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激流湧動的時代，必然會出現時代的弄潮兒。“日本職業足球之父”登上歷史舞臺，建立在“地域密著型”理念上的J聯賽啟動，這不啻是一場偉大的變革。然而，一個落後國度的足球，僅僅依賴創辦一個職業化聯賽，就能在一朝一夕間翻身了嗎？

第一章“職業足球之父”登場

有人說他是智者，有人說他獨裁，但無人否認他對日本足球的貢獻。這就是川淵三郎，助推日本足球實現飛躍的第一功臣。川淵有一句名言：“墨守成規從來不是我的風格。”他總是在自我突破，所以，他成功地改變了日本足球。

知天命之年再度出山

1988年5月2日，一個電話，將在古河電工處於半賦閑狀態的川淵三郎推上了時代的風口浪尖。

說他半賦閑，是因為這時他已完全是足球的圈外人。

川淵三郎早年浮出基層進入日本足協管理層，還要追溯到1976年。那一年，他辭去了古河電工主教練一職，開始擔當JSL運營委員。1980年兼任日本足協國足強化部長，在渡邊正主教練病倒後還一度代行主帥一職。這時候的川淵在身份上是古河電工的員工，操持日本足球純屬志願行為，但他仍然忙得不亦樂乎。


時值日本足球深陷1970年墨西哥世界杯出局後的低谷，在亞洲勝績鮮見，球迷向背。1974年，朝鮮“4·25體育團”赴日訪問，旅日朝鮮球迷占據了東京國立競技場過半看臺。日本國足0比4慘敗，場面慘不忍睹。

“這可是主場啊，非常震驚。所以說，日本足球要想變得強大，必須采取和以往截然不同的手法。一味在舊思路的延長線上修修補補，不會有出路。”川淵三郎開始強行突破。

首先嘗試的是國足年輕化。這也是吸取了墨西哥奧運會之後日本足球因青黃不接而墜落的教訓。出征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亞洲區預選賽的全部隊員年齡均在25歲以下，其中就有著名的木村和司、岡田武史、山本昌邦等。然而在亞洲區八強賽中，日本隊卻四戰皆墨。

“這是第二次震驚。國足強化部門分崩離析，但領導層卻仍是老面孔。輸了球，卻還要按老套路循規蹈矩，這樣下去，日本足球變革無望。”川淵忍痛割舍了足球，辭去了全部與足球相關的公職，回到古河電工專注社內業務，但上班族一眼可以望到頭的職業前途和對足球的不了之情，時時在他心頭糾結。

電話是JSL總務主事、三菱重工的森健兒打來的，在業務和足球間分身無術的他希望川淵能夠接過其衣缽。所謂總務主事，相當於後來的J聯盟主席角色。

沒有人比川淵更清楚日本足球的困境，也沒有人比他更清楚日本足球的潛力所在。已經51歲的川淵很快作出了一個連自己都覺得吃驚的決定： “將後半生交給足球，搏上一命，也要推動日本足球大變革。要讓足球成為日本體育的主流。”

使命：全方位職業化

此時的日本足協已經在1986年引進非業余制度，認定奧寺康彥和木村和司為“特別資格證書球員”，球員層面的職業化轉型已然啟動。但川淵瞄準的是更深入一步的制度層面的職業化。

在他看來，屬於企業體育範疇和企業附庸的足球，訓練條件和支持的球迷自然有限；正是這種非職業的足球環境的過久持續，以至於日本僅僅在1968年奧運會上拿過一次銅牌，從此無緣國際大賽。企業足球當然也有好處，比如球員作為企業的一員，可以定期從企業領工資，不管踢得好壞與否，都可以確保安逸的生活。但是，這種體制不利於造就強大的球隊。日本足球必須轉變體制，像歐洲那樣走職業化道路，必須讓足球置身於背水一戰、不得不奮力競爭的環境之下。

無論是俱樂部總裁、教練、球員，還是新聞官、職員，全部足球人都必須無一例外地實現職業化，憑借在足球上的業績謀生並贏得在社會的立足之地。川淵夢想打造的，正是這樣一個無可逃避卻又簡潔明快的世界。

幸運的是，對於社內業務與踢球的兩全之美抑或是顧此失彼，川淵三郎全部深諳於心。他捫心自問，自己有沒有借口踢球而懈怠了主業，有沒有借口主業荒廢了球技？他自認問心無愧。

完成了這樣的自我詰問，川淵確信，他的使命就是斬斷所有足球人的退路。前路只有一條，那就是全方位職業化，不留死角。

促使川淵下定決心的還有另一個重大因素。他要向當時日本社會對於所謂職業體育的偏見乃至無知發起挑戰。當時日本已經存在職業化的棒球聯賽，在他看來，深夜宿醉之後第二天打出本壘打就被媒體熱捧為“職業”雲雲，近乎是一種對職業體育的無知與愚見。職業體育決不能被膚淺化為單純的“看熱鬧”。

這與30年前他的恩師、德國人克拉瑪教練傳授於他，而他在早稻田大學校隊巡遊歐洲之際的所見所聞大相徑庭。

在德國德累斯頓的一所學校，年輕的川淵被眼前的景象深深震撼。8塊訓練場地齊刷刷地鋪開，綠草如茵。孩子們在地毯般的草地上盡情地追逐著皮球；而緊挨著的另一塊場地上，一支職業球隊正精神抖擻地打訓練賽。在一家平凡的社區俱樂部，就連殘障人士也搖著輪椅，陶醉在耍玩籃球的快樂之中。

縱觀世界，即便是AC米蘭、尤文圖斯這樣資金與實力兼厚，令人仰止的大牌球會，也沒有一家是純粹屬於財閥的私有產物；沒有一支“夢之隊”不是在紮根當地社會和傳統的基礎上。但凡足球發達國度，人們需要並且擁有的，往往是一個更為自由的能夠從事運動的社會環境。

比照之下，日本人一旦離開校園走上社會，就鮮見有人再享受運動。日本社會是社會體育的荒漠，社會型俱樂部這種可接納社會人從事體育的“容器”，近乎真空。如此，即便國家隊的成績再輝煌，也無非是曇花一現，最終歸於幻滅也是無可避免的結局。

男女老幼都純粹地享受運動的快樂，運動設施與環境能夠充分滿足運動的需求，最終，在這樣的土壤上成長起來的職業體育人成為受人尊敬的楷模——日本的孩子們，什麼時候能夠享有像歐洲社會那樣健全良好的體育環境？

這樣的夢想，川淵原以為再不可能實現。沒想到多年以後，機遇卻以一種意想不到的方式悄然降臨。

劃時代的“地域密著型”理念

1988年8月1日，川淵走馬上任JSL總務主事。聚集在JSL秘書處的有秘書長木之本興三，有來自日產汽車的佐佐木一樹和來自古河電工的小倉純二。與電通並列日本兩大廣告代理巨頭的博報堂也前來加入。此時的職業化前景尚不明朗，但博報堂卻舉全社之力參與新聯賽的廣告策劃。職業化的夢想點燃了每個人的熱情。

此時，前任森健兒組建的 “首屆JSL活性化委員會”曾經在水面下推動“特別聯賽（介乎於業余與職業之間）構想”。日本足協上層雖然一致贊成JSL活性化，但在推動職業化問題上卻認為為時尚早，原因很簡單：遠從1936年就成立的職棒聯賽尚且赤字經營，贏利的唯有讀賣職棒隊一家，何況人氣低迷至此的足球。森健兒的計劃因此遭到擱置。

突破，在這時再次成為一種必然。

川淵上任之後的第一道指示，就是立即組建“第二屆活性化委員會”。既然認準了職業化方向，就要全面提速。1989年2月，草擬新聯賽加盟條件；1990年4月，公布新聯賽正式加盟條件。

加盟條件是一把雙刃劍。如果降低條件，新聯賽就會淪於新瓶裝舊酒，最終因迷失方向而離職業化的初衷漸行漸遠，而一旦過於苛刻，新聯賽也將陷入因無人問津而導致流產的風險。

川淵決定先進行投石問路。

加盟條件最初是“必須擁有至少12名職業球員，確保擁有可自由支配的能容納觀眾人數達15萬人的足球場，建立球員育成梯次體系，教練班子必須持有資格證書”。

報名的JSL球隊達到30余支，在全部47支JSL球隊中占據半數以上。形勢比預估樂觀。

此後足協迅速提高門檻為“球隊法人化，職業球員需達18人以上，確保與地域居民、自治體和企業的三位一體化，確保分擔聯賽經費”。

所謂“球隊法人化”，意味著JSL球隊需要從過去如溫室花草般依賴母企的“未成年人”，成長為走上社會的自立的“成人”。這就需要首先完成身份轉換，從母企的附屬部門脫離出來，成為法律意義上的獨立法人，同時在財務上亦與母企分離，實行獨立核算。一支職業俱樂部憑借在足球上的業績生存於社會，理所當然。

