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問題

假若在一個春天的日子裏站在長島海灣某個靜悄悄的河岸上，你可能有幸看到一只雌性麝香鼠在拼命遊動，當一只雄性麝香鼠緊跟在後面狂亂地撥拉著追趕雌性的時候，雌性會大聲尖叫。（無一例外，“他”捉住了“她”，或者是“她”無一例外地讓“他”捉住。）如果你在春天荒蕪的長島海灘上，可能會看見一只雄海鷗狂亂地驅趕著一只雌海鷗，因為這只雌海鷗在不斷地貼近，以期從它正在獨自享用的蟹肉上分一勺羹，可是，一星期後，你會看到它允許雌性叼走一塊肉，再過一星期後，你會看到它正在把一大塊肉往雌性嘴裏餵。（再過一兩天後，“他”會騎在“她”身上，而“她”也默不出聲地答應了。）

　　在人們可以分辯的範圍內，這些動物從沒有問自己，為什麽另外一方會這麽做，也不知道自己為什麽會有這樣一些舉動。只有人類才會問：“我們為什麽要這樣做？”——這也許是我們給自己提出的最為重要的一個問題，也是心理學最為基本的問題。

　　原始人類有一系列的答案：人類的行為是由神靈、魔力掌握的，是吃了某種動物的某個部分後決定的等等。半原始的荷馬時代的希臘人只是稍稍復雜一點而已，他們認為，神靈把思想和沖動直接放在了人的思想內。可是，公元前6世紀和5世紀的希臘哲學家們的思想產生了一次巨大的歷史飛躍：他們認為人類的行為是內部力量所致－肉體的感覺和想法。

　　然而，他們認為這兩種內部力量是互相矛盾的。比如柏拉圖，他認為我們都受到肉欲的控制，除非理智為我們顯示一個更好的辦法，意誌會在這兩種力量之間維持平衡。情欲——我們受其驅使的欲望和情緒都是邪惡的，而理智是有益的，這個想法在日後幾個世紀的時間內，會主宰西方思想當中有關行為的概念。它會影響一些完全不同的思想家，比如基督教的大弟子保羅，還有最偉大的理性主義者斯賓諾莎。下面就是保羅哀嘆肉欲魔力的一段話：

　　故此，我所願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願意的惡，我倒去做。

　　若我去做所不願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裏頭的罪做的。

　　我覺得有個律，就是我願意為善的時候，便有惡與我同在。

　　因為按著我裏面的意思，我是喜歡神的律：

　　但我覺得肢體中另有個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戰，把我擄去叫我附從那肢體中犯罪的律。

——羅馬書7：19－23

　　這裏還有斯賓諾莎在17個世紀以後對“人類枷鎖”的分析（他的《倫理學》的第四部分）：

　　我把人類無法主宰或者控制情欲的缺撼叫做枷鎖，因為一個處在肉欲控制下的人不是他自己的主人，反而為運氣所控制，他處在運氣的魔力之下，經常被迫去尋求那最差的，盡管他知道在他面前有更好的選擇。

　　盡管保羅和斯賓諾莎提倡用不同的辦法來控制情緒——保羅是通過對上帝榮耀的信仰而獲取拯救，斯賓諾莎通過理智和知識——但是，兩者都認為情欲在無法控制的情況下是引起人類產生壞行為的原因。

　　除開理智和激情之間的沖突之外，哲學家們從沒有對情欲對人類行為的影響產生興趣，他們更關心智力的工作原理和知識的來源。當他們的確要討論人類行為的時候，通常也都是在道德哲學的範圍之內——我們應該有什麽樣的行為——而不是我們行為的原因。有關肉欲的心理學只是在現代之前才得到一些註意。如我們已經知道的，笛卡兒所做的工作也僅止列出了六種主要的情緒，並把其它一些解釋為這六種情緒的合並。盡管斯賓諾莎詳細地處理過一些情欲問題，可是，他是以嚴峻和邏輯的方法這麽做的，並沒有傳達出它們的力量，也沒有傳達出情緒體驗的力量。比如，他定義愛為“只是伴隨著某個外部原因的想法的一種喜悅”，而恨則“只是伴隨著一種外部原因的痛苦”。

　　第一個以科學方法探索情欲對行為影響的人不是一位心理學家，而是一位偉大的博物學家查爾斯·達爾文。1872年，在他歷史性的《物種起源》出版十幾年後，達爾文出版了另一部非常有趣的小作品，《人類和動物的表情》。在這本小作品中，他提出，情欲之所以發生進化，是因為它們會導致有用的行動，並增加動物物種生存的機會。恐懼、憤怒和性激動分別會產生逃避行為。對任何敵人的反撲和物種的繁殖。達爾文認為，人類情緒是從其動物先輩派生而來的，它們具有類似的價值和表達。狼會齜牙裂齒，人類會冷笑；動物的體毛在憤怒或害怕時會直立起來，以使自己看上去更寵大，而人類憤怒時也會毛發聳立，挺胸揚臂，一副惡狠狠的挑戰姿態。

　　可是，盡管達爾文聲名顯赫，大部分早期的科學心理學家都回避情欲這個話題。（威廉·詹姆斯和弗洛伊德及其他心理分析學家是典型的例外。）今天，由於心理療法已廣為接受，許多人認為情欲和行為是心理學家最為關心的話題，可是，歐內斯特·希爾加德在他的美國心理學史中說，在本世紀前50年裏，“進行學術研究的心理學家們對文學和戲劇中很大的情欲主題缺少興趣，這真是怪事一樁”。

　　這是他們在那些年代裏天真努力的結果，他們像物理學家一樣嚴格而客觀，結果，他們認為對主觀狀態的報告，包括感覺或者情緒，超出了科學範圍之外。從桑代克用老鼠在迷宮箱裏面進行實驗的時代開始，到本世紀初葉，研究者們都在尋找一些辦法來連接行為和可觀察的生理狀態，比如饑餓、口渴、或者疼痛，而不是一些主觀的狀態，如情欲。

　　然而，在這些心理學狀態的不快和行為結果之間，必定有某種方向性的機制或者力量。如果沒有，為什麽饑餓會導致潛行覓食，或者，為什麽性欲會導致求愛行為，而不是隨便的激發動作？

　　在本世紀之交，心理學家們很滿足於說，由生理需要或者狀態促發的行為是由本能決定的。可是，這個簡化的回答對本能如何在心理學水平上進行操作只字未提，也沒有提供一種心理學的條件，以供進行實驗調查。1908年，心理學家威廉·麥克杜格爾提出了一些解釋，並在1923年將這個解釋完善化了。被生理需要激發起來的物種會追尋一個已知的目標，它的行為因此就是有目的的，或者是受到激發的；從這個行為當中產生的心理動力，即動機，是一種可以用實驗方法加以控制、測量和研究的。心理學的又一個分支就這樣開始了。

　　盡管人類行為從解扣子到寫出一首十四行詩都是有動機的，可是，行為主義時代的心理學家們只把自己限制在調查實驗老鼠的動機和情緒裏面。在這種相對簡單的動物中，他們可以造成基本的生理需要，如饑餓，而且可以用剝奪幾小時或者幾天的食物進行計量，而且可以輕易和客觀地測量因此而產生的行為，特別是覓食和走迷宮。

　　隨著50年代和60年代新認知主義的興起，心理過程又一次成了正統的研究領域，有些研究者開始調查人類的動機和情緒。可是，在幾十年的時間裏，認知主義心理學家們的大部分興趣都在“直接認知”（信息處理、推理等）裏。只是在過去的十幾年中，他們的興趣才更多地轉到“間接認知”上面來，並且開始了解它與動機是如何聯系起來的。直到1988年，康乃狄格大學的羅斯·巴克這位動機和情緒研究方面的領袖人物才宣稱：“心理學重新發現了情緒。”

　　要麽是因為這是如此新潮的一個進展，要麽是因為這個課題的成分如此混雜，情緒研究者和理論家在它們正在研究的課題的定義上仍然達不成一致意見。普通人沒有什麽困難；一個3歲的孩子也知道什麽是快樂、悲傷或者害怕——就是他感覺著怎麽樣。可是，從事研究的心理學家們卻看得更深；他們對情緒的定義包括原因、生理伴隨癥狀和後果，在一般人聽起來可能是艱澀難懂的。舉一個例子：

