象所表明的《西遊記》的主體主旨，就在於高度弘揚了主體人格的同時，又要求實現人格的自我完善。這一思想顯然來自於明代心學思潮。”應當說宋著的分析是較為客觀和透徹的，在劉著和張著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作品在“要求實現人格的自我完善”方面與明代心學的契合之處，使讀者更能理解《西遊記》心學主旨的前後一致性。除此之外，許總主編的《理學文藝論綱》也專設“《西遊記》：藝術化的心學”一節，詳細探討小說行文中所體現的心學意識和心學要素。而上世紀末，袁行霈主編的《中國文學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指出“心學的基本思想是‘求放心’、‘致良知’，即使受外物迷惑而放縱不羈的心，回歸到良知的自覺境界。小說特別選用了‘心猿’這一典型的比喻躁動心靈的宗教用語來作為孫悟空的別稱。”就是“想通過塑造孫悟空的藝術形象來宣揚‘明心見性’”。這樣就比較正式地把《西遊記》中所蘊涵的哲理“就是被明代個性思潮沖擊、改造過了的心學”的觀點寫入了高校教材，自此，《西遊記》與明代心學思潮的關系就得到了學術界廣泛接受和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