所謂“確保與地域居民、自治體和企業的三位一體化”，首先是在具體的制度設計上規定每一支加盟俱樂部必須落戶於日本某一特定地區，並要求其融入當地社會，受到更多球迷的支持和熱愛。但同時，這也為職業俱樂部這一遽然降生於世的新生事物，指明了其賴以生存的根基乃至存在的意義。

不可否認，新生俱樂部在一個相對漫長的過渡期內仍然需要也必然與曾經的母企維系著某種關系，但意在高遠的川淵，卻要引導其將生存的根基和存在的意義，指向一個與以往全然不同的方向——當地社會。

這是一個嶄新的理念。川淵三郎把它形象地表述為“讓體育使日本變得更美好，為地域社會作貢獻”，這正是著名的J聯賽“地域密著型”理念。很明確，新聯賽制度設計的最終指向是要讓職業足球俱樂部為當地社會共治、共有，最終實現共享。

這無疑是一個全新的、包含美好願景的理念。

但是，JSL球隊能不能認同呢？

川淵三郎籌建中的新聯賽的賽事組織機構“J聯盟”並非任何國家行政機構，它對未來底下獨立核算、自負盈虧的職業俱樂部不存在任何行政強制力。事實上如果不加入J聯盟，脫胎於JSL的球隊也完全能夠在這場足球社會的大轉型中繼續安身立命——保持業余本色棲身於新成立的JFL（日本足球頂級業余聯賽）及其下傳統的地區性社會人聯賽中。

川淵三郎在期待之余也暗自捏了把汗。幸運的是，躍躍欲試的JSL球隊仍然多達20支。

之所以一呼百應，不可否認有時代的背景因素。20世紀90年代初的日本正處於“泡沫景氣”的巔峰期，日本一流企業在主業之外仍有充裕資金可投入運轉。J聯賽打出的“地域密著型”理念，至少在這一時期是大多數企業順水推舟的樂事。

1991年2月14日，10支加盟球隊正式出爐。它們是：住友金屬（鹿島鹿角。關東地區，茨城縣）；全日空（橫濱弗留吉爾斯，現消亡。關東地區，神奈川縣）；三菱汽車（浦和紅寶石。關東地區，埼玉縣）；古河電工（市原東日本，現千葉市原東日本。關東地區，千葉縣）；讀賣俱樂部（川崎綠茵，現東京綠茵。關東地區，神奈川縣）；日產汽車（橫濱水手。關東地區，神奈川縣）；豐田汽車（名古屋逆戟鯨八，現名古屋逆戟鯨。東海地區，愛知縣）；清水FC（清水鼓動。東海地區，靜岡縣）；松下電器（大阪鋼巴。關西地區，大阪府）；馬自達汽車（廣島三箭。中國地區，廣島縣）。

為保持與傳統的延續性，川淵三郎允許它們在1993年J聯賽正式開幕前的兩年過渡期內繼續使用舊名，但開幕後必須一律使用與企業名脫鉤的新隊名。

1991年7月1日，新聯賽名稱公布，為“日本職業足球聯賽”（以下簡稱“J聯賽”）。日本足協完整闡述了建立J聯賽的三個理念：提高日本足球水平和促進足球普及，振興體育文化和推動國民身心健康，為國際交流和友好貢獻力量。

1991年11月，“社團法人日本職業足球聯盟”（以下簡稱“J聯盟”）成立，川淵三郎出任首屆J聯盟主席。為自斷退路背水一戰，川淵以此為契機徹底退出多少人夢寐以求、本可安享終身的日本一流名企古河電工，為長達30年的企業生涯畫上句號。

眾所周知，在日本，終身雇傭制、年功序列（論資排輩）是企業傳統的通行法則，一流日企更是處在日本社會金字塔的頂層。對於川淵這樣資歷身份的人物而言，這一切意味著穩定的職位、豐厚的收入和各項福利保障，意味著令人景仰的社會地位。不難理解，自斷退路之舉於川淵個人是一個類似丟掉金飯碗的舉動。

而對於順著世界大勢浩浩蕩蕩走向職業化的整個日本足球而言，這更是一個劃時代之舉，是新時代的風向標。此前在1974年已經實現財團法人化的日本足協，其最高管理層仍然是以“企業在編”，安享穩定豐厚高薪，僅以掛職和外派的形式在日本足球的各類機構任職。

職業足球的未來此時還是一個未知數，不誇張地說，前路是荊棘叢生。但是作為日本足球新領軍者的川淵已決心與足球同進退、共存亡。J聯盟如同一架戰車轟隆發動，原有的平靜生活被徹底顛覆，然而川淵卻說，自己“無暇沈浸於感傷之中”。

第二章 大樹之根

那麼，什麼是財團法人，什麼又是社團法人？1974年的財團法人化和1991年的社團法人化分別對日本足協、J聯盟而言意味著什麼？

承蒙川淵先生的好意，2004年亞洲杯足球賽，我在重慶幸運地對川淵先生進行了一個特別專訪。其時馬來西亞假球風波演繹甚烈，於是我不無冒昧地直接請教已經從J聯盟主席晉升日本足協主席的川淵先生，日本足球是否存在這一現象。他莞爾一笑，輕輕來了一句：“日本足球不存在假球賭球行為，我這個主席比較容易當。”

我承認這是一句實話。這不僅因為類似問題從未見諸於發達的日本媒體的報端，更是因為從J職業聯盟誕生的第一天起，整個日本職業足球就被納入了日本社會的法制框架。

“財團法人”、“社團法人”意味著民間公益身份

在日本，財團法人日本足協是日本國內統攬振興足球活動，主辦J聯賽、JFL聯賽、女子足球聯賽（L聯賽）及天皇杯全日本足球錦標賽、全日本女子足球錦標賽等官方賽事，選拔組建代表全日本足球最高水準的國字號出戰國際比賽的團體。社團法人J聯盟，則是其旗下專門管理運營J聯賽的團體。

所謂“財團法人”和“社團法人”是法律術語，標誌著這兩類法人是屬於民法範疇的公益性民間機構。作為財團法人的日本足協和作為社團法人的J聯盟沒有任何來自國家財政稅收資金的流入，這是由兩者的民間團體性質決定的。

所謂公益性，簡言之，是與營利性相對的一個概念。公益性民間機構的存在不以營利，而是以公益、以促進社會的福祉與美好為目的；但是法律也並不排斥它從事經營，只是經營收入只用於維持事業運轉和人事費用，所獲利潤不進行分配，而是以種種有形無形的方式回饋社會。

日本法律明確規定，財團法人是運作具有特定目的財產的法人。在日本，財團法人的原始財產多來自大型企業創業者或皇族的囑托，或有誌於社會事業的企業捐贈，從事其所囑托的有特定目的的公益性事業，同時利用這筆財產運作事業，以運作收益維持財團運轉。這種模式是由20世紀60年代開始流行起來的，比如著名的國際化非盈利慈善機構“日本財團”，就是由日本著名慈善家和企業家笹川良一在1962年出資創建。

日本各類體育協會，包括日本足協正是在這一時代潮流下加入財團法人行列的。公益性財團法人與社團法人一旦依法獲批成立，就會享有良好的社會信用，這是一筆無形資產，同時還依法享有接受社會捐贈和政府稅收優惠的權利。

日本足協1974年變身財團法人，其原始財產正是野津謙與長沼健交接班時期，大致是以1977年為界，通過向各家企業，特別是麟麒啤酒公司取得贊助，加上“球王貝利退役告別賽”、“釜本邦茂退役告別賽”等一系列大型活動的票房收入初步奠定。

然而權利與義務是對等的。

日本法律也明確規定，財團法人一旦目的事業失敗或財團破產（請註意“或”字），就會進入財產清算程序，清算結束也就意味著財團法人資格的徹底喪失，這也是當年野津謙和長沼健煞費苦心之處。破產之虞、赤字體質、資金不足，也是制約J聯賽誕生之前日本國字號強化的一大根由。

另一方面，社團法人是與財團法人在同一公益概念之下的另一種法人身份，社團成員以一定的公益目的結成一個社團，不同於財團法人的法人資格在於財產本身，其法人資格在於成員本身。也就是說，如果沒有成員加盟，這個社團就在法律上喪失了存在資格，所以J聯盟成立的第一件事，就是吸引足球俱樂部加盟。我和你是平等的，沒有強制要求你加入的任何行政權力，但我可以用理念吸引你，誌同道合者一起從事一項彼此認為有意義的事業。當然，與財團法人一樣，社團法人一旦目的事業失敗、破產，也會遭受到被解散的命運。

