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近乎普遍的現實。療養院的優先考慮是避免褥瘡和保持體重——這的確是重要的醫學目標，但是它們是手段，不是目的。老婦人離開自己的舒適的公寓，入住一間小小的淺褐色的病房似的房間，跟一個陌生人同屋。她的物品精簡到可以裝進分配給她的櫃子和架子。日常的基本事項，比方說什麽時候就寢、起床、穿衣服、吃飯，都由機構嚴格規定。她不能擁有自己的家具，也不能在晚飯前喝雞尾酒——因為這不安全。

她覺得生活中還有很多她可以做的事情。她說：“我想幫忙，我希望發揮點兒作用。”她曾經自己動手做首飾，在圖書館當過志願者。現在，她的主要活動是玩賓戈遊戲、看DVD以及其他各種被動的集體活動。她同我聊起她最想念的朋友、一些隱私以及活著的目標。以曾經被疏忽的易失火的倉庫為始，療養院走過了漫長的歷程。但是，我們似乎屈從於這樣一個信念：一旦失去身體的獨立性，有價值的生活和自由就根本不可能了。

然而，老年人卻並未屈從，許多老年人奮起反抗。在每個療養院和輔助生活機構，圍繞人應該據以生活的優先考量和價值觀，都在發生著戰鬥。有些人，像愛麗絲一樣，主要通過不合作表示反抗——拒絕規定的活動或拒絕吃藥。他們是所謂的“頑固分子”，人們喜歡用這個詞來形容老年人。在療養院之外，我們經常用這個詞表達一定程度的贊賞。我們喜歡生活中的哈里·杜魯門以頑固、壞脾氣的方式表達自己。但是，當我們說一個人是“頑固分子”的時候，我們在內心里卻不是那麽贊賞。療養院員工喜歡也贊賞那些“戰士”、那些表現出“尊嚴和自尊”的居民——直到這些特性干擾了員工為他們設定的優先考量。此時，他們就成了“頑固分子”。

只要同員工稍事交談，你就會聽他們說起日常的遭遇戰。有位女士“每5分鐘”就要求幫她上廁所。於是他們給她安排了一個固定的計劃，根據輪班情況，隔幾個小時就帶她上廁所。但是她並不遵守計劃，而是去完廁所10分鐘後就尿在床上。所以，他們現在給她墊尿布。另外一個居民拒絕使用助步車，未經允許獨自外出散步。還有一個老人偷偷抽煙、喝酒。

食物根本就是一場百年戰爭。一位患帕金森綜合征的婦女違背了濃湯樣的飲食要求，偷食了另一位居民的食物——這可能導致她哽噎。一位患阿爾茨海默病的老爺爺違反院里的規定，在房間里偷藏零食。一位糖尿病患者在偷偷地吃含糖餅乾時被發現，他的血糖水平又超標了。誰能想到在某種情境下，吃個餅干就能構成反抗呢？

在一些恐怖的地方，爭奪控制權的戰鬥會升級，直到老人被捆起來，或者鎖在醫用躺椅上，或者通過精神藥物對其實施化學抑制。在比較好的地方，工作人員會開個玩笑，愛憐地搖擺手指，把你藏的巧克力餅乾拿走。但是，幾乎沒有一所療養院的工作人員會跟你一起坐下來，努力理解在這種情況下生活對你到底意味著什麽，更不用說幫你建立一個家、一個使得真正的生活變得可能的地方。

那些面臨人類生命周期的最後階段，但是對之不予思考的社會，最後將要面對的就是這種後果。最終我們入住回應各種社會目標（從騰出醫院的床位， 到解除家人的負擔，到應對老年人的貧困問題）的機構。這些目標從來不是對居住其中的人們要緊的目標：在我們衰老脆弱、不再有能力保護自己的時候，如何使生活存在價值。

有一天，在吉姆探望愛麗絲的時候，她同他悄聲耳語。那是1994年冬天， 當時距她髖骨骨折、入住療養區幾個星期，距她入住朗沃德剛好兩年。他把她從房間推到院子里散步。他們發現大廳有一個舒服的地方，就停下來坐會兒。他們母子兩個都沈默寡言，滿足於靜靜地坐著，看人來人往。突然，她靠近他，只輕聲說了一句話。

“我準備好了。”她說。

他望著她，她望著他。他明白她的意思，她已經準備走了。

吉姆說：“好的，媽。”

他感覺到一陣難過，不知道該怎麽辦。但是不久之後，他們一起填寫了療養院記錄上的復蘇要求。如果她心跳或者呼吸終止，他們不會嘗試把她從死亡線上搶救回來。他們不會做胸外按壓，或者電擊，或者從喉嚨插入呼吸管。他們會讓她走。

幾個月過去了。她等待著、忍耐著。4月的一個晚上，她腹部疼痛。她簡單地告訴了護士，然後決定什麽都不再說。後來，她咯血。她沒有驚動任何人，沒有按呼叫鈴，也沒跟她的同屋打招呼；她只是靜靜地躺在床上。第二天早晨，助手來到她的樓層叫醒居民時，發現她已經過世了。

適應從家到老人院生活的轉變

你以為人們會造反，會放一把火把療養院夷為平地。但我們並沒這麽做，因為我們想像不出，在我們衰老、脆弱、沒人幫助就無法生活的情況下，還可能有什麽更好的選擇。我們想不出更好的方案。

大體上，家庭一直是另一種主要的選擇。避免入住療養院的機會直接與養育的子女數量相關聯。根據已經做過的數量極少的研究，擁有至少一個女兒對於父母能夠獲得的幫助至關重要。但是，壽命的延長正好遇到家庭對於雙薪的依賴增強，結果對於所有各方都很痛苦，很不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