　　情緒是行動預備中發生的變化，它有控制性的先後順序（它會中斷可替換的心理和行為活動或者與之競爭）和由對與關心之物相關的事件的評估而引起的變化（因而會引起積極或者消極的感覺）。

　　對情緒的這個定義，或者現在的其它近30種專業性的定義一般為心理學家們所接受。如最近一位專欄作家所評論的：“人人都知道情緒是什麽，可給一個定義卻不容易。”

　　盡管大多數心理學家說，有好多基本的情緒，其它一些是從這些基本情緒中派生或者與之相關的，可是，基本情緒有哪些，目前卻還沒有一個定論。有些專家把“欲望”也包括在內，另外一些則不。有些把“驚訝”包括在內，另外一些專家特意把“震驚”排除在外，而大多數人卻會認為震驚是驚訝的一種形式；大多數心理治療專家使用“情感”這個詞來表達有意識或者無意識的情緒狀態，可是，有些學究氣的心理學家卻說，感官是喜歡或者不喜歡的東西是情感，而情緒卻不是的。

　　十多年以前，紐約阿爾伯特愛因斯坦醫學院的一位著名的情緒研究員羅伯特·普魯契克，曾請誌願者們給一長串成對的、與情緒有關的詞按其類似程度定級。對誌願者的定級進行的因素分析顯示出，哪些情緒具有與其它情緒最大程度的重合率，因而是最為重要的。普魯契克的結論是，有8種基本的情緒：喜悅、贊同、害怕、驚訝、悲傷、討厭、憤怒和期盼。他發現，其它一些共同的情緒都是這些基本情緒強弱不等的翻版。比如，極度悲傷是悲傷的極點，憂慮是最低水平的悲傷。在現存的定義當中，這是一個相當不錯的定義，可是，盡管人們經常引用這個定義，但在情緒研究者當中這不是一個標準的定義——也沒有這樣一個標準。

　　到目前也還沒有一個普遍接受的情緒理論。我們稍後將看到，有些理論說，情緒由內臟狀態構成，其它一些說是自律中樞神經系統現象，還有一些說是更高級的心理過程。有些人強調情緒的起因，另外一些強調其行為後果。一位學者大致統計了100種可分辨的情緒理論後發現，哪怕將類似的一些理論組合在一起，這些理論的數目也不下於18種。

　　所有這些可能會讓情緒研究聽上去遠離現實生活，而事實上，心理學家也的確對情緒較高級的一些問題感興趣：情緒服務於什麽樣的功能？它們是天生的還是後天學習得來的？它們是全球一致的還是因文化不同而有差異？它們與肉體及精神過程是怎樣聯系在一起的？他們當中的大多數人都一致認為，情緒不僅僅是對一個物種發出的信號，即某個物體或者事件對其需要是相關的，它是一種方法，通過它，情緒會成為有目的的行為。

　　這樣一來，這個古老的問題——我們為什麽要這樣做——最終就成了現代心理學的中心問題，而情緒現在也被看作是對這個問題的回答至關重要的。對動機和情緒的研究從哲學思辨開始，在科學時代首先轉變成對生理需要的調查，然後轉變成對神經系統功能的調查，再後轉變成對認知過程的調查。它是心理學自身進化的範式。

肉體理論

　　什麽樣的人會讓一只關住的老鼠餓上兩天，然後把它關在籠子裏面，再在籠子遠處放上一兩粒食物，讓老鼠抓不到食物，而只有在接了電的柵欄上亂抓，因而使它的爪子觸電？什麽樣的人會把一只母鼠放在籠子的一端，然後把它的幼鼠放在籠子的另一端？

　　你可能認為只有虐待狂才會這麽幹。可是，卡爾·J·沃登是一位很體面的年輕人，根本談不上什麽虐待狂，他只是行為主義時代一個典型的實驗心理學家。時間是1931年，地點在哥倫比亞大學，儀器是他發明的，即“哥倫比亞障礙籠”，通過這只籠子，他在想辦法客觀地測量兩種動機來源的力量，即饑餓驅動力和母性驅動力。

　　他希望，他的數據會給一個簡單的假設提供證據：老鼠的需要越強，其滿足需要的動機或者驅動力就越強。測量對食物的需要很簡單，就是看老鼠有多長時間沒有食物，對因之而來的驅動力的測量就是老鼠會跨過電柵欄想再取一點食物的頻率。這項實驗在老鼠餓到第3天時就證明了沃登的假設是正確的。到第三天之後，老鼠會變得無力，也不再費力跨越柵欄了。動機研究沒有比這個更客觀的了。（用母鼠及幼鼠進行的實驗不那麽盡如人意，幼鼠不在時，不會造成如饑餓一樣明白無誤的需要。）

　　根據沃登的報告，就跟在其他一些行為主義著作中一樣，根本不談什麽本能。行為主義者相信，高等動物（如哺乳動物）所做的幾乎所有事情都是學習的結果，他們認為本能理論是倒退的。到20年代，他們已經把動機行為有目的的行為力量稱作“驅動力”而不是本能。曾在1918年提出過驅動力概念的羅伯特·S·伍德沃思說，盡管有機體具有天生的一些機制來從事比如尋找和吞食這樣一些活動，可是，這些機制一般都是閑置不用的，直到受到一個驅動力的激發為止，這個驅動力會使這個動物趨向一個它知道能夠滿足它的需要的目標。行為主義者認為驅動力是一種令人滿意的概念。另外，驅動力跟本能不一樣，它是心理學家們可以通過實驗條件進行制造、測量並修正的，以確定動機的規律。

　　這些假想當中，有一個相當明顯的假設，即生理需要越大，滿足它的驅動力就越大，這個動物會表現出來的活動也就越多。為了檢測這個假設，1922年，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一位名叫克特·裏奇塔的心理學家把鼠籠綁在彈簧上，使其自動記錄老鼠的活動。留下的痕跡非常令人滿意，它們顯示，饑餓的老鼠偷偷地在籠裏竄動，次數比不餓的老鼠多些。1925年，在北卡羅萊那大學，J·F·達謝爾利用一塊復選板進行同樣的試驗。他數了一下老鼠進入方框的次數，發現饑餓的老鼠踏進的方框數多於餵過的老鼠進入的方框數。1931年，沃登的“哥倫比亞障礙籠”是檢測同一種驅動力當中更好些的辦法。

　　在整個20年代和30年代，還進行了大量的實驗來探索其它的主要驅動力，包括起源於對液體、氧氣、性交、適宜的溫度和避開疼痛需要的那些驅動力。1943年，動機的這些生理方面被喜歡數學的行為主義者克拉克·哈爾溶入了一條極為簡單的理論，他認為，所有的驅動力都在尋找同樣的基本滿足——松馳因為生理需要而形成的令人不快的緊張——所有動物尋求的理想狀態是來自於所有驅動力的滿足的平衡。幾乎半個世紀以後，個體生態學研究將會顯示，許多動物在其肉體需要得到滿足後會在一小段時間裏處於不活躍的狀態，獅子在在飽食過後會在同一個地方呆上12個小時而一動不動。

　　可是，許多行為形式並不在哈爾理論所描述的範圍內。一條狗會聽從命令不去滿足生理的需要而去逗主人高興。碩鼠會在一只鍛煉輪上無明顯目的地亂跑。一只老鼠可以學會按下一根杠桿以使其滴下幾滴有甜味但並無營養的水。為了按驅動力減退理論來解釋這樣一些行為，行為主義者認為，存在一些像“後天得來”或者“次等”的驅動力和動機。這些是從非生理的需要中產生的，可是它們會通過與原初驅動力的聯想而得到其動機力量。比如，狗學會聽從主人的命令，因為首先它會得到食物獎勵和同意，最終它會形成尋找同意的驅動力，而同意就會變成獎勵。

