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蘭克《追尋生命的意義》(18)

26 抉擇與自由

我以這種心理學的精神病理學的角度,試著解析集中營俘虜的典型特征,很可能使讀者錯以為人乃是完全且無可避免地受制於環境。(以集中營俘虜為例,所謂環境,即是指集中營生活的獨特結構,該結構迫使俘虜遷就某一固定模式。)然而人的自由呢?在面對任何既定環境時.人的行為反應當中,難道毫無精神自由可言?有個理論說,人不過是許多生物學、心理學、或社會學條件與環境的因素支配下的產物)這種說法,難道是真的嗎?人真只是這些因素湊合下偶然的產兒嗎? 更重要的是,以俘虜在集中營那種社會裏的反應和表現,能夠證實人逃不開環境的影響嗎? 人在面臨這種處境時,難道別無選擇的余地?

這些問題,不僅可以根據原則,也可以從經驗方面來作答覆。集中營中的生活經驗,顯示出人的確有選擇的余地。有太多太多的實例(多具有英雄式的特質)足以證實;冷漠的態度是可以克服的,躁怒的情緒也可以控制。人"有能力"保留他的精神自由及心智的獨立,即便是身心皆處於恐怖如斯的壓力下,亦無不同。

在集中營呆過的我們,都還記得那些在各房舍之間安慰別人,並把自己僅余的一片面包讓給別人的人。這種人即使寥如晨星,卻已足以證明:人所擁有的任何東西,都可以被剝奪,惟獨人性最後的自由--也就是在任何境遇中選擇一已態度和生活方式的自由--不能被剝奪。

有待抉擇的事情,隨時隨地都會有的,每個日子,無時無刻不提供你抉擇的機會。而你的抉擇,恰恰決定了你究竟會不會屈從於強權,任其剝奪你的真我及內在的自由,也恰恰決定了你是否將因自願放棄自由與尊嚴,而淪為境遇的玩物及槁木死灰般的典型俘虜。

從這個角度看來,營中人的心理反應,顯然比起某種生理及社會環境下的單純反應要來得意味深長。即使像睡眠不足、缺乏食物、和繁重的精神壓力等這些情境可能使人聯想到營中人非以某種方式來反應不可,但若分析到最後,我們卻可以發現一個俘虜之所以變成怎樣的人,實在是他內心抉擇的結果,而非純系環境因素使然。因此,任何人就是處在這種情境下,根本上都可以憑他個人的意志和精神,來決定他要成為什麽樣子。即使是置身於集中營,他仍可以保有他的人性尊嚴。陀斯妥耶夫斯基曾說過:"我只害怕一件事;我怕我配不上自已所受的痛苦。"這句話,在我結識營中那些烈士以後,時常縈繞在我心頭。他們的痛苦和死亡,在在都證明了一個事實:人最後的內在自由,絕不可以失喪。可以說,他們配得上他們所受的苦,他們承受痛苦的方式.是一項實實在在的內在成就。正是這種不可剝奪的精神自由,使得生命充滿意義並有其目的。

忙碌而積極的生活,其目的在於使人有機會了解創造性工作的價值;悠閑而退隱的生活,則使人有機會體驗美、藝術,或大自然,並引為一種成就。至於既乏創意、又不悠閑的生活,也有其目的:它使人有機會提升其人格情操,並在備受外力拘限的情境下選擇其生活態度。集中營俘虜雖與悠閑的生活和創意的生活無緣,但人世間有意義的,並不只是創意和悠閑而已。如果人生真有意義,痛苦自應有其意義。痛苦正如命運和死亡一樣,是生命中無可抹煞的一部分。沒有痛苦和死亡,人的生命就無法完整。

一個人若能接受命運及其所附加的一切痛苦,並且肩負起自己的十字架,則即使處在最惡劣的環境中,照樣有充分的機會去加深他生命的意義,使生命保有堅忍、尊貴、與無私的特質。否則,在力圖自保的殘酷鬥爭中,他很可能因為忘卻自己的人性尊嚴,以致變得與禽獸無異;險惡的處境,提供他獲致精神價值的機會;這機會,他可以掌握,也可以放棄,但他的取舍,卻能夠決定他究竟配得上或配不上他所受的痛苦。