破產的道理不難理解。那麼何謂“目的事業”，什麼又是“目的事業失敗”呢？

現代足球在日本已超越純運動範疇

對財團法人日本足協和社團法人J聯盟而言，其事業的目的，簡言之，就是川淵三郎表述的“讓體育使日本變得更美好，為地域社會作貢獻”，突破了舊時代下球隊為企業所私有、把持的窠臼，把球隊和足球還給當地社會，造福日本社會，這就是著名的J聯賽“地域密著型”理念。又或者進一步如1991年日本足協表述的建立J聯賽的三個理念：提高日本足球水平和促進足球普及，振興體育文化和推動國民身心健康，為國際交流和友好貢獻力量。

如果說兩個描述表達得比較抽象的話，不妨聯想一下，就會清晰許多。

首先這與日本現代體育，與世界現代體育的主要精神相契合。

2006年在卡塔爾的多哈，2010年在廣州，我曾先後兩屆亞運會專訪日本代表團團長、日本奧委會專務理事市原則之。在市原先生的理解裏，體育意味著三個“F”的三位一體：

“第一是‘Fighting Spirit’，這對孩子尤其重要。不管遇到怎樣的強手，不手軟；不管自己多麼弱小，也拼命打拼。但這個前提是‘Fair Play’，第二個F。通過比賽，勝者自然得到尊敬，弱者努力超越自己，也得到相應尊重。體育能教會我們這些基本的做人姿態。第三個F是‘Friendship’，友好，友誼。”

足球亦然。足球不只是運動，更重要的是它包含了內在的精神價值，它意味著打拼、奮進、自我發現與自我實現，意味著尊重對手、團隊協作，這些無不促進著一個人的成長，提升著一個人的境界。人類的發展，也同樣得益於這樣的精神，這也是世界現代體育的主要精神所在。

通過足球加入世界足球大家庭，參與亞冠、世俱杯，參與奧運會、世界杯，正如大運精神所演繹的那樣，“促進大學生體育整體水平的發展，促進大學生的道德及體育教育，促進世界各國大學生之間的緊密聯系及合作，以便加強國際大學生體育運動的團結一致”，是為競技，更為與世界溝通、交流。

事實上，隨著日本足球事業的不斷發展，當今日本足球背後所蘊藏的內涵演繹之豐富，精神價值之宏大日益突顯，甚至遠遠超越了當初的設想。

譬如受日本女足奪冠的激勵，如今正籌措資金為日本女足建立“女足基金”的日本信用卡巨擘Saison公司社長林野宏所稱，“震撼的體育記憶激勵人生奮起”。

又如日本女足在德國女足世界杯奪冠之後所宣稱的，“為國民帶來希望，為遭受震嘯的災民帶來復興崛起的力量”。這是如今已然在世界各國成長為宗教信仰般強有力化身的足球文化對於日本社會的給力。

以上形象化的描述，正是日本足協和J聯盟當初致力於足球這項事業的目的所在，也是足球的公益性所在。它吻合日本法律中對於公益的描述：“受益者為非特定多數人群，受益機會向大眾開放”，是有利於每一個參與者個體，有利於全社會福祉的事業。

J聯盟在成立之初就將自己納入公益法人範疇，意味著現代職業足球在日本，從其誕生的第一天起，就超越了純運動而進入公益性事業的範疇。

管辦分離，職權明晰

再美好的公益性事業，也需要嚴謹規範的制度化框架。日本正是通過法律——日本民法框架下的《公益法人認定法》來保障這一切的。

所謂“目的事業失敗”，就是說如果你從事的事業未能達成或偏離了當初成立時的初衷，即報批備案時的白紙黑字，甚或因與原目的背道而馳而為社會所不齒、唾棄，那麼抱歉，你將被法律定義為“目的事業失敗”。並且，從上述日本法律的描述可見，只要符合“目的事業失敗”或“破產”兩項條件之一，監管機構就可以啟動解散程序。一旦目的事業失敗，即便你經營得再好，財務再健全，稅收貢獻再大，法務大臣也隨時可以向法庭提出訴狀，經法庭審議一紙通告解散這個團體。這就相當於給這個依法成立並運作的民間團體自然而然地安上了履行公益這一社會責任的法定義務。

這個義務，也涵蓋了財務公開透明的義務。

公益性法人因其公益性質，在日本民法的法律框架內被納入在監管最為嚴厲的一個部類。除上述解散條件外，日本的法律體系對公益性法人之嚴苛也理所當然地一並體現在設立和監管上，其設立需要主管官廳的特別批準，即公益性法人采取“許可（批準）主義”。而作為營利性法人的公司、會社則適用寬泛簡便的“準則主義”：只要符合法定條件無須主管官廳額外批準即可設立。

在監管上，公益性法人需要在每個事業年度終了之後向主管官廳一並提交《事業報告書》和《收支核算書》，前者是看你是否做到了“目的事業”，後者是看你的負債情況是否存在破產之虞甚至已經破產，同時審核其中是否存在不正當、不合法的經濟行為。這些財務收支，公益法人也必須在媒體平臺和各自網站上予以公開。社會人士如果有需要，也可以赴主管官廳查閱在網站上無法閱覽的諸如借貸對照等更為精細的財務報表。

對於財團法人日本足協和社團法人J聯盟而言，其主管是日本政府主管教育和文體事業的文部省。這意味著，在日本，整個足球事業與政府監管部門按我們的說法，實現了“管辦分離”。這裏的“管”者，是政府行政部門；“辦”者，是由足協牽頭的足球行業。而懸掛其上的“尚方寶劍”，即“管”者履行監管職責的依據正是法律，具體而言是日本民法框架下的《公益法人認定法》。

這裏不得不順便提到後來在1998年專為J聯賽比賽推出的“日本體育振興彩票”，俗稱“TOTO”，但它是由文部省指導監督下的另一獨立行政法人“日本體育振興中心”另行運營和發售。這樣，負責舉辦全日本規模的足球賽事和日本國字號賽事的日本足協，主要負責舉辦J聯賽賽事的J聯盟以及負責彩票發行的日本體育振興中心，三者間形成平行法人關系。可見在管辦分離的基礎上，各主辦團體間亦是職權分明。

這樣，日本足協的收入來源，既因其民間機構性質而不流入任何國家財政稅金，也因與彩票運營不是一個口袋也不流入任何彩票收入。這也是日本足協在媒體平臺公開向外表明，並在日本文部省有詳細報表可備查詢的；同時，J聯賽只為日本體育振興中心提供比賽結果作為博彩對象，但對彩票的運營和資金分配不存在任何發言權，後者也同樣無法對J聯賽的賽事運作和賽程安排指手畫腳。

至於日本足協與J聯盟之間的關系，則是民法框架內兩個對等法人間的契約關系，本著互相尊重、互利共贏的原則協商加盟。足協與J聯盟是一個利益共同體，這就保證了國家隊與J聯賽之間乃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關系：沒有J聯賽的強大，就沒有國家隊的強大，國字號品牌價值降低，國家隊贊助商背離；反過來，國家隊的強大也有利於激活國內足球人氣，從而推動J聯賽發展，這些都直接關系到J聯賽方方面面的利益。

此外，公益法人的認可和解散分別由內閣府和法務省主管，文部省負責其中相關文體事業類公益法人的督導，以擎制相關機構在審批監管環節上的大權獨擅。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法律的一個趨勢是，對公益性法人的認定越來越苛刻。2008年12月日本重新修訂了民法，要求之前得到認定的全部公益法人在2013年11月30日之前重新提出認定申請，否則時效一到視同解散。這次民法修訂提高了公益認定的門檻，之前被認定為公益法人的只有部分能夠通過新的公益性認定，成為新法律框架下的公益法人，如“公益財團法人”、“公益社團法人”，而多數將被歸入非盈利性團體性質的“一般財團法人”、“一般社團法人”。

目前，日本足協已經向日本內閣府提出了“公益財團法人”的認定申請，據現任足協主席小倉純二向日媒透露，此案有望在2012年4月得以通過。而J聯盟也在2011年11月15日的臨時總會上全會一致通過了朝“公益社團法人”過渡的決議，並在2011年底前向日本內閣府提出了相關申請。

日本足球職業化=產業化公益事業

對於公益性法人的這一系列法律規定，意味著一個公益性法人要想立足於社會，就必須依法做到產業經營與社會公益兼顧，缺一不可；同時它也意味著，產業經營與社會公益在一個公益法人身上可以起到相得益彰的作用。日本社會的法制框架，為確保公益性法人的公益性質，起到了鼓勵、保護和監管的多重作用。

這就從根子上理順了新生的日本職業足球乃至整個日本足球與社會間的關系。或者確切地說，在職業足球問世之前，日本社會就已經是一個成熟的法制社會；J聯賽的誕生，不啻是日本成熟社會對一項新的職業，一個新的公益性民間機構的接納。

所以，在日本，足球的職業化，遠非我們籠統所說的市場化一言可以涵蓋。它固然有從事經營的市場化一面，這是其生存需要決定的（是自生自滅還是自強不息，這是一個民間團體必然面對的首要命題），但它更是一個非逐利的、公益性質的概念。