　　然而，這種對驅動力理論偷工減料的修補並不能解釋其它一些行為。它不能解釋碩鼠為什麽會在輪子上無目的地跑動，也不能解釋小鼠為什麽會想辦法搞來一些甜水。而且，除非“次級驅動力”的定義非常廣泛，可以包括並沒有通過使其與一項生理需要聯系在一起的行為，否則，它就不可能解釋為什麽猴子在一種實驗中一而再地打開一扇窗戶（窗戶只能開30秒鐘）以便看到一列玩具電動火車在外面跑，也不能解釋為什麽猴子在另一些實驗中會一再地松開一連串的鉤子，哪怕在它們已經明白松開鉤子並不能打開任何一扇門之後也是一樣。也不能解釋一位音樂愛好者去聽音樂會，一位改革家辛苦地變革社會體制，神學家努力向人類宣揚上帝指定的道路，一個悔罪的人為什麽用鐵鏈子抽打他的後背，一位登山者為什麽要攀登馬特合恩峰，也不能解釋心理學家調查動機的現象。

　　哈爾認為驅動力減退是所有有動機行為的最終目標的思想，受到1957年在麥克吉爾大學進行的一項著名的感覺剝奪試驗的挑戰。一些誌願者戴著有墊層的手套和半透明的頭罩呆在一間小房間裏，頭罩僅能容納光線但看不到圖象。他們在房間裏呆上好多天，躺在柔軟的泡沫皮墊上，空調器單調的聲音蓋過了其它所有的聲音。（只允許他們偶爾出去進食、上廁所和受測試。）他們當中的大多數人原來準備好好地做一次長時間休息，可很快發現由於沒有所有感覺刺激，因而很難受，感到很茫然。他們無法連貫地思想，情緒從極度高興到十分惱火之間動蕩不定，他們在心理能力標準測試中的行為有明顯的減退，其中少數人還體會到了幻覺，而且幾乎所有人都在實驗幾天之後就要求放出去。

　　很明顯，許多行為動機是由復雜的需要激發的，而且是由自律中樞神經系統及思維生成的。這就是動機和情緒研究者們一直忽略了的。

　　盡管行為主義者可以觀察並測量與動機有聯系的外部活動，但是，他們既沒有觀察也沒有測量情緒的生理指標。一只老鼠可以告訴他們它所感覺到的東西，而且盡管人類也可以，但是，他們認為這些信息是不可檢測，也沒有科學價值的。

　　然而，並非所有的心理學家都感覺受到行為主義對可接受證據的約束，有些人願意接受一個人對他或者她正在感覺著的東西的認同。可是，就算是這些人，在本世紀早期的幾十年中也主要只對伴隨著受試者說他們感覺到的情緒的生理變化有興趣，而研究者們相信，這些東西就是那些情緒的來源。

　　如我們在前面已經看到過的一樣，這種理論首先是由威廉·詹姆斯在1884年提出來的，而幾乎在同時，一位丹麥生理學家卡爾·朗格也提出了這個理論。詹姆斯－朗格理論認為，如我們在前面所看到的，一個令人激動的事實會帶來身體的變化，我們對這些變化的知覺就是情緒——這與我們認為某項事實激發一個情緒，因而產生身體變化的印象是相反的。（如詹姆斯所言，我們遇到一頭熊時會發抖，因為發抖，我們會感覺到害怕。）

　　在許多年裏，詹姆斯－朗格理論一直為人們廣泛接受，到20年代，當新的生理測量方法出來以後，研究者們就能夠更為客觀地測量詹姆斯只能靠主觀來觀測的一些身體變化。他們的目的是要看看血壓、脈搏和出汗這些被自律神經系統（ANS）——處在大腦和脊髓之外的那部分神經系統——控制著的具體的變化，是如何與受試者說他們已經體驗到的情緒發生相關關系的。

　　在那個時代的放任自流精神鼓舞下，有些研究者對受試者施加了今天看來不可容忍的壓力。比如，一位名叫布拉茨的心理學家對誌願者說，他們要參加的一項實驗是在15分鐘內的心率變化研究。每個誌願者都綁在一把椅子上，雙眼蒙上布罩，用電線接上一些可以監測脈搏、呼吸和皮膚電系數的儀器，然後讓他們獨自一人呆15分鐘。在此期間，什麽事情也沒有發生——有些受試者實際上都睡著了——可三次之後，在第四個階段的某個時候，布拉茨掀動一個開關，使椅子突然向後倒下去，直到傾斜60度的時候被一個門檔擋住。椅子的前面有活頁連著，後面靠著一道假門。誌願者都表現出了突然的快速和不規則心跳、突然的呼吸停止和喘氣，以及一陣皮膚電。所有人都報告體驗到了害怕（以及後來的憤怒或者好笑）。椅子的跌落應該是非常突然和沒有預料到的，應該沒有預想的情緒，如在詹姆斯－朗格理論中一樣，害怕是由椅子的跌落產生的身體變化。

　　一位對來自於嚴重的情緒混亂的生理現象有興趣的心理學家卡尼·蘭迪斯，他一定是位了不起的推銷員。在20年代早期，他勸說三位誌願者餓了48小時，最後30個小時不睡覺，他們連在監測血壓和胸部擴張的儀器上，吞進一只與小橡膠管連在一起的小氣球，以便測量胃收縮。他還把一個類似的裝置插進他們的直腸，然後對著一個可以測量其二氧化碳輸出的儀器呼吸，以作為代謝率的指標——在這個時候，他們會受到一次電擊，電擊的強度以他們輕易能夠接受為準，直到他們做出手勢，說再也不能忍受為止。

　　電休克會使血壓上沖，脈搏加快並發生紊亂，並使直腸收縮停止。（胃收縮的數據前後不一致。）然而，盡管受試者為了科學而承受痛苦值得敬佩，可是，這次實驗卻沒有得出明確的結果。盡管所有3個人都說他們感覺到憤怒，他們對相關的、或者有可能引起這些變化的具體生理變化沒有或者只有很少的註意。蘭迪斯可以發現的惟一的生理反應就是驚訝，而這是對一個主觀的狀態經常有的反應。眼睛眨動一下，一種復雜的面部——身體反應就發生在對情緒的意識之前，因此也符合詹姆斯－朗格理論。

　　可是，到1927年，其他一些生理實驗也得出了強有力的證據，這些證據與這個理論相矛盾。這是由沃爾特·坎農（1871－1945）進行的工作。他是一位傑出的實驗者和理論家。跟約翰·B·沃森和身無分文的小鎮青年詹姆斯·吉布森一樣，他雖然缺少重要的關系，但最終也通過艱苦的工作和天才攀登上了科學的高峰。他在哈佛拿到碩士學位之前就已經發表了大量吸引了廣泛註意的學術文章，而且在35歲的時候就被指派為喬治希金森大學的生理學教授。這一切都是在沒有任何背景的情況下獲取的，不像詹姆斯那樣與大學的高層權威有一些聯系。

　　坎農的學科是生理學，可是，他受業於詹姆斯，還是羅伯特·耶基斯的朋友。也許就是這些影響使他在探索了通過ANS（自律中樞神經）進行消化控制幾年以後，轉向了情緒心理學。在經過大量調查之後，他慢慢覺得，詹姆斯－朗格理論是完全錯誤的，1927年，他發表了一篇歷史性的論文，徹底否定了詹姆斯－朗格理論。在論文中，他提出了五種以他自己和別人的研究為基礎的證據。在這五種證據之中，下列三種是最令人信服的：

　　——內臟變化通常發生在刺激之後的一到兩秒之內，可是，情緒反應一般只需要更短的時間，因此，它們是發生在生理變化之前的。（盡管這是以實驗室證據為基礎的，可是，我們在一個類似事故之後會感到害怕，這是一種共同的經驗——這之後，我們的心跳會加快，我們感覺到無力，嘴裏面有奇怪的味道等等。）

　　——在與不同情緒有聯系的內臟反應中各有一些不同，可是，這些不同之處不會如此明顯，如此靈敏，以至於會為人類體驗到的情緒範圍提供可區別的提示。

　　——坎農通過外科手術把老鼠的內臟與交感神經系統切斷，一位英國生理學家C·S·謝林頓以前也在狗的身上做過同樣的試驗。在兩種情況下，所有的來自心臟、肺、胃、大腸和根據詹姆斯的說法是情緒來源的其它內臟的信息，都切斷了與大腦的聯系。可是，如坎農所言：