讀者千萬不要以為這些思慮都太超凡絕俗,太與現實生活脫節。的確,有能力達到這樣崇高精神境界的人,實在寥寥無幾。集中營眾多俘虜當中,也只有少數幾個人,能夠守住完全的內在自由,且獲得痛苦所惠予的那些價值。然而,即使只有一個實例,就足以證明人的內在力量,可使人超越於外在的命運。這種人,並非只有集中營裏才有。在世界各地,人處處都面對著命運的挑戰,面對著經由痛苦而獲大成就的機會。

且以病人--尤其是罹患絕癥者--的命運為例。有次,我讀到一封由某個半身不遂的年輕人寫給他朋友的信。信上說,他才剛獲悉自己將不久於人世,即使動手術也終歸徒勞。他又說,他看過一部影片,裏頭有個人以勇敢和尊貴的方式等候死亡。當時,他覺得能那樣迎接死亡,實在是一大成就。如今一他寫道--命運也給了他一個類似的機會。

這部影片,名叫《覆活》,是由托爾斯泰名著改編的。幾年前觀賞過的人,想必也有過同樣的念頭。影片中所見,都是偉大的命運和偉大的人物。至於我們這些觀眾,在當時並沒有什麽了不起的命運,也沒有機會去成就這種偉大。電影散場之後,我們走入附近一家咖啡屋裏;一杯咖啡一份三明治落肚後,那些曾一度掠過腦際的形而上學思維很快就被我們忘到九霄雲外。然而,當我們親身遭遇一個偉大的命運.當我們必須以同樣偉大的精神下決心和它周旋到底,無奈,我們早已經忘懷多年前的青春決斷,只好頹然退下,樹旗投降。

也許有一天,我們再度看到同一部或類似的影片。然而在此之前,可能早有其它影像掠過我們的心眼,為我們展現出多少生命鬥士其遠超乎區區一部電影所能展現的豐富成就。我們可能想起某個獨特的人,想起他偉大的內在所曾散發出來的點點滴滴,正如我時常想起集中營一名女郎的事跡一樣(我親眼看到她死去)。她的事跡十分簡單,簡單得不足一道;讀者聽了,也許會以為是我杜撰的,然而我卻覺得這仿如一首詩。

這位女郎知道自己不久於人世,然而當我同她說話,她卻顯得開朗而健談。她說。"我很慶幸命運給了我這麽重的打擊。過去,我養尊處優慣了,從來不把精神上的成就當一回事。"她指向土屋的窗外,又說:"那棵樹,是我孤獨時唯一的朋友。從窗口望出去,她只看得到那棵栗樹的一根枝丫,枝丫上綻著兩朵花。"我經常對這棵樹說話。"我一聽,嚇了一跳,不太確定她話中的含義。她神智不清了嗎?她偶然會有幻覺嗎?我急忙問她那棵樹有沒有答腔。--"有的。"--答些什麽呢?一"它對我說,'我在這兒--我在這兒--我就是生命,永恒的生命。"

我已經說過,營中俘虜的精神狀態,與其說是一大堆條分縷析的精神物理學因素所促成,無寧說是自由抉擇的結果。從心理學立場來研究俘虜,我們巳知:惟有容許自己喪失精神防線的人,才會淪為集中營惡勢力下的犧牲品。問題是,這所謂的"精神防線",會是或應該是什麽?

曾在營中呆過的人,每談及當時的經驗,都一致宣稱最令人頹喪的困擾,就在於無從知道那種非人生活將何時了結。獲釋的日子,遙不可期(在我的營裏,連口頭上談論此事,都毫無意義),每個人的監禁期,不僅不能確定,更是毫無期限,有位專門作研究的知名心理學家就曾指出,集中營的生活,可稱為一種"暫時的生存";我們倒可以進一步把它稱作"一種無明確期限的暫時生存"。