同樣一個“職業化”，在不同的語境下，其概念之內涵與外延，大相徑庭。基於以上解讀，我願意把“職業化時代的日本足球”，或者說“日本職業足球”確切地表述為“一項法制框架下的產業化公益事業”。

在這樣的框架下，假球也好黃賭毒也罷，只能是天方夜譚，而公益性目的“振興與普及足球，健全國民身心”既是職業足球做大做強自身的內驅動力，也是目的指向。

然而說到底，法律只是一個最低層面的約束和驅動，或者說，將自身納入法制框架，不過是職業足球在日本社會再正常不過的存在方式罷了。

以川淵三郎為首的新一代日本足球領軍者，從社會層面看，是一個從早稻田大學（川淵三郎、小倉純二及此時尚是小字輩的岡田武史、原博實）、慶應大學（犬飼基昭、大仁邦彌）等日本赫赫有名的一流學府進入一流日企的國民中的精英；從足球的角度看，是一群從早年（1960年代左右）的大學時代起就喜愛足球，因時代局限不得已棲身於企業的足球人。

正如加藤嘉一所言，日本社會對精英的理解，是“能把個人價值的實現與社會需要、國家需要相結合的人中精華”，當時代終於呼喚足球以一項嶄新的、獨立的職業誕生之際，他們自然心無旁騖，前方鎖定一個目標：那就是推動足球真正的職業化，健康地、無止境地向前發展，並且最終造福於整個日本社會。

一個成熟的社會，一個新生的時代，一群對足球有激情又懂行，經歷過日本足球榮辱興衰的社會精英——盡管老而僵化的一代仍然主宰著日本足球，盡管前方有太多不可知的險阻在等待著他們，但是這一代日本足球人，註定要成就一番不一般的作為。

當今枝繁葉茂的日本足球，其樹根正是從這裏萌生。

第三章·劃時代的J聯賽

從“同好會”，即業余時間娛樂範疇的類似車友會性質的團體，變身具有某種特定事業目的性質的“社團法人”，並以這個新身份承擔法律框架內應有的公益責任，接受法律和社會的監督——J聯盟成為全然不同於JSL聯盟的社會角色。當J聯盟和J俱樂部分別以脫離於母企的獨立身份——公益性的社團法人和株式會社雙雙出現在社會上時，意味著日本足球從企業附庸性質的“企業足球”形態，開始向“社會足球”形態的演變。

JSL球隊與地域社會的聯姻

讓這種法理層面抽象的變化落實到實際操作面的，正是川淵推出的“地域密著型”理念，具體而言就是“確保與地域居民、自治體和企業的三位一體化”，其中首要的一項就是讓新生J俱樂部球隊與地域密切結合。J聯盟白手起家，沒有成員球隊，就要吸引迄今為止在日本國內實力水準最高的JSL球隊加盟；沒有體育場，就要吸引各個地方自治體的體育場。這一招很是厲害，這相當於是把球隊從企業財閥手中搶出來，把球隊還給當地社會，並且要讓兩者攜手聯姻。

這不啻是一場涉及日本全境的乾坤移挪。10大創始球隊的出爐、聯姻、搬遷——一路強行突破的川淵遇上了種種困難，同時也見證了一個個日後讓他感慨不已的故事。誠然，日本社會既存的“小政府大社會”、“小中央大地方”的行政模式也給足球這樣的民間公益性事業留下了諸多發展空間。

最初，大多數JSL球隊對新聯賽持觀望態度，半信半疑。原因是即便是人氣火爆的職棒聯賽，除了讀賣“巨人”能獨善其身，鮮有球隊能確保收支平衡，遑論現階段人氣低迷的足球。然而，這樣心存猶疑的球隊一旦處境微妙將上未上之際，態度卻急遽趨向積極。

當川淵要求球隊隊名與企業脫鉤時，處於泡沫經濟巔峰期的日企對於出錢贊助球隊卻不能冠名感到不滿。“但我還是堅持按照規程辦事，原則問題決不妥協，於是有人就開始叫我獨裁者”，川淵如此闡述說。

從地域密著而言，傳統足球之鄉的愛知縣卻面臨著沒有J聯賽球隊駐紮的空白，這與新聯賽的全國性規模不相吻合。為此川淵多方奔走，甚至拜托足協主席長沼健出馬遊說。最終，愛知縣當地名企豐田汽車主動將企業名從球隊名中分離，以支持J聯賽的理念，這就是後來的名古屋逆戟鯨八隊。

位於埼玉縣境內的浦和市，最初欲與JSL名門球隊、恰好在該縣和光市境內活動的本田技研聯姻，主教練宮本征勝也對搬遷新址躍躍欲試。但不久本田技研放棄了加盟J聯賽的初衷。直到現在，本田技研仍然執著於業余身份，活躍於JFL日本頂級業余聯賽。浦和市又試著邀請JSL乙級聯賽的NTT關東足球隊（現大宮），再次被拒。由於該縣境內再無其他既隸屬於JSL又擁有大企業背景的足球隊，無奈之下，浦和只有找“職業聯賽檢討委員會”委員長川淵商量，川淵為其介紹了當時掌管三菱重工足球部的森孝慈。巧的是，森孝慈當時正在三菱重工內部為足球部的職業化奔走呼號。

三菱重工正是JSL時代因擁有杉山隆一而人氣絕頂的名門球隊。原本它考慮以總部所在的東京作為足球部的活動中心，但J聯盟卻不認可東京國立競技場為單一某家俱樂部的主場，而且江戶川區田徑競技場也無法為其確保增添觀眾座席和周邊訓練場，這樣就無法滿足J聯盟提出的加盟條件，正在急著尋找主場替補候選地。三菱也嘗試著輾轉與足球部草創初期的活動中心兵庫縣神戶市和神奈川縣平冢市交涉，但均無法得到當地政府的協助。

不難想象，當浦和和三菱乍一相逢，便勝卻人間無數。雙方很快就確立了攜手打造一家偉大俱樂部的構想，不久就結出了浦和紅寶石這顆果實，而森孝慈本人後來被譽為“浦和之父”。

回顧這段經歷，川淵後來很是感慨。他說，假如浦和當年與本田技研牽手，如今在J聯賽人氣絕頂的浦和紅寶石或許就是另一番模樣了。

鹿島的加盟乃川淵激將法所致

在住友金屬的事業所中，鹿島制鐵所是其核心部門，但鹿島這座小城及周邊區域毫無吸引力，在住友公司內部，員工們也對赴鹿島上崗敬而遠之。擔心一座沒有活力的城市會導致員工暮氣沈沈，工作效率低下，住友金屬認為當務之急是要讓這座小城活躍起來，於是在1990年5月發表了“2000年構想”，核心意思就是“要打造一個為當地社會作貢獻的住友金屬”。

這樣的構想，恰好與J聯賽的思路在一個特定時空相遇了。當職業聯賽檢討委員會打探各路球隊參加意向時，鹿島喜出望外地舉手報名。但在選考過程中，考慮到住友金屬之前差強人意的成績、都市規模太小和僅可容納5000人的住金鹿島制鐵所多功能運動場（雖然這一規模征戰JSL乙級聯賽綽綽有余），反對意見占據了多數。

於是川淵激將鹿島人說，只有00001％的可能。除非你們能建設一個符合J聯賽標準，可容納15000名觀眾並配備有開啟式屋項的專用足球場。

讓川淵也始料不及的是，當地知事竹內藤男一聲令下，日本國內第一個全座席的足球專用球場在面向鹿島灘的一個荒地上迅速開工。這個球場歷經兩年於1993年3月竣工，被命名為“茨城縣立鹿島足球場”，後來稍經修繕還成為日韓世界杯日本10大賽場之一。1991年10月，當地5個自治體和43家企業出資成立了株式會社“鹿島鹿角FC”。

令人擔心的戰力問題則得到了本田技研球隊上下的支持。主教練宮本征勝和黑崎比差支、長谷部祥之、本田泰人等紛紛加盟。當這支幾乎是從頭打造的新生俱樂部問鼎J聯賽首個半程賽（2005年之前J聯賽分上下半程，年底對決總冠軍）冠軍之際，鹿島人的執著讓川淵深覺震撼。

有意思的是，在這樣的過程中，落選者與入選者也在不經意間預埋下恩怨情仇。J聯賽10支創始俱樂部中，8支來自JSL昔日豪門，鹿島從球場到球隊幾乎都是從頭打造，更特別的是清水鼓動。其前身是純粹的社會人俱樂部，沒有企業背景，是深受球迷支持的市民型俱樂部。但它的入選卻激起了靜岡縣一支既存的JSL豪門球隊雅馬哈發動機的不滿。

