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有一些晚上，他們到了約好的地方，卻不得不連招呼也不打就走開了，因為正好街角有個巡邏隊過來，或者頭頂上有直升飛機巡邏。即使不那麽危險，要找時間相會也很困難。因為溫斯頓一周工作六十小時，裘莉亞的工作時間更長，他們倒休的日子因工作忙閑而異，並不經常吻合，反正裘莉亞從來沒有一個晚上是完全有空的。她花了不少時間參加聽報告和遊行，為少年反性同盟散發傳單，為仇恨週做旗幟，為節約運動募捐，以及諸如此類的活動。她說這樣做有好處；這是一種偽裝。小地方你如果守規矩，大地方你就能打破規矩。她甚至說服溫斯頓參加那些熱心的黨員都盡義務參加的加班軍火生產，這樣又犧牲了他的一個晚上的時間。

因此每星期有一個晚上，溫斯頓就得化四個小時幹令人厭倦的工作，在一個燈光暗淡的透風的車間里，在電幕音樂和錘子敲打的單調聲中，把小零件旋在一起，這大概是炸彈的導管。 

他們在教堂的鐘樓相會時，若斷若續的談話所遺留的空隙就填滿了。那是個炎熱的下午。鐘樓上那間四方的小房子里空氣悶熱停滯，有股強烈的鴿屎味。他們坐在塵土很厚、嫩枝遍地的地板上談了好幾小時的話，過一會兒兩人之中就有一個人站了起來到窗縫里去了望一眼，看有沒有人走近。

裘莉亞二十六歲，同其他三十個姑娘一起住在一個宿舍里(“總是生活在女人臭里！我真恨女人！”她補充說。)不出他的所料，她在小說司管小說寫作器。她很喜歡她的工作，這主要是管理維修一臺功率很大但很不易伺候的電機。她並不“聰明”，但是喜歡動手，搞機器就感到自在。她能夠介紹給你怎樣創作一部小說的全部過程，從計劃委員會發出的總指示到改寫小組的最後潤飾。但是她對成品沒有興趣。她說，她“不怎麽喜歡讀書”。書本只不過是要生產的商品，就像果醬或鞋帶一樣。 

她對六十年代早期以前的事都記不得什麽了，她所認識的人中，唯一經常談到革命前日子的人是她八歲時不再見到的爺爺。她上學時是曲棍球隊隊長，連續兩年獲得體操獎杯，當過少年偵察隊的小隊長，青年團支部書記，最後參加了少年反性同盟。她得到的鑒定一直很出色。她甚至被送到小說司里的色情文學處工作，這是某人名聲可靠的毫無置疑的標誌，因為該處的工作就是為無產者生產廉價的色情文學。據她說，在里面的工作人員稱它為垃圾場。她在那里工作了一年，協助生產像《最佳故事選》或《女學校的一夜》等密封寄發的書籍，無產者青少年偷偷摸摸地買去消遣，像買禁書一樣。

“這些書寫些什麽？”溫斯頓好奇地問。 

“哦，完全是胡說八道。實際上都很無聊。他們一共只有六種情節，互相抄來抄去。當然我只是在管萬花筒。我從來沒有參加過改寫組。要我動筆可不行，親愛的——水平不夠。” 

他驚異地獲悉，除了頭頭以外，色情文學處的工作人員全是姑娘。他們所根據的理論是，男人的性本能比女人不易控制，因此更有可能遭到他們自己所制造的淫誨作品的腐蝕。

“他們甚至不要已婚的女人到那里去工作，”她還說。“一般總認為姑娘都很純潔。這里卻有一個不是那樣。” 

她第一次同男人發生關係是在十六歲的時候，對像是個六十歲的黨員，他後來怕遭到逮捕便自殺了。“他幹得很乾凈，”襲莉亞說。“否則，他一招供，他們就會知道我的名字。” 

從此以後，她又有過好幾起。在她看來，生活很簡單。你想快快活活過日子，“他們”——指的是黨——都不讓你快活，你就盡量打破它的規矩。她似乎認為，“他們”要剝奪你的快活，就像你要避免被逮住一樣，是很自然的事。她憎恨黨，而且用很粗的話這麽說，但是她對黨卻沒有一般的批評。對於黨的理論，除非觸及她的生活，她一概沒有興趣。他注意到，她從來不用新話，只有一兩句在日常生活中已經流行的除外。她從來沒有聽到過兄弟會，不相信有這個組織的存在。任何有組織的反叛黨的嘗試都註定要失敗的，因此她認為都是愚蠢之極。聰明人該做的事是打破它的規矩而不危及你的生命。他隱隱地想，在年輕一代中間不知有多少像她那樣的人。這一代人是在革命後的世界中長大的，不知有別的世界，把黨視為萬世不易的東西，就像頭上的天空一樣，對它的權威絕不反抗，只是千方百計加以回避，就像兔子躲開獵狗一樣，他們沒有談到結婚的可能性。這事太渺茫了，連想也不值一想。即使能有辦法除掉溫斯頓的妻子凱瑟琳，也沒有一個委員會會批准這樣一樁婚事。即使做白日夢，也是沒有希望的。

“她是怎麽樣的一個人，你的妻子？”裘莉亞問。 

“她是——你知道新話中有個詞兒叫‘思想好’的嗎？那是說天生的正經派，根本不可能有壞思想的念頭。” 

“我不知道這個詞兒，不過我知道那號人，太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