初到一個新營的俘虜,對該營的情況通常一無所知。由別的營輾轉回來的人,卻又不得不守口如瓶。有些營則只見人進去,不見人出來。可是,只要一進營門,所有的俘虜心理上都會來個劇變:不明確之感告終,終局之不明確繼之而來。任何人休想預測營中歲月將何時了結,或究竟有無了結之望,因為根本不可能預知。

拉丁字finis,有雙重含義:一是終結或結局,一是有待企及的目標。一個人如果看不出他的"暫時存在"將於何時終結,自亦無法朝人生的最終目標邁進。他不再計劃未來、安排未來,而這恰恰和生活於正常狀況下的人相反。也因此,他整個內在生活的結構將隨之改觀,衰敗的跡象亦將漸漸呈現,並由其他的生命領域(如身體)中暴露出來。舉例來說,失業的工人就有類似的處境。他處於暫時性的存在中,就某方面看來,他實在無法替未來作打算,或朝一個既定目標邁進。以失業礦工為研究對象的論著,就顯示出這類工人每為時間之"變形"所苦。這種內在時間的"變形",肇因於失業。集中營俘虜也有這種奇特的時間體驗,並且也深以為苦。在集中營,一小段的時間--譬如一天當中由於每一分、每一刻都充滿了痛苦和疲憊,感覺上仿佛遙無止期。較長的時間--譬如一個星期--則似乎過得很快。當我說營中一日,長於營中一周,許多難友都表示有同感。這種時間體驗,多麽怪異啊!我不由得想起湯瑪斯曼的名著"奇峰"(The Magic Mountain,書中

包含極犀利的心理學觀點)。在"奇峰"一書裏,一群療養院的肺結核患者也有類似的心理狀況。他們同樣不確知何時可以解脫,同樣活得沒有未來,活得茫無目標。湯瑪斯曼即針對此點,研究其精神的演變過程。

有名俘虜曾告訴我,他抵達車站後,隨著長長的隊伍步行到集中營,當時只覺得好象是走在自己的出殯行列裏似地。他的生命仿佛早已死去,有如過眼雲煙,毫無未來可言。這種死氣沈沈的感覺,更因為其它兩個原因而更形強烈。在時間上,營中歲月漫無期限,最令人刻骨銘心;在空間上,居住範圍過於狹窄,又令人透不過氣。鐵絲網外的一切,不僅遙不可及,更顯得疑幻疑真。營外的人事物及一切的正常生活在俘虜眼中簡直恍如隔世。

人一旦因為看不到未來而自甘沈淪,便容易有滿腹的懷舊愁思。在本書前面,我們曾提到營中人喜歡回味過去,借以忘卻眼前的痛苦,現狀因而變得較不真實。可是,除去現狀中的真實特點,很可能伏下一個危機。當事人勢必容易忽略現實中的確存在著、而且可堪運用的機會。把目前的"暫時存在"(provisional existence)當成虛幻不實的存在--這種態度本身正是使俘虜喪失其生命力的一大重要原因。人一旦有了這種態度,任何事物看在他眼裏都顯得毫無意義。他忘了艱困的外在環境通常能給人一個機會,讓人超越自己,從而得到精神上的成長。他不把集中營的困境看成是考驗內力的試金石,他不看重自己的生命,反而輕蔑它,當它是無足輕重的玩意兒。他寧可闔上眼皮,耽溺於過去。這樣的人自然會覺得人生沒有意義了。

當然,有能力在精神上達到崇高境界的人只有少數幾個。但這少數幾個,都有機會表現其人性的偉大(即是借著世俗眼中的死亡或一敗塗地來表現這種偉大)。這樣的人格,若是換上普通的環境,必然造就不出。至於我們這些泛泛之輩,或許該聽聽俾斯麥這段話:"生命好比讓牙醫治牙痛,你老是以為最糟糕的情況還在後頭,實際上早已過啦!"照這句話改變一下,我們也可以說集中營內大多數的俘虜,都相信生命的真正機運早已消逝。其實,現實中永遠有著機會和挑戰。人可以戰勝這些經驗,把生命扭轉成一個內在的勝利;也可以忽視現有的挑戰,茫無目的地過一天算一天--正如大多數俘虜所表現的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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