在J聯賽開幕前一年的1991—1992賽季，12支JSL甲級球隊中有8家加入了J聯賽。報了名卻不幸落選的是兩家：獲得第三的雅馬哈（現磐田喜悅）和第九的日立制作所（現柏太陽神）。磐田被新來乍到的清水捷足先登，兩隊球迷間埋下了怨結，催生了後來這個足球之鄉著名的“靜岡德比”。

獲得第四的東芝（現劄幌岡薩多）和第十的本田技研當時都無意加盟。劄幌後來很快轉換了方針，而本田技研直到今天還兢兢業業、樂此不疲地戰鬥在JFL日本業余頂級聯賽，在J聯賽加盟熱一波波來襲中矢誌無改。

值得指出的是，川淵之所以要求企業球隊與各地體育場聯姻，是因為在日本，這些體育場歸屬當地自治體所有，屬於公共資產。這樣，通過改變球隊與所屬主場的關系，球隊與企業的關系不再是完全依附，而是逐漸融入當地社會。

在日本，如果一支俱樂部從事的是公益事業，按照日本《地方自治法》，經地方議會通過，當地公共設施就可指定由該俱樂部進行管理；管理期間的門票等各項經營收益，年底經核符合公益性質的允許指定管理者納為合法收入。

在這場變革中，在J聯盟倡導的以“地域密著型”為代表的三位一體理念和時代因素共同作用下，最初幾乎百分百由企業出資的J職業俱樂部，其股東構成也將慢慢發生演變。這中間必然存在過渡期。後來20世紀90年代中期日本泡沫經濟崩潰之後，被母企放逐的J球隊或積極或被動嘗試從企業足球轉型社會足球，多數球隊成功轉身。

這樣，以日本職業足球起步為契機，曾經的企業足球從法理和實際兩個層面雙雙朝社會足球演變。

以川淵三郎為首的J聯盟積極主導並推動的日本足球職業化變革所瞄準的方向，正是在歐洲社會大量存在而在日本是作為職業化改革的理想彼岸存在的社會足球形態。社會足球慢慢開始成為繼學校足球和企業足球之後的第三個足球場所，在未來日本足球乃至整個日本體育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這個轉變看起來是一小步，卻是日本足球發展的一大步。

磨刀霍霍向國足

在川淵為創建J聯賽奔走四方之際，1991年2月，長沼健邀請川淵擔任國足技術委員長，川淵再次回到了國足主管崗位。表面上看，國足是由於面臨瓶頸而不得不召喚川淵加盟變革，但川淵暗中抱有一個想法，那就是實現國足主教練職業化，並且引進洋帥。

川淵事後回憶說：“他們只給了我一句話。只要能幫助日本足球進步，什麼都可以做，什麼都無須拘泥。這堅定了我果敢付諸變革的決心。”

這是日本足協的初次嘗試。歷史上日本足協從未正式招聘過國足主帥，看中了某人，只要向所屬球隊所在的企業低個頭拜托一下，企業就會將人派遣到足協協助工作，與分派到下屬企業並無二致。而因為其工資從企業領取，不論國足成績如何，足協都很難張口辭人。

川淵繼續強行突破，這一次是直接找德高望重的國足主帥橫山謙三開刀。

契機出現在與國足隊員一起在食堂用餐的時候。拉莫斯和三浦知良前來交涉，說是職業球員有勝利報酬，而學生和業余球員卻分文不取，有失公允，應該給他們也發勝利報酬。事實印證了川淵一直以來的判斷：“要率領這樣一批具有職業意識的球員，如果教練繼續是業余的，談何容易。一天不改變這種現狀，日本足球就無法根植職業意識。”

職業聯賽誕生，國家隊自然要聘請職業教練。辦法只有一個，那就是引進洋帥。

先斬後奏，顧不上向長沼報告，川淵立即著手調研，但當時日本足協與各國足協並無溝通管道，信息不暢。加上資金不足，川淵決定在國內尋覓熟諳日本足球的外籍教練。經多方了解，荷蘭人漢斯·奧夫特的名字浮上臺面。

川淵曾聽杉山隆一誇過奧夫特，說他曾率領雅馬哈奪得1983年天皇杯；另一名強化委員今西和男也曾在川淵面前稱贊這名荷蘭人執教馬自達的手腕如何了得。在籌備J聯賽、巡回考察歐洲各國聯賽期間，川淵親自與奧夫特會面，當場一錘定音。

而川淵執著於聘請洋帥的另一個重要理由，在於駕馭拉莫斯。川淵如此評價拉莫斯：“（他是）很優秀的一名球員，但偶爾也會對球隊有負面作用，這時主教練就必須敢於毅然棄用。這樣的決斷，當時的日本本土教練敢不敢去做，是一個疑問。在法國，教練可以不必顧慮棄用坎通納。而如果日本本土教練棄用拉莫斯，一旦招來輿論批評就會招架不住，換作洋帥就容易泰然處之。”

川淵的決斷是明智的。後來拉莫斯果然向八卦周刊曝料，抱怨歐洲教練如何如何，奧夫特一笑了之。順利渡過這一關，日本國家隊在1992年戴拿斯杯上拿到了冠軍，直至“多哈悲劇”。

一個時代若想往前推動，總需要一個英雄人物的橫空出世。而他必須敢於擔當，敢想敢為。從這一意義而言，日本足球是幸運的，因為它在對的時候遇上了對的人。

“日本的孩子們，什麼時候能夠享有像歐洲社會這樣健全良好的體育環境？”所有被稱為偉大的故事，都來自偉大的創意。

應該看到，川淵推動的日本足球職業化變革是全方位的，涵蓋全部足球人，並且從職業聯賽輻射到國家隊，沒有死角；掌舵者勇於親力親為，並且作為畢生事業經營奮鬥。

還應該看到，這個變革並非簡單的一拍腦袋抑或任何人振臂一呼的結果，它應時代潮流而生，迎合了時代的需求，因而具備了成功的基礎；這也不是鸚鵡學舌的“為職業化而職業化”，而是為足球計，為國民眾生特別是為承載未來的青少年計。在它最初的設計理念裏就將青少年、球迷群體納入制度設計。社會凝聚力成為其強大的生命力，足球不再是無水之源、嶺上之花，擺脫了曲高和寡、自娛自樂的尷尬。

然而，這些還不是川淵突破的全部。歷史將作證，為了這個最初充滿激情的理念，未來他是如何步步深化、完善並腳踏實地地推動這個理念的。歷史也將證明，他提出的充滿人文關懷的地域密著型理念是何其偉大和智慧。

隨著1991年11月社團法人日本職業足球聯盟的正式成立，JSL在1992年3月29日迎來了收官之戰。而此前3月22日JSL最後一個賽季的讀賣俱樂部與日產汽車的黃金對決，國立霞丘田徑競技場被6萬名日本球迷擠得水泄不通。曾經的日本全國最高規格的社會人聯賽——JSL聯賽以“發展性消亡”的形式宣告終結，取而代之的是“日本職業足球聯賽”（J聯賽）及發展為其下層聯賽的“日本足球聯賽”（JFL）。

1993年5月15日，J聯賽開幕日。前一夜的驟雨已完全停歇。川崎綠茵對橫濱水手的6萬張門票中，提前發售的4萬張被78萬6千名球迷蜂擁競購。“冗長的發言純屬浪費。”開幕儀式上，川淵給自己限定的致辭時間只有短短30秒。

“在熱愛運動的球迷朋友們的支持下，J聯賽將自今天，從這裏，朝偉大的夢想邁出第一步。”寥寥數語，卻包含著他在日本全境打造植根地域文化的綜合性體育俱樂部的夙願。

J聯賽就這樣應運而生，而變革者的突破，卻遠無止境。

第四章“多哈悲劇”

J聯賽旋風席卷日本列島。日本足球人開始信心滿滿地沖擊1994年美國世界杯，一切似乎順風滿帆。然而他們並不知道，在卡塔爾的多哈，無數日本人將見證極具沖擊性的一幕，那就是日本足球史上著名的“多哈悲劇”。

東京電視臺解說嘉賓釜本邦茂、森孝慈驚呆了。

NHK電視臺解說嘉賓，當時還是寂寂無名小字輩的岡田武史哽咽無語。

演播室裏，場上隊長柱谷哲二的哥哥柱谷幸一更是不顧鏡頭，當著全國球迷抱頭痛哭。

還有10秒。

還有10秒，日本隊就將以2比1力克伊拉克，擊退緊追不舍的韓國隊拿到1994年美國世界杯入場券。還有10秒，他們就將為日本足球70年的歷史平添全新一頁，獲得飛躍的契機。還有10秒……

然而一剎那間，阿爾阿裏體育場內在興奮中聲嘶力竭的日本球迷驚呆了。電視機前數千萬日本國民、日本隊隊員乃至主帥奧夫特，亦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下半時第45分鐘，伊拉克隊獲得一記右角球。三兩下短傳後送到日本隊球門前的皮球，在接下來的一瞬，飛入了日本隊的網窩。“不會吧？”“是邊網，或者是犯規吧？”然而主裁的手，卻無情地指向中圈。

