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激流湧動的時代，必然會出現時代的弄潮兒。“日本職業足球之父”登上歷史舞臺，建立在“地域密著型”理念上的J聯賽啟動，這不啻是一場偉大的變革。然而，一個落後國度的足球，僅僅依賴創辦一個職業化聯賽，就能在一朝一夕間翻身了嗎？
　　第一章“職業足球之父”登場
　　有人說他是智者，有人說他獨裁，但無人否認他對日本足球的貢獻。這就是川淵三郎，助推日本足球實現飛躍的第一功臣。川淵有一句名言：“墨守成規從來不是我的風格。”他總是在自我突破，所以，他成功地改變了日本足球。
　　知天命之年再度出山
　　1988年5月2日，一個電話，將在古河電工處於半賦閑狀態的川淵三郎推上了時代的風口浪尖。
　　說他半賦閑，是因為這時他已完全是足球的圈外人。
　　川淵三郎早年浮出基層進入日本足協管理層，還要追溯到1976年。那一年，他辭去了古河電工主教練一職，開始擔當JSL運營委員。1980年兼任日本足協國足強化部長，在渡邊正主教練病倒後還一度代行主帥一職。這時候的川淵在身份上是古河電工的員工，操持日本足球純屬誌願行為，但他仍然忙得不亦樂乎。
　　時值日本足球深陷1970年墨西哥世界杯出局後的低谷，在亞洲勝績鮮見，球迷向背。1974年，朝鮮“4·25體育團”赴日訪問，旅日朝鮮球迷占據了東京國立競技場過半看臺。日本國足0比4慘敗，場面慘不忍睹。
　　“這可是主場啊，非常震驚。所以說，日本足球要想變得強大，必須采取和以往截然不同的手法。一味在舊思路的延長線上修修補補，不會有出路。”川淵三郎開始強行突破。
　　首先嘗試的是國足年輕化。這也是吸取了墨西哥奧運會之後日本足球因青黃不接而墜落的教訓。出征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亞洲區預選賽的全部隊員年齡均在25歲以下，其中就有著名的木村和司、岡田武史、山本昌邦等。然而在亞洲區八強賽中，日本隊卻四戰皆墨。
　　“這是第二次震驚。國足強化部門分崩離析，但領導層卻仍是老面孔。輸了球，卻還要按老套路循規蹈矩，這樣下去，日本足球變革無望。”川淵忍痛割舍了足球，辭去了全部與足球相關的公職，回到古河電工專註社內業務，但上班族一眼可以望到頭的職業前途和對足球的不了之情，時時在他心頭糾結。
　　電話是JSL總務主事、三菱重工的森健兒打來的，在業務和足球間分身無術的他希望川淵能夠接過其衣缽。所謂總務主事，相當於後來的J聯盟主席角色。
　　沒有人比川淵更清楚日本足球的困境，也沒有人比他更清楚日本足球的潛力所在。已經51歲的川淵很快作出了一個連自己都覺得吃驚的決定： “將後半生交給足球，搏上一命，也要推動日本足球大變革。要讓足球成為日本體育的主流。”
　　使命：全方位職業化
　　此時的日本足協已經在1986年引進非業余制度，認定奧寺康彥和木村和司為“特別資格證書球員”，球員層面的職業化轉型已然啟動。但川淵瞄準的是更深入一步的制度層面的職業化。
　　在他看來，屬於企業體育範疇和企業附庸的足球，訓練條件和支持的球迷自然有限；正是這種非職業的足球環境的過久持續，以至於日本僅僅在1968年奧運會上拿過一次銅牌，從此無緣國際大賽。企業足球當然也有好處，比如球員作為企業的一員，可以定期從企業領工資，不管踢得好壞與否，都可以確保安逸的生活。但是，這種體制不利於造就強大的球隊。日本足球必須轉變體制，像歐洲那樣走職業化道路，必須讓足球置身於背水一戰、不得不奮力競爭的環境之下。
　　無論是俱樂部總裁、教練、球員，還是新聞官、職員，全部足球人都必須無一例外地實現職業化，憑借在足球上的業績謀生並贏得在社會的立足之地。川淵夢想打造的，正是這樣一個無可逃避卻又簡潔明快的世界。
　　幸運的是，對於社內業務與踢球的兩全之美抑或是顧此失彼，川淵三郎全部深諳於心。他捫心自問，自己有沒有借口踢球而懈怠了主業，有沒有借口主業荒廢了球技？他自認問心無愧。
　　完成了這樣的自我詰問，川淵確信，他的使命就是斬斷所有足球人的退路。前路只有一條，那就是全方位職業化，不留死角。
　　促使川淵下定決心的還有另一個重大因素。他要向當時日本社會對於所謂職業體育的偏見乃至無知發起挑戰。當時日本已經存在職業化的棒球聯賽，在他看來，深夜宿醉之後第二天打出本壘打就被媒體熱捧為“職業”雲雲，近乎是一種對職業體育的無知與愚見。職業體育決不能被膚淺化為單純的“看熱鬧”。