　　這些令人極度不安的手術對動物的情緒反應卻沒有產生任何影響。在謝林頓“具有明顯情緒氣質”的實驗狗中，對感覺區域進行的外科手術切除並沒有引起這條狗產生明顯的情緒行為；“這條母狗的憤怒、它的喜悅、它的厭惡以及當挑鬥出現時它的害怕跟以前是一樣明顯的。”在切除了交感神經的貓中，所有表面的憤怒跡象都在一只汪汪叫的狗出現時表現出來——噝噝叫，偷偷地跑動，耳朵收縮，齜牙裂齒，舉起前爪來準備攻擊……

　　可是，在接下來的幾十年裏，一直到目前還在進行的一些實驗不斷地發現一些證據，在有限的方面，詹姆斯－朗格理論是正確的。有三個例子：

　　——華盛頓大學醫學院的一個醫學小組1969年發現，對人體註射乳酸鹽（細胞能量代謝過程中的一個副產品）會引發與焦慮有關的生理癥狀，還有對焦慮的主觀感受，後者在一些有焦慮傾向的人當中最為明顯。

　　——在1966年，因為脊椎受損而半身癱瘓的心理學家喬治·霍曼采訪了25位退伍士兵，所有這些人都在兩年前或者更早一些時候經歷過脊椎斷裂之苦。霍曼請他們描述在受傷之前和自從受傷以後經歷過的害怕、憤怒、性沖動和悲傷。他們說，除了悲傷以外，他們在受傷以後情緒有了變化；情緒沒有以前強烈了，對自己的感覺不出聲，或者冷眼相看。最重要的是，傷勢越重——因而身體系統從大腦裏斷開的數量就越多——變化就越大。一位頸部受傷（高位截癱）的人說：

　　我閑坐著，在腦海裏面回顧一些事情，還憂心忡忡的，可是，除了思想的能力跟不上以外，其它的倒沒有什麽。有一天，我在家躺在床上，掉下一個煙頭，伸手又夠不著。最後，我想辦法七弄八弄把煙頭弄熄了。我可能就躺在那裏被燒死了，然而，可笑的是，我一點都沒有感到驚慌。我就是一點也不害怕，一般人可能想到我會害怕得要命。

　　——心理學家長期以來一直在辯論，情緒倒底是全球各處都一樣的，還是相對的，也就是說，人們在任何文化裏都感受到同樣的一些感情。在二十多年的時間裏，聖弗蘭西斯科的加利福尼亞大學醫學院的保爾·埃克曼及其同事研究過這個問題。他們請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來表達六種基本的情緒（憤怒、討厭、幸福、悲傷、害怕、及驚訝），他們發現，他們的面部表情基本上都是一樣的，盡管因為文化上的規則而略有不同。埃克曼和他的同事及德拉華大學的卡羅爾·伊澤德曾讓一系列文化背景極為不同的民族的人們看過一些表達不同情緒的照片。看照片的人幾乎總是正確地辨認出了那些情緒。盡管在引起特殊情緒的文化情景中有很大的差別，可是，一些證據強烈地表明，基本的情緒都還是全球一致的，並且伴隨著同樣的一些面部肌肉動作。伊澤德經常拍攝一些嬰兒的照片，並發現從出生到4個月大的時候有五種表情（興趣、友好的微笑、憤怒、驚訝和悲傷）——這些表情出現的時間很早，看上去他們明顯就是對情緒天生的反應。

　　這並沒有證明生理感覺就一定在情緒知覺之前，如詹姆斯和朗格所斷定的一樣。可是，由埃克曼和其它一些人所進行的十幾種實驗都顯示，當誌願者故意假設某種特殊表情的面部表現時，所涉及到的肌肉的移動會引起起脈搏頻率、呼吸率和皮膚電很小，但可以測量的變化，還有同樣很小但可測量的感情變化。埃克曼認為這些會導致一種反饋效果：故意假裝的表情會帶來肉體的變化，然後可以引發這個人剛剛模仿的情緒感覺。

　　同樣的原則有時候會使一些心理治療者改變病人的情緒。通過改變面部表情、姿勢和身體運動，病人可以在某種程度上用一種更為積極和歡樂的情緒替代沮喪或者失敗的情緒。這一次又支持了詹姆斯－朗格理論：我們在身體上感覺到的東西決定著我們的感覺。（你可以自己進行這項實驗。皺起臉來做一個哈哈大笑的樣子，持續幾秒鐘，然後看你是否至少感覺到應該伴隨這種姿勢的感覺。）

　　因為這些原因，詹姆斯－朗格理論就生存下來了。盡管支持其它一些情緒理論的證據更強一些，肉體理論卻不能被忽視。如在心理學中的許多議題一樣，最終有關情緒來源的答案也許是多方面的——一系列理論解釋——系列互有關聯但不同的一些現象。肉體理論也許是一種有效但很有限的部分答案。

ANS及CNS理論

　　沃爾特·坎農的實驗工作引起了對詹姆斯－朗格理論的爭議，他提出了自己的情緒和動機理論；每種都產生了好幾年的影響。

　　他的動機理論——有時候被人大不敬地稱作口水和咕咕響的理論——認為，周邊提示是給一種動物以動機的東西：口渴會引發飲水，胃響會引發進食。這些提示向大腦最原始的部分提供信息，並在那裏形成尋求水或者食物的驅動力。可笑的是，坎農在這裏談到動機時，是在說與他所攻擊的詹姆斯－朗格情緒理論一樣的話。

　　可是，坎農的情緒理論卻是完全不同的。他認為，周邊或者內臟條件不是情緒的起因，而是其它原因伴生的效果。在收集證據來反駁詹姆斯－朗格理論時，他剝開了一些動物的皮（剝掉了動物的皮），之後，只需要很少的刺激就可以引發動物強烈的反應。

　　這使坎農和一位哈佛同事菲利普·巴德想到，憤怒和其它一些情緒起源於丘腦，這是大腦核心中從感覺器官（除鼻子以外）接受信息並將合適的信息傳達到皮層和ANS中的原初結構。按照坎農－巴德理論，皮層通常控制並抑制丘腦，可是，當丘腦發出某種信息時——比如看見敵人——皮層會放松控制。丘腦然後就能夠將其情緒信息向兩個方向傳達：一是向神經系統，因為神經系統會產生對情緒和合適行為的內臟反應，同時還向皮層的後部發送信息，情緒感覺就在這裏形成。因此，情緒的體驗及其內臟癥狀是丘腦信息平行的效應。

　　在坎農的兩種理論當中，口水及咕咕響理論解釋驅動力，盡管這種理論占據了一陣子統治地位，可是，最終被其它一些實驗證據所推翻。1939年，有兩種研究利用了“假飲”來進行測試。通過外科手術在狗的食管裏接一根管子出來，把狗飲下去的水接出來，這樣，水就進不去胃裏面了。盡管它的嘴是濕的，狗持續大量地飲水卻不能減輕口渴。很明顯，沒有什麽比幹裂的嘴更容易引起口渴的驅動力了，它來自於另一種更深層的內臟信號，通過神經系統變成行動。

　　可是，坎農－巴德情緒理論卻得到了有力的支持，盡管被後來的一些研究所修改，這些後來的研究表明，ANS、丘腦和神經系統中其它的原初領域可以生成情緒而不需要內臟任何輸入式的參與。在20年代晚期和30年代，一位瑞士生理學家沃爾特·希斯在一種實驗動物的下丘腦（位於丘腦下部的大腦核心的一部分）中植入了電極，並釋放出一陣微弱的電刺激，狗作出了憤怒的反應。當希斯將同樣強度的電流送入下丘腦前面的區域時，動物就鎮定下來，並很快入睡。再過了很久以後，一位西班牙神經科學家約西·德爾加多利用鬥牛進行了同樣的下丘腦憤怒控制實驗。他在牛的下丘腦前部植入一根電極，然後進入鬥牛場，手握著一個控制箱，箱子會通過電極發出電脈沖。牛被放入鬥牛場，看見了德爾加多，很憤怒，並開始攻擊。德爾加多毫不退縮，按下一個鍵，牛就停下來了，並轉過頭去。