僅僅10秒之間，日本足球的夢想宣告終結。

從結果來看，這不過是日本足球幾十年歷史的翻版，日本足球再一次倒在挑戰世界杯之路上。然而，漢斯·奧夫特麾下的日本國足所給予日本足球的，絕非單單“失利”兩字可以簡單涵蓋。

奧夫特雖然未能實現點睛之筆，卻給日本國足締造了未來20年飛躍的根基。他與三浦知良、柱谷哲二、高木琢也、拉莫斯等隊員的努力在日本足球歷史上留下了濃重一筆。而這場與世界杯擦肩而過的悲劇對眾多日本球迷而言，是第一次身臨其境、攝人心魄的震撼。國足的魅力，催生了日本國足的原始擁躉。

徹底打破恐韓！

1993年是日本足球極具歷史意義的一年。5月15日J職業足球聯賽開幕，將足球一舉推向主流體育地位。川崎綠茵和橫濱水手開幕戰直播之熱，足已將此前只記得高中足球錦標賽和AC米蘭“荷蘭三劍客”的日本球迷牢牢吸引到電視機跟前。而“地域密著型”理念演繹出的鄉土情、家國夢，更是令J聯賽在球迷和球員中的向心力強大如漩渦。如今被尊為“日本足球皇帝”的三浦知良，正是在這股J聯賽潮流中從巴西回國。

此前10年，日本的少年足球人口就開始趕超棒球，金字塔底持續擴大。如此，對於日本足球來說，只剩下最後一個問題了：重建日本國家隊。早在籌備J聯賽的1991年，日本足協就擬定了1993年世界杯預選賽和J聯賽開幕的賽程。進軍世界杯不僅是日本足球界多年的夙願，同時也被視為助推J聯賽成功的重要手段。

要突破預選賽，應該選誰作為日本國足主帥？他正是日本足協選定的，在雅馬哈隊有過短暫指導經歷、在馬自達隊有過教練和主教練雙重經歷的荷蘭人漢斯·奧夫特。
　　1992年4月，奧夫特出任日本國足主帥。1982年在雅馬哈發動機隊，1987—1988年在馬自達隊有過執教經歷的他已是半個日本通。5月麟麒杯兩戰中完成首秀，7月進入荷蘭拉練，8月就在北京舉行的戴拿斯杯（後為東亞足球賽）中戰果初現：擊敗韓國、中國和朝鮮，斬獲桂冠；11月，奧夫特在日本的家門口率領球國足問鼎廣島亞洲杯——這是近20年來，此前每每沖擊亞洲都鎩羽而歸的日本隊第一次站上亞洲巔峰。

然而，在美國世界杯亞洲區預選賽第一階段中勢如破竹的日本隊，到了10月的卡塔爾六強賽，卻突然感受到一種莫名壓力。正如奧夫特所言，“這種壓力，猶如肩負40公斤重的重物”。所幸球星的作用在關鍵時刻顯現。對戰朝鮮時，三浦知良獨進兩球並為中山雅史送上一記恰到好處的妙傳。

六強賽的高潮在接下來的日韓大戰中達到了頂峰。在永遠的對手韓國隊面前，日本人展示了絕對實力。奧夫特在一年半時間內傾盡心血傳授的全隊整體戰術，被全體11名隊員在90分鐘時間內表現得淋漓盡致。

看上去，似乎所有壓力已煙消雲散。

在奧夫特入主之前，日韓數十年交鋒，日本人完全不是韓國的對手，每每談“韓”色變。對當時日本足球而言，沖出亞洲首先就意味著要先過韓國的“鬼門關”。奧夫特的來臨，讓日本足球徹底擺脫了恐韓。

武器正是整體戰術和體能訓練。

奧夫特告訴他的日本隊員們，整體戰術能夠幫助他們戰勝體能強大的對手。但與此同時，他也毫不放松對隊員體能訓練的要求。每當有隊員有所懈怠，他就說：“記住，你的對手正練得比你起勁！”

慢慢找到了感覺和自信的日本隊在1992年第二屆戴拿斯杯首戰0比0逼平韓國，雖然不再輸球，但還不能完全抹去多年的恐韓心結。此後日本隊戰勝中國和朝鮮，在決賽中再度迎頭撞上韓國。此時，平時敦厚溫和的主帥做出了一個驚人的舉動。

那是一個雨天。奧夫特手裏拿著韓國隊隊員名單走進更衣室，突然，他將手中的名單揉成一團，狠狠地擲到地上，“忘記過去吧！你們的敵手不是韓國，而是你們自身。相信自己，去做你們一直以來所做的，去做你們應該做的，就一定能夠勝利！”

主帥肢體語言的鞭策震撼了全體隊員，激起他們強烈的鬥誌。比賽中韓國隊先拔頭籌，日本隊頑強扳回。經過120分鐘鏖戰，日本隊最終利用點球大戰戰勝了韓國。這是日本隊第一次奪得國際比賽冠軍。以往日本隊與韓國隊打比賽，最後疲憊不堪的是日本，但這一次韓國人卻先出現了腿部抽筋。

在歷時多年的恐韓陰影下，日本人喪失了一種叫做“Mentality”(心智、智力、意識之意)的東西，以至於常常在技戰術占優、漂亮的中場滲透局面下，屢屢踢出讓人“看不懂”的結果。

但是足球說復雜，很復雜，說簡單，很簡單。日本人終於從親身經歷中領悟到，全隊整體戰術能夠戰勝體能強大的對手。

勝利是最好的良藥。曾經的死結，在經歷亞洲巔峰級別的一戰後徹底解開。日本隊憑借這場戴拿斯杯決賽的勝利，從此奇跡般地蛻變，徹底走出恐韓的怪圈。

而奧夫特留給日本的這一“財富”，直到今天仍然讓國足享用不盡。當年的隊長柱谷哲二在2011年卡塔爾亞洲杯半決賽，日本隊贏得日韓激戰之後不勝感慨：“沒有奧夫特，或許日本足球直到今天還籠罩在韓國的陰影下。”

走出恐韓陰影的日本隊此後一舉問鼎1992年廣島亞洲杯冠軍，第一次站上亞洲巔峰。正是在這一刻，日本隊悄然變身為亞洲強隊。

這樣一支日本隊，足以代表亞洲，走向世界。

三浦知良激活國足

此時的三浦知良有如神助，在J聯賽開幕之年的8月戴拿斯杯、9月J聯賽納維斯科杯以及11月亞洲杯等比賽中頻頻進球，並連奪三個賽會最佳。他開始被人與日本史上不可逾越的射手釜本邦茂相提並論。

三浦知良的活躍也恰與日本國足的勢如破竹兩廂呼應。時任J聯賽主席兼足協國足強化委員長的川淵三郎如是評價：“戴拿斯杯使他成長，隨後一鼓作氣拿下亞洲杯，而這使他更上了一個臺階。”

至此，日本足球自1985年墨西哥世界杯預選賽以來，再次與世界舞臺遙相兩望。與此同時，一度遭遇冷遇的日本國足的地位也開始急遽回升，引領風氣之先的又是三浦知良，“我的夢想是身披國家隊戰袍出征世界杯”。

隨著三浦知良在國家隊地位日隆，這一意識自然也傳播到其他隊員身上。當國足再一次乍見世界杯曙光時，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註並支持足球。時隔多年誕生的又一項職業運動，令傳媒趨之若鶩，足球話題源源不斷湧向社會，到了1993年10月的納維斯科杯半決賽，觀眾進場人數大幅攀升。

從某種意義而言，J聯賽在所謂的“泡沫經濟”崩潰之前出爐，日本足球的職業化突飛猛進後泡沫方始崩潰，對日本足球不啻是幸事。泡沫經濟崩潰前的日本，經濟高度成長，企業競相冠名J聯賽，不惜一擲千金；而在泡沫崩潰之後，企業為求產品銷路，又蜂湧殺向J球隊球衣及相關紀念品。這一切經由媒體關註與參與，進一步點燃了足球熱。

在媒體的喧囂中，三浦知良永遠是話題的中心。當他的各項合約金突破1億日元大關時，體育範疇之外的大眾雜誌加入了熱炒；當他與《JJ》雜誌封面女郎設樂理佐子訂婚時，女性時尚類雜誌亦卷入這一潮流之中；即便在貴乃花與宮澤理惠轟轟烈烈的離合劇中，他亦頻頻以男主角兄長的身份亮相媒體。三浦知良日漸成為如雷貫耳的大牌。

職業化帶來了許許多多：球員的意識改變了，聯賽的水準提升了，世界不再遙遠了，日本國足的榮耀復蘇了，足球在社會中的影響力急遽攀升……一切似乎天衣無縫。在這整個過程中，這一代日本國足，特別是三浦知良，這個職業生涯的成長期恰與日本足球職業化重合的時代寵兒，見證了這一切，也成為這一切的起爆器。

