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對歷史的認識真的要求歷史對像必須是孤立的，是擺脫了來自歷史學家的利比多傾注的，那麼，肯定的，這種”書冩”歷史的方式只會導致一種”重冩”的方式。我這里啟用了兩種意思，它們一起説出了拉丁文redigere和英語putting down的意思：通過冩作和壓抑來隱藏。就像writing down，既暗示銘冩或錄制，又暗示欠負。我們在許多歷史文本里見到過這種重冩。尼采在《不合時宜的思考》中對於歷史研究中作爲陷阱的作品的責疑，針對的就是這個。
無疑也正是這一陷阱引導弗羅伊德最終歸依於他的關於精神病起源的那個假設上。他首先將它歸咎於他所説的”原初場景”，嬰兒被大人誘惑的場景。弗洛伊德通過捨棄關於開始的現實主義，從心理分析的另一個方面，從其目標方面，打開了關於治療的過程該是沒有終止的這一觀念。與重記不同，穿刺勞作（perlaboration）被定義爲一種沒有終止的勞作，因而也是沒有意志的：沒有終結，也就是説它是不受終點這一概念的引導的，但並不是沒有終極性。

正是在這雙重姿態里，朝向從前與朝向未來的姿態中毫無疑問地出現了我們所能具有的關於重冩的最貼切的概念。我們知道，弗羅伊德特別強調那被説成是”同樣是浮動的注意”的原則，那一分析師面對面去分析病人時所需遵循的那條原則。其要領是，必須對病人吐出的語句的所有因素，不論多麼細小和無關，都報以同樣的重視。

這條原則總的是要求：不要預先去判斷（有偏見），懸置判斷，積累，對所發生的一切和發生的原狀報以同樣的重視。病人從其角度講則應尊重這一對稱：讓自己的話兒任意流出，讓一切”想法”、形像、場境、名字、短語汩汩流出，像是從其嘴里的身體上流出一樣，處於無序狀態，無選擇、無壓抑。

這樣一條原則將精神放進了成爲”病人”的義務里，放進了一種新的意義里：不再以被動和重復的方式來忍受那同一種古老和現實的激情，而是將其自身的可過渡性，一種回應或”反應”，應用到所有發生到其精神里的東西上，讓自己過渡到從一種他不認識的”某種東西”那兒出發，發生到他身上的那些事件里。弗羅伊德將這一態度稱作”自由聯想”。這無非是一種不考慮其意義值、邏輯、倫理、審美地將一個短語與另一個短語相連的方式，是一種連結方式。

大家可能會問我這一做法會與重冩現代性有什麼聯系。我要指出的是，我們在穿刺勞作中所能動用的那唯一的傳導線索，就在於情感，或者更確切地説，就在於對情感的傾聽。一個短語的碎片，一比特的信息，一個字都能派上用場。它們是連結於場域中、與別一個信息單位連結的。勿需推理，勿需論爭，勿需調解。這樣進展着時，我們就一點點接近於一個場景，那關於某種東西的場景。我們描述它。我們不理會它到底是什麼。我們只是肯定於它是與那一既是很遠又是很近、既是我自己的也是他人的過去相連的。失去的時間並不是像一張畫那樣地被再現的，它甚至是無法被呈示的。它是呈示一張畫、一張不可能的畫的因素的東西。重冩，是要重新登記它們。

顯然，這一重冩決不會讓我們對過去有所認識。弗羅伊德也是這麼認爲的。這一分析並不服從於認識，而是服從於”技術”（technique），服從於藝術的。它最終並不是要定義一種過去的因素。相反，它預設，某一過去本身就是給予構成那一場景的那些因素以精神的一個行動者或代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