　　在耶魯大學，德爾加多和其它幾位同事於50年代用電極在老鼠和貓身上做了同樣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研究，雖然沒有這樣富於戲劇性。他們給老鼠或貓的扁桃體——“邊緣系統”的一部分或者是古老的哺乳動物大腦，即一系列位於丘腦和皮層之間的結構——發送一道微弱的電流，使其出現害怕行為。後來，德爾加多及其他人通過外科手術在人類病人身上做過同樣的實驗。當一位病人接受這道電流時，他說他感覺到就好像他剛好從一輛汽車身邊擦身而過，另一位說，他感覺著就好像“某種可怕的事情就要發生”在她身上了。這些感覺在電流關掉後立即就消失了。

　　一種支持情緒的邊緣系統理論的完全不同的證據，是在70年代由一位發展心理學家J·E·斯坦納提供的。他給一些新生嬰兒拍照，在嬰兒第一次通過乳房或者奶瓶吃奶以前，讓嬰兒喝一些有甜味、鹹味或者苦味的水。甜水使嬰兒吮吸嘴唇，鹹水使嬰兒吸起嘴唇，皺起鼻子表示不悅，苦水使嬰兒張開嘴吞水，或者作嘔。斯坦納接著在無腦的新生嬰兒（無腦是一種悲劇性的畸形，胎兒的大腦主幹以上沒有腦組織形成，這樣的嬰兒很快會死掉）做同樣的實驗。他們所表現的面部表情和反應與前述的一樣。這樣一來，簡單情緒及其面部表情看上去就是由腦幹產生的，不過，在正常兒童中，這些反應通過高級神經中樞做了一些修改，因為孩子學會了哪些是社會當中可以接受的情緒行為。

　　在50年代，芝加哥羅約拉大學的一位出生於捷克的心理學家瑪格妲·阿諾德（本世紀中期以前為數不多的幾位在心理學中獲取了顯著地位的婦女之一）及其他人提出了“激勵理論”，這是一種對動機和情緒集合的解釋，認為它們的起源在於“網狀形成”（連接腦幹和丘腦的神經元網絡）。

　　激勵理論得到對大腦使用電極刺激的一些研究的支持，這門學說認為，進入大腦的刺激會“激活”網狀形成和邊緣系統，使皮層和動物進入行動準備狀態。比如，聲音或者味道，會喚醒沈睡的動物；嬰兒的哭聲會使睡著的母親完全醒過來，立即站起身。像不準喝水、進食、呼吸空氣，或者增高性荷爾蒙水平這些刺激也可以激活網狀形成，這可以通過腦電圖（EEGs）——大腦記錄——看出來，通過網狀形成加快心跳，並增強整體的活動。總起來說，這個理論認為網狀形成是一種調節器，在通過感官接收信號時會轉變成生理活動和情緒反應。

　　可是，東北倫敦工業大學的高級心理學講師菲爾·埃文斯抱撼地談到激勵理論：“心理學中很少有像這樣在表面上很有吸引力，實際卻很麻煩的概念。”因為，盡管它提供了對動機和情緒的神經生理解釋，並使一大堆數據產生了意義，可是，它太泛泛而談了。它只提供一種單面的情緒——激勵的程度——而這會使其它的情緒得不到解釋。另外，對激勵的生理測量，比如心率和皮膚電經常與腦電圖數據和可觀察到的活動水平不符。最後，對睡眠的研究已經顯示，在快速眼球活動期間（REM），動物或者人類處於熟睡階段，可是，腦電波卻提示出很高的網狀形成激勵狀態。

　　激勵理論並沒有被拋棄，可是，理論家們現在說，激勵並不是情緒的來源，而是情緒的伴隨物。它也不是一種單維的狀態，有不同類型的激勵存在——行為的，ANS和皮層的——每一種都有其自己的特色。

　　對動機和情緒高水平的皮層影響在過去三十多年的大部分時間裏事實上一直是研究的前臺。哲學及宗教傳統一向認為，我們的驅動力和感覺來自於動物或者生理的一面，可是，現代認知心理學發現，我們的許多動機和情緒會受到思維的影響，甚至有可能起源於思維。讓我們來看一看證據。

認知學說

　　心理學家們首先強調了動機的肉體根源，接著又強調了它的丘腦和淋巴根源，但他們忽略了一般人堅信不移的一項日常事實：人類和高等動物經常是因為心理需要而產生動機的，而並不總是由生理需要產生的。

　　養狗的人對此非常熟悉。把狗放在一個不熟悉的新家裏的時候，它們立即會在屋子裏倒處嗅一嗅，看一看，這並不是由饑餓或者其它肉體的需要驅動的，而是一種因為需要了解而產生的行為。

　　父母們也知道這一點。他們看見過自己的小孩子高高興興地一連幾小時不停地按各種按鈕，或者在玩具聚錢罐或者其它玩具身上四處亂撥拉，以期找到一些東西之所以能夠工作的原理。

　　每個人都知道，因為暴風雨或者生病而在家閉了幾天後，人們會產生一種出門的需要，想四處看看，看別的地方和面孔；長時間幹同樣一些雜事後，人們會產生幹點換腦筋的新鮮事的需要。

　　哈爾在行為主義的基礎上，弗洛伊德在心理分析的基礎上都認為，動物基本的動機是要減少驅動力，可是，在60年代，當認知又一次成為心理學最為關心的問題後，一批研究者開始覺得驅動力減退很不完全，並進行了一些實驗，證明更高級的動物經常受認知需要和過程的驅動。

　　我們已經在前面看到過兩種這樣的實驗。打開窗戶看玩具火車，或者打開門栓卻不能開門的猴子，都不是因為一種生理的需要或者受到原初大腦的激勵，而是通過認知需要，也就是說，是因為心理刺激。

　　在50年代及稍後進行的其它一些實驗顯示，與行為主義學說相反，老鼠能學會做一些得不到獎勵的事情——至少不是因為食物、水或者其它生理滿足的獎勵。在好幾種研究中，老鼠選擇的路線會引導它們不是找食物，而是進入一個迷宮；它們情願選擇一條通達食物的新路線，而不是已知的線路；它們學會在Y型迷宮裏從黑色中分辨出白色來，為的是獲取因為探索了復檢迷宮而得的獎勵；也學會了在籠子處於黑暗時按動一根杠桿來打開一盞燈，或者當籠子太亮時按下杠桿來熄燈。

　　動物不僅僅受到新奇性的激勵，它們會主動地尋找新奇的情景，以便使自己受到繳勵。人類特別有可能嘗試新事物，以激勵自己的思想和感覺。我們自己跑去看恐怖電影以讓自己嚇一跳，我們看色情材料以繳發自己的性欲，我們與勢均力敵甚至比我們強的對手進行遊戲，為的是向自己挑戰，也讓自己的思維在解決問題中開動起來。心理學家弗雷德·謝菲爾德曾很有說服力地證明，強化人類行為的不是驅動力減退，而是驅動力引發。我們看電影、讀書或者玩遊戲不是非要看完，讀完或者玩完，而是要其中的觀看，閱讀和玩本身。

　　這些行為在進化學說中是很有意義的。如動機理論家羅伯特·懷特於1959年所言，高度發達的動物為了生存必須學會有效地對付環境問題。對一些情境的好奇或者自我激勵是為了增多學習有效處理環境的機會，因而也就得以生存和繁殖。

　　可是，我們不喜歡，也不去追求太多的激勵，我們更喜歡適度的刺激，而不喜歡太過強烈，太可怕或者太混亂的刺激。這一點也有進化價值：我們和其它物種在中等水平上的激勵中能夠最佳地發揮自己的作用。許多實驗都想證明這一點，在其中一項實驗中，讓誌願者在100秒鐘的時間內解決20組很難的變形詞問題，而得到的現金回報是很少的。讓他們評判這個遊戲有多好玩就可以知道他們受激勵的水平了。激勵程度處於中等的人解決的變形詞難題最多。這個原理對每個人都很熟悉。所有那些開車的人，玩需要生理或者心理技能遊戲的人，或者那些為別人工作的人都知道，當自己處於無聊或者昏昏欲睡的狀態時，都不能把事情做得最好——頂著極想把事情做好的壓力去做時也做不好。

