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他和書的關係, 筆者決不想聽信一位有“建築界大亨”之稱的仍健在的業務競爭者的判斷。他是這樣說的: “這個人和書嘛——他的總賬簿也許是他感興趣的一本書。”的確, 有據可查, 胡貝特格魯伊滕沒有讀過多少書, 在他學工科時不得已讀過專業書; 此外, 有據可查, 他還讀過一本通俗的拿破侖傳記; 再者, 據馬爾婭和霍伊澤兩人一致提供的證詞, “後來看看報, 聽聽收音機, 他就滿足了。”

找到施威格特老太太之後, 也就弄清楚了在此之前一直搞不清楚而且沒有得到解釋的一句話。這句話是馬爾婭說的, 一直記在筆者的筆記本上沒有劃掉, 險些成為了不耐煩的犧牲品。她責怪格魯伊滕太太“對她的芬蘭人完全入了迷”。由於她所說的“芬蘭人”決不可能指的是同名皮膚病( 馬爾婭: “皮膚? 不, 不, 她的皮膚棒極了, 我指的是真正的芬蘭人”) , 而且在得到的證詞中也沒能發現她與芬蘭有什麽牽連, 沒有一絲一毫的關係。因此, 它指的一定是“芬尼亞人”, 因為格魯伊滕太太對愛爾蘭羅曼蒂克的偏愛後來竟達到了傷感的地步。反正葉芝是並且始終是她所喜愛的詩人。

由於格魯伊滕和他妻子之間從來不寫信, 只有范多爾恩提供的情況( 在這一方面她的話十分令人懷疑) , 因此只得根據那張在盧塞恩湖畔林蔭道上拍攝的蜜月旅行照作出了膚淺的分析。從反面說, 這對夫婦看來在情愛甚或性愛上並不和諧。確實如此。在後來的許多照片上得到證實的情況從這張早期照片上也可以清楚看到: 萊尼更像父親, 海因里希更像母親, 萊尼盡管在香料以至小麵包等方面更像母親, 而且在對詩歌和音樂的愛好上確實像母親。假定問馬爾婭和格魯伊滕如果成為夫婦, 會生出什麽樣的孩子? 那麽, 反面回答比正面回答要容易: 決不可能是羊皮紙皮膚的修女和耶穌會教士在數十年之後還能馬上想得起來的那種孩子。

這對夫婦之間不管有過什麽不順心或誤會, 最了解格魯伊滕家庭生活的人, 甚至連有醋意的范多爾恩也證明: 他對她從不粗野無禮或者不溫存體貼; 她對他“崇拜得五體投地”, 看來是有案可查的。

那位施威格特老太太, 娘家姓巴爾克爾, 但葉芝或切斯特頓看上去一點也不欣賞。她坦率承認, 自從妹妹和妹夫結婚之後, 她就“不大願意”同他們往來: 她寧願看到自己的妹妹嫁給一位詩人、畫家、雕塑家, 或至少同一個建築師結婚。她沒有直率地說格魯伊滕太粗俗, 而是從反面說: “不夠文雅”; 她問到萊尼的情況時, 僅僅說了聲“嗯啊”。懇求她再多談一些萊尼的情況, 她始終是那一聲“嗯啊”。相反, 她卻毫不猶豫地聲稱海因里希像巴爾克爾家的人, 就連海因里希對她兒子艾哈德之死“實際上是負有責任的, 那種事他自己決不會幹出”, 也未能減少她對海因里希的好感。她說他“過激, 非常過激, 但有才華, 幾乎是天才”。而筆者有一種模糊的印象: 對自己兒子的早死她並不十分傷心, 只是說什麽“命中註定, 在劫難逃。”尤其是談到她兒子以及海因里希時, 她竟說出了一句非常奇怪的話, 這句話需要多方面核實和歷史的糾正。她是這樣說的: “他們兩人好像是在朗熱馬爾克陣亡的。”考慮到沒頭沒腦地提起朗熱馬爾克、朗熱馬樂克神話, 考慮到一九一四年和一九四○年的區別, 再考慮到在此一一無需澄清的四五十個複雜的誤會, 那麽, 也許就不難理解, 筆者在與施威格特太太告別時雖然彬彬有禮, 卻很冷淡, 盡管不是永別。他後來從證人霍伊澤處得知, 迄今一直不明不白的施老太太的丈夫就是在朗熱馬爾克身負重傷的, 住了三年在野戰醫院。“他簡直被子彈打得體無完膚”( 霍伊澤語) , 他一九一九年同義務護理他的伊倫妮巴爾克爾結婚, 生了兒子艾哈德, 但施威格特先生——“嗎啡癮很大, 瘦弱不堪, 在身上幾乎連打針的地方也找不到”( 霍伊澤語) ——在一九二三年去世, 終年二十七歲, 職業名稱是大學生。因此也許有人會想, 這位異常優雅的施威格特太太心里巴不得她的丈夫戰死在朗熱馬爾克呢。她靠當地產經紀人為生。

格魯伊滕的買賣從一九三三年起開始發展, 起初穩步上升, 一九三五年起大幅度增長; 一九三七年起直線上升。據從前的同事和一些專家說, 靠修建齊格菲防線他發了一筆“大財”, 但據霍伊澤講, 他從一九三五年起就“以重金購進可以收買的最優秀的要塞地堡專家”, “派上用場”是過了很久以後的事。“我們總是使用貸款, 其數額之大, 使我今天仍暈頭轉向。”格魯伊滕乾脆把賭注押在他所說的一切政治家的“馬其諾情結”上。“馬其諾神話即使破滅多年之後, 它仍將( 霍伊澤引述格魯伊滕的話) 繼續起作用並將永遠起著作用。只有俄國人沒有這種情緒, 因為他們的邊界太長, 他們負擔不起, 但這一點對他們究竟是禍是福, 尚待日後見分曉。反正希特勒有這種情結, 他盡管宣傳運動戰, 實行運動戰, 要塞地堡情結他自己就有, 這你會看到”( 1940年初, 講於法國和丹麥被占領之前) 。

不管怎麽說格魯伊滕公司到了一九三八年, 規模已相當於一九三六年的六倍, 而一九三六年則是一九三二年的六倍; 一九四○年更增為一九三八年的兩倍; “到了一九四三年增長的比例就根本無法確定了”( 霍伊澤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