　　這與30年前他的恩師、德國人克拉瑪教練傳授於他，而他在早稻田大學校隊巡遊歐洲之際的所見所聞大相徑庭。
　　在德國德累斯頓的一所學校，年輕的川淵被眼前的景象深深震撼。8塊訓練場地齊刷刷地鋪開，綠草如茵。孩子們在地毯般的草地上盡情地追逐著皮球；而緊挨著的另一塊場地上，一支職業球隊正精神抖擻地打訓練賽。在一家平凡的社區俱樂部，就連殘障人士也搖著輪椅，陶醉在耍玩籃球的快樂之中。
　　縱觀世界，即便是AC米蘭、尤文圖斯這樣資金與實力兼厚，令人仰止的大牌球會，也沒有一家是純粹屬於財閥的私有產物；沒有一支“夢之隊”不是在紮根當地社會和傳統的基礎上。但凡足球發達國度，人們需要並且擁有的，往往是一個更為自由的能夠從事運動的社會環境。
　　比照之下，日本人一旦離開校園走上社會，就鮮見有人再享受運動。日本社會是社會體育的荒漠，社會型俱樂部這種可接納社會人從事體育的“容器”，近乎真空。如此，即便國家隊的成績再輝煌，也無非是曇花一現，最終歸於幻滅也是無可避免的結局。
　　男女老幼都純粹地享受運動的快樂，運動設施與環境能夠充分滿足運動的需求，最終，在這樣的土壤上成長起來的職業體育人成為受人尊敬的楷模——日本的孩子們，什麼時候能夠享有像歐洲社會那樣健全良好的體育環境？
　　這樣的夢想，川淵原以為再不可能實現。沒想到多年以後，機遇卻以一種意想不到的方式悄然降臨。
　　劃時代的“地域密著型”理念
　　1988年8月1日，川淵走馬上任JSL總務主事。聚集在JSL秘書處的有秘書長木之本興三，有來自日產汽車的佐佐木一樹和來自古河電工的小倉純二。與電通並列日本兩大廣告代理巨頭的博報堂也前來加入。此時的職業化前景尚不明朗，但博報堂卻舉全社之力參與新聯賽的廣告策劃。職業化的夢想點燃了每個人的熱情。
　　此時，前任森健兒組建的 “首屆JSL活性化委員會”曾經在水面下推動“特別聯賽（介乎於業余與職業之間）構想”。日本足協上層雖然一致贊成JSL活性化，但在推動職業化問題上卻認為為時尚早，原因很簡單：遠從1936年就成立的職棒聯賽尚且赤字經營，贏利的唯有讀賣職棒隊一家，何況人氣低迷至此的足球。森健兒的計劃因此遭到擱置。
　　突破，在這時再次成為一種必然。
　　川淵上任之後的第一道指示，就是立即組建“第二屆活性化委員會”。既然認準了職業化方向，就要全面提速。1989年2月，草擬新聯賽加盟條件；1990年4月，公布新聯賽正式加盟條件。
　　加盟條件是一把雙刃劍。如果降低條件，新聯賽就會淪於新瓶裝舊酒，最終因迷失方向而離職業化的初衷漸行漸遠，而一旦過於苛刻，新聯賽也將陷入因無人問津而導致流產的風險。
　　川淵決定先進行投石問路。
　　加盟條件最初是“必須擁有至少12名職業球員，確保擁有可自由支配的能容納觀眾人數達15萬人的足球場，建立球員育成梯次體系，教練班子必須持有資格證書”。
　　報名的JSL球隊達到30余支，在全部47支JSL球隊中占據半數以上。形勢比預估樂觀。
　　此後足協迅速提高門檻為“球隊法人化，職業球員需達18人以上，確保與地域居民、自治體和企業的三位一體化，確保分擔聯賽經費”。
　　所謂“球隊法人化”，意味著JSL球隊需要從過去如溫室花草般依賴母企的“未成年人”，成長為走上社會的自立的“成人”。這就需要首先完成身份轉換，從母企的附屬部門脫離出來，成為法律意義上的獨立法人，同時在財務上亦與母企分離，實行獨立核算。一支職業俱樂部憑借在足球上的業績生存於社會，理所當然。
　　所謂“確保與地域居民、自治體和企業的三位一體化”，首先是在具體的制度設計上規定每一支加盟俱樂部必須落戶於日本某一特定地區，並要求其融入當地社會，受到更多球迷的支持和熱愛。但同時，這也為職業俱樂部這一遽然降生於世的新生事物，指明了其賴以生存的根基乃至存在的意義。
　　不可否認，新生俱樂部在一個相對漫長的過渡期內仍然需要也必然與曾經的母企維系著某種關系，但意在高遠的川淵，卻要引導其將生存的根基和存在的意義，指向一個與以往全然不同的方向——當地社會。
　　這是一個嶄新的理念。川淵三郎把它形象地表述為“讓體育使日本變得更美好，為地域社會作貢獻”，這正是著名的J聯賽“地域密著型”理念。很明確，新聯賽制度設計的最終指向是要讓職業足球俱樂部為當地社會共治、共有，最終實現共享。