　　自我激勵和解釋性的行為後面的動機就是獲取能力和對直接環境的控制的欲望，這種理論最好的證據來自於皮亞傑和其他人對兒童通過遊戲和上學進行認知發育的研究。我們在前面讀到過皮亞傑相關的一些觀察，可是，有一個例子在這裏是極合適的。有一天，皮亞傑給10個月大的兒子羅倫特一片面包，羅倫特把面包扔在地上，摔碎一些後撿起來，又扔到地上，一次又一次地做，每次都極有興趣。第二天，皮亞傑寫道，他連續地抓假天鵝、小盒子和好幾種其它的東西，每次他都伸開臂膀讓東西掉下去。有時候，他豎直地伸開臂膀，有時候斜著伸在眼前或者腦後。當物件落在一個新位置時（比如落在他的枕頭上）他會讓東西落在同一個地方兩三次，就好像要研究空間關系，然後，他會修正這種情形。

　　這樣的一些活動所得出的明顯的滿足來自於找到這個世界如何工作，並獲得對其進行某種程度的控制。按照羅伯特·懷特的話說：

　　孩子看上去好像迷醉於發現他可以對之施加影響的環境，以及環境對他可能產生的影響這種很令人愜意的活動……在這些結果可以通過學習而得到保護的範圍內，他們會慢慢增強處理環境問題的能力。孩子的玩耍因此而可以看作嚴肅的事情，盡管對他而言，這只是某種有趣和很好玩的事情。

　　這不僅在兒童時候是如此，在成人階段，盡管不可能到達這種程度，但我們被迫增強自己對這個世界的了解，而且也增強了處理問題的能力。

　　可是，這並不能解釋有些人尋找對一些沒有實用價值的問題的答案這種強列的沖動：比如，宇宙的年齡和大小、蜜蜂告訴彼此如何尋找蜂蜜的辦法，或者人類性格在多大程度上是由基因決定的。如已故的天才動機理論學家丹尼爾·伯林在1954年的一篇文章中就好奇的動機力量所寫的：　

　　沒有哪一種現象像人類的知識那樣成為長期討論的主題。可是，這種討論通常會忽略對於尋求知識這種力量之下的動機……很奇怪，許多能夠激發最為持久的探索，並在找不到答案時引起很大苦惱的探尋，都沒有什麽實際的價值或者緊迫性。人們只需考慮一下一些形而上學者對某些本原論的探尋，或者考慮一下一些喜歡文字遊戲的人，就可以讓自己相信這一點了。

　　伯林說，學習和理解的欲望在部分程度上可以由心理分析學說、格式塔心理學和強化理論進行解釋，可是，更為完全的解釋在於好奇的動機。按照伯林的觀點，在好奇的後面，有比對於實際知識的欲望更為微妙的需要。奇怪和令人困惑的情景會在我們身上引起沖突，正是由於減少沖突的欲望迫使我們去尋找答案的。使愛因斯坦產生想出廣義相對論的動機，並不是其巨大的實際成果，而是被他叫做‘對於理解的狂熱”的東西，特別是理解為什麽他的狹義相對論與牛頓物理學的某些原則過不去。

　　在50年代和60年代，心理學家在得到有關認知對動機產生的影響的新發現的同時提供了大量證據，證明思維而不是內臟、丘腦或者邊緣系統經常是情緒經驗及其生理癥狀的主要源泉。其中的一些證據有；

　　——在半個多世紀的時間裏，一般都認為，當某個犯了罪的人聽到人們讀一些單詞或者提出一些問題時，其中的一些是中性的，而有一些又是與犯罪相關的，後者經常會引起嫌疑犯血壓升高，皮膚電增大。在50年代和60年代，進一步的研究發現了另外一些證據性的癥狀，並改進了測謊儀技術。有意識的思維會影響情緒——至少會影響有罪的焦慮及其相關的生理癥狀——這種假定被確認了。

　　——1953年，一位社會學家霍華德·S·貝克爾研究了五十多個吸大麻的人。他發現，除開其它的事情以外，得教剛開始吸大麻的人註意並分辨他們的感覺，確定何者為“興奮”狀態，並把它看作快樂。興奮的生理感覺有相當一部分的意義來自於認知及社會的因素。

　　——在1958年進行的一項著名的研究中，約瑟夫·布雷迪通過電擊使成對的猴子處於常規的壓抑狀態下。每對猴子中的一只可以通過按下一根杠桿而延遲電擊20秒；另外一只猴子的體驗與第一只猴子的體驗聯系在一起。（它要麽就不被電擊，要麽按照第一只猴子所做的，或者沒有做的那樣電擊。）令人驚奇的是，可以避開電擊的猴子會得胃潰瘍，被迫的猴子卻沒有。很明顯，第一只猴子的預期和由其能夠控制電擊的能力所施加的負擔產生了焦慮及其肉體癥狀。處於電擊控制組的猴子很快被稱為“經理猴子”，因為它們的情形與人類當中處於高度壓力和不斷的危機預期之下的的經理們很相似。然而，並不僅僅是預期引起胃潰瘍的。當一位名叫傑伊·威斯的研究人員重復布拉迪實驗時（用老鼠而不是猴子），他增加了一種警告性的音調，讓經理老鼠（但不是被動組）們采取行動。兩個實驗組都得了胃潰瘍，可是，由於警告音調的安全保障，經理組的老鼠比被動組的老鼠所得的胃潰瘍要輕得多。

　　——1960年，埃克哈德·赫斯（前不久我們看到他在一只機械母鴨身上印上野鴨圖案）對一些看著不同圖片的誌願者的眼睛拍照，男人的瞳孔在看到女人的照片時會擴大，特別是當他們看到女人的近照時；女人的瞳孔在她們看到嬰兒，特別是看到與母親在一起的嬰兒時也會這樣。辨認並評估圖片內容的思維向邊緣系統發送信號，後者接著就生成了周邊及中樞神經反應，即，瞳孔放大和一種性興趣感覺。

　　到目前為止，認知對情緒影響最為難忘的實驗，是1962年由斯坦利·沙切特和傑羅姆·辛格進行的。這項實驗得出了一個理論，它主宰了20年的情緒研究。沙切特是位直率的人，五官輪廓清晰，他的幽默感十分滑稽，在60年代還喜歡搞些冒險和容易導致誤解的實驗。我們在前面看到過，他喜歡扮演一個虔誠的信徒，相信世界將會淹沒在一片洪水之中。只有這樣一個人才可能想到並進行我們在這裏所談到的歷史性的問題。

　　在回顧了支持和反對詹姆斯－朗格理論和坎農－巴德學說的一些證據以後，沙切特得出了一個結論，即“情緒、心情和感覺狀態的種類完全無法與內臟的種類相提並論”，而且，跟其他大多數心理學家一樣，他得出結論說，認知因素可能是情緒狀態的主要決定因素。他和辛格提出一種假說，即人類不能從他們體驗到的生理癥狀裏找到一種情緒，而必須依靠外部的提示才行。通過這些提示，思維會把身體體驗到的東西標為憤怒、喜悅、害怕等等。

　　為了檢驗他們的假說，沙切特和辛格清誌願者們同意註射蘇普諾欣，以檢測這種維他命制劑對視力的影響。事實上，註射的這種藥物是類上腺素阻斷劑，它會引起心跳加快，面孔發紅，雙手顫抖，就跟一些強烈的情緒一樣。事先告訴了一些受試者，說蘇普拉欣有這樣一些副作用，而另外一些人則沒有告訴。