然而，六強賽最後一場對陣伊拉克，日本隊再一次莫名地壓力附體。如果說前面數場比賽，日本隊是以“沒有什麼可以失去的”心態發起挑戰的話，那麼遭遇伊拉克，這種心理優勢已然逆轉。上半時，日本隊抓住唯一一次破門機會，以1比0領先。

下半時，事態進一步惡化。日本隊控球不盡如人意，三浦知良和拉莫斯不見身影，被伊拉克隊波狀進攻所壓倒。下半時第9分，比分變成1比1。

接下來的10多分鐘，是日本隊在六強賽中最為艱苦的時間段。伊拉克隊持續以角球威脅日本隊大門，門前險象環生。

第21分鐘，日本隊終於得到喘息之機。拉莫斯斷球，與三浦知良做二過一突破，越位。3分鐘後，勝矢壽延一記漂亮的斷球，經三浦和拉莫斯擺渡，中山雅史一錘定音，2比1！日本隊士氣大振，美國世界杯近在咫尺。

然而，誰也沒有想到，最後還有無比殘酷的10秒鐘，等待著這群日本武士。

奧夫特引進現代世界標準

以成王敗寇定論奧夫特，未免流於膚淺。必須看到，正是奧夫特的到來為遠在地球一隅的日本引進了真正的世界足球標準。

從上任的第一天起，他用得最多的是“Compact”（密集）、“Triangle”(三叉戟)這些日本人還很陌生的專業術語，悉心地為日本隊打造全隊整體戰術：後衛線壓上，擠壓中場，在中場斷球並轉入進攻。這是奧夫特的祖國荷蘭在1974年聯邦德國世界杯上所展示的一種全攻全守型打法，日本足球人在這屆世界杯上已經見識並理解這種通往現代足球的荷蘭式打法，但是受限於支撐這一戰術的根本——球員個體水準的落後，無力引為己用。

“Middle Filter”（防守型中場）也是奧夫特帶進日本的新名詞。曾幾何時，由於對全攻全守一知半解，“All Rounder”（萬能型）一詞悄然取代了“Total Football”（全攻全守）橫行於偏處遠東一隅的日本，到了20世紀90年代初，日本人已然模糊了何為“Possition”（位置）。奧夫特引進的新名詞讓日本明確了現代足球中的“位置”概念。

全攻全守也意味著體能強化已成為現代足球不可或缺的一個方面。奧夫特積極監督隊員，並親自考核隊員的個人能力，指導其如何與其他隊員完美組合。

奧夫特在強調整體戰術的同時也看重球星的個人作用。為了激活擅長盤帶、喜歡在邊路活動的三浦知良的射門能力，他明確表示期待三浦成為一名能進球的前鋒；他讓高大射手高木琢也練就了頭槌絕活。他讓隊員們認知自身優勢，指導他們如何與隊友配合。通過國家隊的示範作用，奧夫特向全體日本足球人昭示，“即便在流行全攻全守的現代足球，球員個體也應該明確各自分工，並擁有與自身位置相吻的特點”。
這是奧夫特對日本足球最大的貢獻。

那個時候的記者會，也常常是奧夫特的現代足球講堂。他總是事無巨細地一一作答。畢竟，其時並無多少資金實力的日本足協肯出大價錢聘請他，在身為世界級專業教練的他看來是了不起的勇氣，幫助日本努力理解世界足球乃是自身職責所在。

球迷愛日本隊，以之為榮，衷心愛戴

這屆世界杯預選賽，日本球迷的聲援狂熱而多彩，時時躍居媒體焦點話題。日本國足在國際舞臺上的活躍，催生了新一代球迷並很快匯聚成巨大“粉絲團”，這也是日本國足擁躉的原始積累。一支國足，其實從來也不必擔心缺少球迷，他們是給點陽光就燦爛的一族，只是之前國足數十年的屢戰屢敗、屢敗屢戰，讓球迷無奈地與國足離心離德。

這時的日本球迷已經通過電視等媒體欣賞了多屆世界杯，對於歐洲、南美等頂級俱樂部的打法如數家珍。他們並非因為是同為日本人就盲目崇拜國足，而是因國足激動人心的攻勢打法而認可它，以之為榮並由衷的喜愛。日本球迷用“OFTO JAPAN”的愛稱稱呼這支國家隊，從此“主帥名+JAPAN”的形式成為歷屆國家隊的標簽，“ZICO JAPAN”、“OSIM JAPAN”等代代流傳下來。

奧夫特軍團不止擁有拉莫斯、三浦知良等個性派球星，11名隊員全部都參與整體戰術，富於變化的攻勢打法，激活了拉莫斯和三浦的強烈個性。除了打伊拉克，在其他4場比賽中，日本隊都打出了積極的攻勢足球。這在當時以“薩基米蘭”為主導的世界足球界亦屬罕見。奧夫特軍團已經造就了未來日本足球的些許雛形。

而且，由於國足在1992年首奪20年來第一個亞洲杯冠軍，在美國世界杯亞洲區第一階段小組賽上勢如破竹都發生在J聯賽開幕之前，國足催生的新球迷隨著J聯賽的開幕散布到了各支J聯賽球隊。

這就造成了一個有趣的現象：日本球迷與其說是J聯賽球迷的集合體，不如說是日本國足遍布於J聯賽各球隊的擁躉。由此可以進一步理解J聯賽開幕之初的所謂“足球熱”，一方面是因為“地域密著型”和“可直通一線隊的J聯賽梯次體系”等J聯賽的理念受到人們的歡迎，另一方面也歸功於打出了成績的國足天然而強大的號召力。這也與20世紀60年代JSL聯賽到來之際的“第一次足球熱”有共通之處，是聯賽與國足輝煌交互激蕩的產物。

10年後，當日本迎來2002年日韓世界杯之際，還是1968年墨西哥奧運會那位報道了日本隊的《紐約時報》記者布萊安，對日本足球的一個獨特現象百思不得其解：“日本足球熱為何最終能夠成就國家隊的強大？同為亞洲國家，譬如印度，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一支英格蘭業余球隊的印度之旅曾經吸引了10萬名印度球迷到場觀戰，但這股潮流卻未能讓印度國足變得強大。而日本卻為何做到了？”

日本現代足球整體戰術風格的原點

所謂國家隊，於一國之足球而言，其意義遠遠超越了單單“一支球隊”。一支國家隊的風格或打法，往往會成為這個國家所有足球隊的指標，引領著這個國家足球的大方向。這在亞洲及非洲的足球後進國家尤為顯著，日本也不例外。

日本足球在JSL時代已然確定了巴西流技術風格，這讓許多來到日本的教練都感到驚訝。到1993年“多哈悲劇”前夕，呼籲“確立日本足球戰術風格”的聲音在日本國內不絕於耳。既然英格蘭有英格蘭的打法，德國、法國、巴西、阿根廷亦各有風格，那麼日本足球也需要建立自己的模式。於是日本足球先驅者們，師從德國者有之，尋寶巴西者有之；數年前還有人以波蘭足球為藍本，轉眼又開始崇尚荷蘭式打法。

但是到了J聯賽誕生的1993年，類似的爭論逐漸淡出人們的視線。這並非是由於所謂的“日本足球風格”已然建立的緣故，而是每個人、每支球隊都在各自摸索。

歷史上日本足球曾經一度出現過類似指針式的戰術風格，那是在1985年，森孝慈擔任日本國足主帥出征世界杯預選賽的時候。這支國足以加藤久的整體防守為基石，糅以木村和司、水沼貴史無與倫比的進攻配合，魅力四射。然而在東區四強賽最後的決賽中不敵韓國隊之後，這一方針出現了180度大轉彎。

接過森孝慈衣缽的石井義信極為重視防守，並險些帶領日本隊打入1988年漢城奧運會，然而這種打法終究不招球迷的待見。

然而，奧夫特卻給日本足球引進了最為缺乏的戰術訓練，第一次令人看到了確立日本足球打法的希望。這是一種以良好的技術為基石，11人在明確位置的前提下參與全攻全守的正統式打法。這種打法吸引了全日本眾多球隊的關註，包括J聯賽球隊。奧夫特一手締造的國足風格，不僅帶來了多場勝績和兩大桂冠，更重要的是，突破了長期以來阻礙日本足球發展的所謂“戰術能力不足”的弊病。

此後20年的時間證明，奧夫特引進日本的“全隊整體戰術”已成為迄今為止四度打入世界杯的日本足球最為鮮明的風格之一。從這一意義而言，“多哈悲劇”及1993年亞洲區六強賽的結果是令人遺憾的。正如亞洲及許多歐洲足球專家所公認的那樣，日本是六支亞洲球隊中唯一有希望力拼世界列強的球隊。假如這一次出線，並在來年的美國世界杯證明這一點，那麼所謂的“日本足球風格”也許會更早地確立。