　　這無疑是一個全新的、包含美好願景的理念。
　　但是，JSL球隊能不能認同呢？
　　川淵三郎籌建中的新聯賽的賽事組織機構“J聯盟”並非任何國家行政機構，它對未來底下獨立核算、自負盈虧的職業俱樂部不存在任何行政強制力。事實上如果不加入J聯盟，脫胎於JSL的球隊也完全能夠在這場足球社會的大轉型中繼續安身立命——保持業余本色棲身於新成立的JFL（日本足球頂級業余聯賽）及其下傳統的地區性社會人聯賽中。
　　川淵三郎在期待之余也暗自捏了把汗。幸運的是，躍躍欲試的JSL球隊仍然多達20支。
　　之所以一呼百應，不可否認有時代的背景因素。20世紀90年代初的日本正處於“泡沫景氣”的巔峰期，日本一流企業在主業之外仍有充裕資金可投入運轉。J聯賽打出的“地域密著型”理念，至少在這一時期是大多數企業順水推舟的樂事。
　　1991年2月14日，10支加盟球隊正式出爐。它們是：住友金屬（鹿島鹿角。關東地區，茨城縣）；全日空（橫濱弗留吉爾斯，現消亡。關東地區，神奈川縣）；三菱汽車（浦和紅寶石。關東地區，埼玉縣）；古河電工（市原東日本，現千葉市原東日本。關東地區，千葉縣）；讀賣俱樂部（川崎綠茵，現東京綠茵。關東地區，神奈川縣）；日產汽車（橫濱水手。關東地區，神奈川縣）；豐田汽車（名古屋逆戟鯨八，現名古屋逆戟鯨。東海地區，愛知縣）；清水FC（清水鼓動。東海地區，靜岡縣）；松下電器（大阪鋼巴。關西地區，大阪府）；馬自達汽車（廣島三箭。中國地區，廣島縣）。
　　為保持與傳統的延續性，川淵三郎允許它們在1993年J聯賽正式開幕前的兩年過渡期內繼續使用舊名，但開幕後必須一律使用與企業名脫鉤的新隊名。
　　1991年7月1日，新聯賽名稱公布，為“日本職業足球聯賽”（以下簡稱“J聯賽”）。日本足協完整闡述了建立J聯賽的三個理念：提高日本足球水平和促進足球普及，振興體育文化和推動國民身心健康，為國際交流和友好貢獻力量。
　　1991年11月，“社團法人日本職業足球聯盟”（以下簡稱“J聯盟”）成立，川淵三郎出任首屆J聯盟主席。為自斷退路背水一戰，川淵以此為契機徹底退出多少人夢寐以求、本可安享終身的日本一流名企古河電工，為長達30年的企業生涯畫上句號。
　　眾所周知，在日本，終身雇傭制、年功序列（論資排輩）是企業傳統的通行法則，一流日企更是處在日本社會金字塔的頂層。對於川淵這樣資歷身份的人物而言，這一切意味著穩定的職位、豐厚的收入和各項福利保障，意味著令人景仰的社會地位。不難理解，自斷退路之舉於川淵個人是一個類似丟掉金飯碗的舉動。
　　而對於順著世界大勢浩浩蕩蕩走向職業化的整個日本足球而言，這更是一個劃時代之舉，是新時代的風向標。此前在1974年已經實現財團法人化的日本足協，其最高管理層仍然是以“企業在編”，安享穩定豐厚高薪，僅以掛職和外派的形式在日本足球的各類機構任職。
　　職業足球的未來此時還是一個未知數，不誇張地說，前路是荊棘叢生。但是作為日本足球新領軍者的川淵已決心與足球同進退、共存亡。J聯盟如同一架戰車轟隆發動，原有的平靜生活被徹底顛覆，然而川淵卻說，自己“無暇沈浸於感傷之中”。
　　第二章 大樹之根
　　那麼，什麼是財團法人，什麼又是社團法人？1974年的財團法人化和1991年的社團法人化分別對日本足協、J聯盟而言意味著什麼？
　　承蒙川淵先生的好意，2004年亞洲杯足球賽，我在重慶幸運地對川淵先生進行了一個特別專訪。其時馬來西亞假球風波演繹甚烈，於是我不無冒昧地直接請教已經從J聯盟主席晉升日本足協主席的川淵先生，日本足球是否存在這一現象。他莞爾一笑，輕輕來了一句：“日本足球不存在假球賭球行為，我這個主席比較容易當。”
　　我承認這是一句實話。這不僅因為類似問題從未見諸於發達的日本媒體的報端，更是因為從J職業聯盟誕生的第一天起，整個日本職業足球就被納入了日本社會的法制框架。
　　“財團法人”、“社團法人”意味著民間公益身份
　　在日本，財團法人日本足協是日本國內統攬振興足球活動，主辦J聯賽、JFL聯賽、女子足球聯賽（L聯賽）及天皇杯全日本足球錦標賽、全日本女子足球錦標賽等官方賽事，選拔組建代表全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