　　就在受試者開始感覺到藥效前，他們被帶入一個房間，和另外一個假裝也註射了這種藥物的學生（合謀者）呆在一起，他們要填一張5頁的問卷。合謀者將他預演好的兩段戲之一演出來。當著某些受試者的面，他會表演得很輕浮，很蠢，很開心。他會胡寫亂畫，把揉皺的紙團扔在遠處的廢紙簍裏，只當是“打藍球”，折紙飛機滿屋亂飛，玩呼啦圈等等，同時信口胡言，比如：“今天我真高興。我覺得又像個小孩子了。”當著其他一些受試者的面，他會一邊填問卷表一邊牢騷滿腹，說裏面的一些問題叫他煩心（這些問題問得越來越接近個人隱私，越問越有汙辱性，最後的問題之一是：“你母親與多少男人有過婚外戀關系？”——對這個問題，多重選擇答案中最低水平的次數是“4次及以下”）。最後，他會把問卷撕掉，把碎屑扔在地上，大罵著沖出房間。

　　研究者們通過單面透鏡觀察受試者的行為，並給這些行為定分數，之後請誌願者填一份表格，表明他們憤怒、氣憤討厭或者反過來感覺多好，多快樂的程度。結果非常有趣。在沒有預先告訴他們該藥有副作用的受試者中，看見這個合謀者欣快的樣子的人也有類似行為，並說他們感覺到了欣快感，而那些看見他很氣憤，很憤怒的人也有類似的行為表現，並聲稱自己的確感覺到了同樣的情緒。而在事先告知蘇普諾欣的生理副作用的受試者卻沒有引發這樣的反應。沙切特和辛格的歷史性結論是：

　　假如沒有給一個人即時解釋一種生理激勵狀態的話，他會給這種狀態標上名字，並以他知道的認知術語來描述他的感覺。在認知因素為情緒狀態有力的決定因素範圍內，應該能夠預測到，正好相同的生理激勵狀態可以標明為“喜悅”或“憤怒”或“嫉妒”，或者任何叫得上名字的情緒標簽，這取決於這種情形的認知方面的情況。

　　情緒激勵的認知學說立即走紅。它不僅顯示出認知的重要性，心理學家喜歡的新課題，而且使一大堆先前得出的、令人驚訝的發現產生了意義。在接下來的二十多年時間內，心理學家們進行了數量繁多的相關研究，其中一些證實或者反駁了沙切特－辛格學說，可是，其中大部分確認並豐富了這個理論。下面是這些發現的精華部分：

　　——沙切特和他的同事拉裏·格羅斯召摹了一批誌願者，有些是胖子，有些是正常身材的人，讓他們參加宣稱是對肉體反應與心理學特征之間的關系的研究。實驗者哄騙誌願者把手表交出來，因為要在手腕上綁電極，綁在他們身上的電極只是個晃子，為的是誘使他們脫下手表。研究者們還在房間裏留下一些餅幹，並告訴誌願者——他在實驗期間是一個人呆著——隨便用。房間裏面有一座經過修改的鐘，要麽是半速走，要麽是快一倍。過一陣子後，誌願者認為到了午餐時間，不過，這時候尚不到吃飯時間，其他一些人則認為還沒有到午餐時間，而實際上午餐時間早過了。認為已經過了正常午餐時間的肥胖者，比認為還沒有到正常午餐時間的肥胖者吃的餅幹多些。正常的誌願者吃的餅幹是一樣多的，不管他們認為到了什麽時間。結論：不是胃，而是思維決定著這些肥胖者饑餓的感覺。

　　——另一個研究小組讓一位漂亮的女性合謀者協助研究。當一些男性大學生走在大峽谷上的一座搖搖擺擺的吊橋上，或者走在一座又低又結實的大橋上時走近他們。在每種情形下，合謀者都要編一個故事，是說她為了一個研究項目需要他們填一張問卷表，並就一張照片編一個簡單的故事。她把自己的名宇和電話號碼都告訴每一個男性大學生，這樣，當他想更詳細地了解本項目時，可以給她打電話。她在很嚇人的吊橋上走近的那些男大學生編的故事，比在又低又結實在橋上碰到的男性大學生編的故事包含更多的性意象，也更有可能打電話給她請求約會。實驗者得出結論說，在可怕的吊橋上碰到的男性大學生把他們的焦慮解釋成性吸引的第一個階段。按照沙切特－辛格理論，這些人把一種外在的提示——這位漂亮女人的在場——看作對他們的生理感覺的解釋。

　　——70年代後期，賓夕法尼亞大學的保爾·羅金和德博拉·席勒調查了人類如何及為什麽形成對痛苦刺激的愛好，這次是食物中的紅辣椒。羅金和席勒采訪了費城的大學生和奧阿夏卡附近一座高地村莊的墨西哥人。他們發現，一開始，兒童對紅辣椒的反應幾乎總是不好的，這就排除了愛好紅辣椒的人對這種辛辣之物相對不敏感的可能性。他們發現，這種痛苦感覺最開始的不喜歡會因為母親的訓練和社會情形（特別是在墨西哥）而改變。熱灼感覺被認為是所欲求的這種認識會使孩子們慢慢養成對它的愛好——這一次，證據又證明思維決定著一種感覺如何被解釋。

　　——性激勵和交配行為在昆蟲當中是由外激素（誘引劑）自動激發的，哪怕在哺乳動物中，雌性發熱後身體發出的氣味也會激發雄性的性欲和性活動，每個養狗的人都了解這一點。另外，在許多哺乳動物中，雄性和雌性的荷爾蒙水平決定著它們什麽時候會產生交配欲。可是，在人類中，外激素和荷爾蒙水平與性交興趣只有非常有限的聯系。大量人類學的，歷史學的和心理學的研究數據都表明，人類性欲激發在很大程度上是認知反應上的事情——對特定於各種文化提示的反應。在成千種現有的證據當中，我們僅舉三例：

　　1．在有些文化中，女性的乳房一般是掩蓋著的，它對男人有強烈的激發作用；在那些乳房通常露在外面的文化中，它卻不是。同理，在本世紀之交，一位婦女的腳踝對西方男人來說也是一種很色情的東西；今天，在像《花花公子》和《龍虎豹》這樣一些雜誌上，完全裸露的女人照片被認為是半色情的，只有那些清晰地特寫陰部近鏡頭，特別是那些腫脹和張開的陰部的照片，才被認為是具有高度挑鬥性的。

　　2．艾爾弗雷德·金賽對美國性行為歷史性的調查是在40年代進行的，並在1949年和1953年出版，該調查發現，女人因為色情材料受刺激的情形沒有男人多，可是，三十多年過後進行的一項全國調查發現，性革命和婦女運動使女人比以前更容易受到色情材料的激發。還有，在金賽的時候，婦女在性交中體驗到的性高潮普遍沒有男人多；可是，到後來進行調查的時候，她們比以前更容易到達高潮了。

　　3．一些誌願者在做很難做的算術題時，讓他們可以看到一些色情材料，盡管他們意識到了這些色情刺激，可是，他們並沒有因為色情材料而受到激發。很明顯，如果要受到色情材料的激發，觀察者或者讀者必須幻想自己就在行動之中。參加本實驗的人太過集中精力於他們要完成的工作了。

　　心理學其它領域的研究者們早在30年代，主要是從50年代開始，就在提供一些證據，證明認知過程是人類動機及情緒的主要來源。要—一介紹這些繁多的研究成果，需要成卷成卷的書來寫。我們在此只選四個例子，並列出少量段落：

一

　　30年代中期，如我們已經看到過的，哈佛性格研究專家亨利·默裏創立了“主題知覺測試法”（TAT），以測試性格的各個方面，特別是無意識的方面。他利用心理分析學說把這些編成了35種需要：整齊、控制、順從、進取、貶抑、教育、友好聯系（歸屬和友誼）及其它一些需要。35種需要中的每一種都是一種激發力量，還有許多是在隨後的一些年裏從這個角度進行過調查的。

　　也許，研究最深的是成就需要，或者，按照心理學文獻中的用語，是成就欲（nAch）。在50和60年代，戴維·麥克萊蘭德及其在康乃迪格的衛斯理大學的同事們對有很強成就需要的人的性格和行為及其來源進行了一系列很有價值的研究。他們的發現有：有很高成就欲的人喜歡能提供具體反饋的工作，因此傾向於選擇有可能提升和擴張的工作……成就欲很高的男孩，他們的母親必定是從小就期望他獨立，並依靠自己生活，她們對孩子的限制也沒有成就欲很低的孩子的母親那樣多……對23個現代社會的調查研究發現，一個社會看待成就的價值反映在兒童故事中，並與其最近幾年的電力生產的增加有相關關系。