將球員培養交給俱樂部是純理想

敗軍之將，自然應該主動請辭。對於以沖出亞洲、走向世界為唯一目標的奧夫特而言，請辭或不續約，在某種意義上是理所當然。

但也有人為奧夫特鳴不平：“日本國足離不開奧夫特！請看看日本的現狀，我們的足球，不像歐洲或南美，已然歷經數十年的確立形態。我們的足球還很稚嫩，而如今好不容易經由奧夫特的妙手點撥，趨近成形。”

也有人提出：“應該擴大奧夫特的權限，將國家隊中長期建設事業全權托付給奧夫特。”理由是，奧夫特不僅是一位優秀的教練，更是優秀的經營人才，能夠朝著一個特定的目標，擬定計劃付諸實施。因此，理想的模式應以奧夫特為總教練，置頂於國家隊，全權負責國奧、國青強化建設，由其選任教練班子，制定強化計劃，交付教練組付諸實施。這樣可以令各自為政的國字號球隊擁有統一的戰術理念，培養一線隊接班人時才能有的放矢。

然而，此時已被聘請為足協技術委員的塞爾吉奧·越後卻指出，奧夫特畢竟沒有率隊出戰世界杯的經驗，日本國足若想進一步發展，必須割舍對奧夫特的依戀。

時任日本國足強化委員長的川淵三郎頂住各方壓力，接受了這一主張。

奧夫特離開了，但這只是暫時的離去。這個荷蘭人後來很快回到了日本，擔任磐田喜悅主帥長達3年，後歷任京都不死鳥和浦和紅寶石主教練。

想來也感覺不可思議。在日本德川幕府時代長達200多年的鎖國期間，位於長島的荷蘭商館曾經是當時日本唯一的海外貿易窗口。而在日本足球從業余走向專業的“第二個開國期”，又是一個荷蘭人成為了日本國足的主帥，不能不說緣分的奇妙。

日本足球人也從多哈的失利開始意識到，需要盡早稟著為國家隊一線隊選角的思路選拔球員，積累國際比賽經驗。

培養球員，本來應該是屬於俱樂部的工作。J職業聯賽誕生之後，俱樂部建立青訓梯次成為義務，這已經比JSL時代粗放地由校園進行所謂青訓有所進步，而所謂國足主帥不過是選角的導演，篩選符合其戰術理念的球員，打造成一支整體隊伍出戰國際比賽。

多哈失利讓日本人看到，上述模式無異於是純理想化的假想。不必說像日本這樣社會足球的不毛之地，即便是俱樂部青訓機制健全的足球發達國家，也並不全然如此經營國家隊。

譬如在德國，國青隊主帥是未來的國家一線隊主帥，如此便於他在未來成為主帥之日，啟用從國青隊時期以來所選拔，並在國際比賽中一路成長起來的球員擔綱球隊核心。當然，並非所有國腳都是以上述通道出戰世界杯的，其中也有無名小卒經由國內聯賽脫穎而出。但是世界眾多球員經由國青進入國家一線隊的事實，向日本人說明著積累國際比賽經驗的重要性。

強化既有的國家訓練中心制度勢在必行。甚或日本還有必要由國家一線隊主帥同時兼任國青和國奧隊主帥——這樣的思路，在下一任洋帥特魯西埃身上得以踐行。

用什麼來忘卻“多哈悲劇”

如果我有權利評選“日本體育大獎”，我將毫不遲疑地推舉奧夫特麾下的這支日本國足。他們在“多哈悲劇”前的摧枯拉朽，是後來在2011年迎來“多哈之喜”的那支隊伍也未必能夠全然媲美的。而在J聯賽開幕這一具有歷史意義的一年，他們讓數億日本國民狂熱、感動，滿懷期待，然後在最後一刻，從天國直墜地獄。一如日本的國花櫻花，雕謝於最為絢爛的剎那。如此戲劇性而淒美悲壯的一幕，更不是誰都可以輕易演繹。

有人說，對於競技體育來說，勝負就是一切。我無法茍同。失敗，並不意味著終結。應該看到，奧夫特的隊伍給日本國民帶來了充滿魔力的體驗。東京電視臺創下的高達48％的日本足球史上最高收視率，印證著日本人初次嘗到了世界杯的美妙滋味。

足球，就這樣成為日本國民生活的熱門話題。

就此而言，以失利告終的美國世界杯預選賽之旅，對進入職業化時代的日本足球而言，其價值無可衡量。正如川淵三郎賽後所言：“在足球界，世界杯才是全世界最大的盛會，甚至超越了奧運會。”這一足球界的國際常識，正是在這一刻在日本落地、生根。
　　六強賽收官後的頒獎儀式上，組委會委員長納塞爾·穆巴拉克如是說道：“今天的比賽，有人歡喜有人愁。然而，這無疑正是我們熱愛足球這項運動的緣由所在。”是的，這就是足球。無論是日本隊在最後10秒從天堂墜入地獄，抑或是絕望中挺到最後一刻的韓國隊在獲悉日本隊被逼平一瞬的放聲痛哭，一切都可用“這就是足球”來表達。
　　日本足球人開始思考一個問題：要用什麼才能讓國民忘卻並釋懷那多哈的一夜？
　　從多哈返回成田機場，日本球迷給予國足將士以英雄般的歡迎，川淵三郎向蜂擁而至的媒體宣稱：“這次的敗退將成為日本足球未來發展的出發點。4年後，我們一定要打入世界杯！”
　　多年後，在川淵的回憶錄裏，他說這是他那一刻真實的心聲，毫無矯飾。
　　“多哈悲劇”的歷史意義
　　從墨西哥到多哈，從1968年到1993年，整整25年，1/4個世紀。從高處跌落，再從最低谷踟躕爬起，上升，在接近巔峰之際又倏然滑落——這就是日本足球史上著名的“多哈悲劇”。
　　“我們這代日本人，從小目睹著釜本球員的墨西哥銅牌長大，從那時起對足球就有了參與意識。在J聯賽誕生後也常去現場觀看比賽。而‘多哈悲劇’之夜，多少人整宿整宿都無法入睡。那是日本一個永遠的痛。”日本政治家岸本周平在應邀參加2011年日本足協90周年慶時這樣回憶。

這一年，後來被稱為日本足球“雅典一代”的大久保嘉人、駒野友一等足球少年剛剛12歲，“北京一代”的本田圭佑、長友佑都才7歲。在這個或懵懂記事或多愁善感的少年期，他們與無數日本國民一起，在電視機前見證了“多哈悲劇”的沖擊與洗禮。

夢幻的終結，也是現實的開端。

日本足球建立職業聯賽，不可否認其一大初衷是出於打造強大國足的需要，但事實證明，僅僅建立職業聯賽還遠不能一勞永逸。

“日本足球的世界意識還太過淡薄，也無法把握自身與世界的距離。足球運動是存在世界常識的，要學習這種常識，與其在世界一隅遠遠觀望，不如親身前往探尋。如果我在海外的探索和打拼能夠喚醒日本足球的世界意識，那麼即便只是加盟一支小小的海外球隊，哪怕不是心之所向的意甲，也是值得的。”第二年，痛定思痛的三浦知良抱著不惜舍身也要喚醒日本足球世界意識的使命感，拋下了在川崎綠茵隊的高額年薪（1億日元的年薪在當時歐洲足球電視轉播權費尚未高騰的世界足球市場也是令人咋舌的），攜著同樣拋下了如日中天演藝事業的夫人三浦理佐子，加盟意甲升班馬熱那亞，成為J聯賽誕生之後日本球員闖蕩歐洲的先驅。

意甲開幕戰，三浦知良與AC米蘭偉大的中後衛巴雷西狠狠地撞在一起，當場頜骨骨折，從此，這兩位彼此敬重的球員成為好友。

多年以後，巴雷西還清晰地記得這一幕。他說，“足球是世界共通的語言，交鋒過的對手永生難忘，特別是像三浦這樣飛蛾撲火般投向新世界，渾身洋溢著勇氣的球員。三浦的技術、速度和爆發力眾人皆知，可惜當時熱那亞是一支僅為保級而戰的球隊。老實說，他來得太早了。如果是今天加盟意甲，像三浦這樣的球員無疑將表現得更為活躍。”

行動起來的，不止是三浦知良一個人。

多哈悲劇發生1個月後，1993年12月，時任日本女足主教練的鈴木保，作出了一個重大決斷：將15歲的中學女生澤穗希，選入了國家一線隊。

日本足球整體進化也在此後的探索中逐漸加速：提出著名的“J百年構想”，打造全亞洲最成功的職業聯賽；延攬洋帥接力式打造國字號，摸索日本足球的理想風格；開始全面啟動以青訓為主題的“國家訓練中心制度”變革。

知恥而後勇。從這一意義而言，1993年的“多哈悲劇”之於現代日本足球，一如1853年的“黑船來航”之於日本現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