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麽時候可以考慮去老人院看一看

88歲的時候，路·桑德斯和他的女兒謝莉面臨著關於未來的艱難決策。在此之前，他還應付得不錯。除了一些適度的歡樂以及家人、朋友的陪伴，他對生活從來沒有太高的要求。作為烏克蘭猶太移民的兒子，他在波士頓的工人階級街區多徹斯特長大。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在南太平洋地區的空軍服役，回國後，在波士頓之外的工業城市勞倫斯結婚安家。他和妻子露絲育有一子一女，並和一個堂兄弟進入了家用電器行業。路在一個很好的地段買了一所有三間臥室的房子，並送子女上了大學。路和露絲的生活中也遭遇了很多困難。他們的兒子在毒品、酒精及金錢方面有嚴重問題，而且還患有躁郁症，並在40多歲的時候自殺了。連鎖店出現以後，興盛了多年的電器行業不景氣了。50歲的時候，路發現自己必須從頭開始。然而，盡管年齡不小、缺乏經驗、沒有大學教育背景，他還是在雷神公司獲得了一份電子工程師的新職位，並在那里一直工作到退休。他67歲退休——為了得到雷神額外的3% 退休金，他多工作了兩年。

與此同時，露絲出現了健康問題。她吸了一輩子煙，患上了肺癌，肺癌控制下來以後，又繼續抽煙（路對此無法理解）。路退休三年後，她有一次中風發作，再也沒能完全康復。她越來越依賴他——交通、購物、持家，不一而足。後來，她臂下長了一個包塊，活檢證實是癌細胞轉移了。她於1994年10月過世，時年73歲。路在76歲的時候，成了鰥夫。


女兒謝莉不放心他，她無法想像他失去露絲後怎麽過活。然而，在露絲患病、逐漸衰弱的過程中，照顧她迫使路學會了照料自己。雖然他很悲傷，但是，他漸漸覺得自己適應了一個人過。在其後的10年間，他過著歡樂、滿意的生活。他的日常生活很簡單：早晨早早起床，吃早餐，看報紙，步行去超市采購當天的菜，然後回家做午飯；下午稍晚點兒，他會去鎮上的圖書館。圖書館不大，但很安靜，光線也很充足，他會在這里待幾個小時，閱讀他喜歡的雜誌、報紙或者沈溺於驚悚小說。回家後，他會閱讀一本借閱的圖書、看一部電影或者聽聽音樂。每周有幾個晚上，他會同樓里的鄰居一起玩幾場克里比奇（cribbage）紙牌。

“我父親交了幾個真正有趣的朋友，”謝莉說，“他和誰都能成為朋友。”

路的一個新朋友是他經常造訪的、鎮里一家音像店的伊朗籍店員。這位名叫鮑勃的店員20多歲。鮑勃為路在櫃臺旁邊安排了一張吧椅，他們兩個人，伊朗小夥子和猶太老頭子，可以閑聊幾個小時。他們成了非常好的朋友，兩個人甚至一起去拉斯維加斯旅遊了一趟。路喜歡去賭場，他和各式各樣的朋友一起去賭博。

然而，2003年，在路85歲的時候，他心臟病發作。他運氣不錯，救護車急速把他送到了醫院，醫生及時切開了他梗阻的冠狀動脈。在心臟康復中心住了幾周後，他看起來好像什麽事都沒發生過一樣。可是，三年後，他跌了第一跤——跌跤是無法阻止的麻煩的前奏。謝莉發現他的手開始顫抖，神經科醫生診斷他患了帕金森綜合征。雖然藥物控制了症狀，但是他的記憶力還是出現了問題。謝莉注意到，他講述一個比較長的故事時，講著講著就會迷失故事的線索。有時候，對於自己剛剛講過的內容，他會感到困惑。大多數時候，他還不錯，對於一個88歲的人來說，他甚至稱得上是一個奇跡——他仍然開車，仍然能打敗所有的克里比奇牌友，仍然自己料理家務、管理財務。但是，他又跌了一跤，這讓他有些怕了。他突然感覺到了一直在積聚的變化的重壓。他告訴謝莉，他擔心自己有一天會摔倒，碰著頭，進而一命嗚呼。他說他怕的不是死亡，而是一個人死去的可能性。

她問他要不要考慮看看老人院。他沒有絲毫興趣，他看過住在那類地方的朋友。
“那些地方住滿了老人。”他說。那不是他向往的生活方式，他要求謝莉保證永遠不送他去那種地方。

但是，他已經不能一個人生活了。唯一的辦法是搬去她家，和她及她的家人同住。謝莉正是這樣安排的。

我詢問她和她丈夫湯姆對這件事情的看法。他們兩個人都說這樣安排是對的。謝莉說：“讓他一個人住，我會感到不舒服。”湯姆也這麽認為。路曾經心臟病發作，並且就快滿90歲了，這是他們最低限度能夠為他做的。他們承認他們想過一個問題：還能陪他多久呢？

湯姆和謝莉住在波士頓郊區北瑞丁一所樸素的殖民地時期的房子里，生活得比較舒服，但也從未完全放鬆過。謝莉是一個私人助理。湯姆在遭到臨時解雇後，失業了一年半。現在他在一家旅行社工作，工資沒有過去高。他們有兩個十來歲的孩子，家里並沒有路的空間。謝莉和湯姆把他們的客廳改為臥室，擺上一張床、一張逍遙椅和路的大衣櫥，以及一臺平板電視。路的其餘家具或者賣掉了，或者放進了儲藏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