　　所有這些都指明，取得成就的動機是從一個人的母親和社會而來的，因此在本質上也是認知型的。

二

　　弗洛伊德認為，自我，或者很大程度上是有意識的自我，在孩子學會控制他獲取直接滿足的沖動，或者因為更大的回報或者因為不能為社會接受而推遲時，會慢慢形成。因此，較大兒童和成人身上的動機盡管受到獲取快樂的驅動力的力量影響，可是，他在方向上還是認知型的。

　　50年代及以後，由發展心理學家們收集到的一些實驗證據支持了弗洛伊德的自我發展理論。比如，沃爾特·米歇爾及其合作者讓孩子們選擇直接的，但是較小的滿足和延遲的，但更大些的回報。7歲時，大多數孩子選擇了直接滿足，可到9歲時，大多數孩子選擇了延遲一些但更大的獎勵。

　　同時，心理學家安娜·弗洛伊德和海因茨·哈特曼的作品一直就在改變心理動力心理學的焦點。人們發現自我比原來想象的更有力量，更有影響力，而本我的力量卻不那麽強。對於心理動力學方向上的心理學家們來說，這意味著成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有意識的願望、自我保護機制和價值激發的。因此，到50年代時，心理治療者和學術性的心理學家們都在熱情地探索自我戰勝壓力所利用的積極的認知力量，特別是面對猶豫不決的情形時抵消焦慮的希望，以及解決問題而不是無理性的防範和自我防禦的解決辦法。

三

　　20世紀的大部分心理學家，從弗洛伊德到斯金納都是決定論者。作為科學家，他們相信人類行為，就像現實世界裏的全部現象一樣，是有因而起的；每一種思想和行動都是以先事件和力量的結果。這個前提在他們看來好像是對心理學作為一門科學的地位最為基本的。按照這個觀點，如果人可以按照他們希望選擇的方式產生行為——如果他們的行為當中有一些或者大多數都是由意誌決定的，可以自由操作，而不是由過去的經驗和目前的力量決定的——就不可能產生一個有關行為的嚴格的法律體系。相應的，“意誌”這個詞在本世紀中期就從心理學中消失掉了，今天，在大部分現代教材中，甚至捎帶著提一下都沒有。

　　可是，這個概念卻不願意死亡；它改頭換面，以別的名字存活下來，而且不無理由。

　　一方面，心理治療學的目標就是要使病人從無意識力量的控制下解放出來。這只能意味著，病人將能夠有意識地衡量和判斷一些別的辦法，並決定自己的行為方式。可是，如果不是意誌產生的行為，那麽，決定又是什麽呢？

　　另一方面，發展心理學家發現，兒童心理發展中的一個關鍵特征是“元認知”慢慢的出現——對自己的思想過程和管理這些過程的能力的認識。兒童慢慢地發現，記住一些事情、形成問題求解的策略、對物體進行分類有好多種方法，他們開始鍛練對自己的思想過程有意識和自願的控制。

　　再一方面，認知心理學一直需要設計一種現代的意誌對等物來解釋決策現象，這在無數思想和問題求解研究中觀察到很多次了。人工智能專家喜歡一些程序中的“經理功能”，它能刺激思想，也就是，這樣一些能衡量在任何點上取得的成果，並能確定下一步采取什麽步驟的程序的很多部分。有些理論家說，人類的思維同樣有管理功能，也可以作出決定。可是，由人工智能程序作出的決定都是完全可預測的，而對人類決定的預測經常是錯誤的。為什麽？在人類的選擇當中，到底有沒有某些自由的區域？有沒有某種自由意誌在自願的控制中？我們將在下章裏進一步探討這個謎。眼下，我們只需註意下面幾點就足夠了：不管人類認為決策是一種完全可預測的管理過程，還是一種自願的行動，其動機在起源上卻是認知型的。

四

　　默裏在30年代提出，社會因素通常是動機的來源，可是，這個提議卻沒有得到人們的註意。在50年代，隨著社會心理學和人文主義心理學的發展，心理學家對“社會動機”的興趣越來越大了。這是1954年由亞伯拉罕·馬斯洛提出來的一種整合的動機學說的重要組成部分，馬斯洛是50年代和60年代期間人文主義心理學運動的領袖。

　　馬斯洛（1908－1970）是位復雜、熱情而深沈的人，他的一生使他成為就人類動機進行理論化的最佳人選。他是布魯克林一個移民家庭7個孩子中的一個，兒童時代過得很不開心，有些神經質，也是長期性的局外人。這促使他取得更高等級的、學習上的成績，很大程度上是為了克服他的不快和孤獨。他在師範大學、布魯克林大學和布蘭戴斯大學順著學術階梯向上爬，與好多同事進行過親密的合作——行為主義者、動物心理學家、一位處於領袖地位的神經生理學家、格式塔心理學家和心理分析學家（他本人也經歷過分析）——希望能理解人類動機，並把他已經學到的一切裝配成一個包羅萬象的整體。他62歲時死於心臟病，但那是在實現了終生的宏願之後。

　　馬斯洛認為人類的需要和來自於需要的動機是一種結構或者金字塔。它寬大的基座由生理需要構成，其它一切都建立在這個基座上；第二個高層是由安全需要構成的（安全、穩定、不再害怕等等）；再高些是由心理需要構成的，這裏的大部分在本質上是社會性的（歸屬感、愛、聯系感和接受；對受尊敬、被同意和承認的需要）；最後，在頂尖上，是由“自我實現需要”構成的（滿足自我的需要，“使自己成為能夠成為的任何東西”）。

　　由其他人對社會動機進行的研究探索了許多這樣的課題並清楚地說明了社會動機是如何跟個人的性格緊密相關的。比如，性格不穩定的人極需要贊同；結果，他們持續不斷地要求傳達社會上都欲求的特點。在性格測試中，他們會宣稱自己具有令人贊揚但很少是真實的一些情操，比如：“要說很不喜歡什麽人，那我還真的談不上。”而且否認有那些不好的但經常是真實的習慣，比如：“有時我喜歡說點閑話。”大部分人都以這種方式尋求社會贊同，可是，特別需要贊同的人這樣做的方式可以達到這樣一種程度，使別人認為他們是假正經，極不逗人喜歡。

　　社會動機的另外兩個方面成了進行過相當多實驗的課題，它們是對友好聯系的需要（研究顯示，焦慮的人比不焦慮的人更需要友好聯系）和對自我價值感的需要（研究顯示，毫不奇怪，自我價值感很高的兒童比自我價值感低的兒童更願意進行社會冒險活動，以取得領導地位）。在兩種情況之下，社會行為有一部分是由認知因素決定的：前者是由一個人在朋友當中會感覺少一些焦慮的感覺決定的，後者是由一個人自我價值有意識的評估決定的。

　　在前面的一些章節裏，我們讀到兩種對社會動機的其它領域進行的積極研究：社會性助長（當別的人在場時，或者有人看著時，人會更好地完成任務的傾向）和社會性蒙混（如果一個人的貢獻不能夠從集體成果中區分出來的話，人們就不會盡自己的最大努力完成任務的傾向）。

　　還有其它許多社會動機，的確，社會動機是非常之廣泛的一個課題，不用很大篇幅是無法說得完的。可是，也許一個奇怪的小小研究會向人們說明這是多麽繁雜的一個領域。1987年，阿姆斯特丹大學的蘇珊·佩特著手研究絕技表演者。面對危險會引發害怕，而害怕通常也會激發回避行為。那麽，為什麽絕技表演者卻故意尋找危險的情形？佩特采訪了6位世界級的絕技表演者，並發現，他們的機動一部分是個人的，一部分是社會形成的。他們具有“尋找刺激”的人格類型，加上很低的厭倦臨界點和追求強烈體驗的渴望，因此，從個人角度來講是需要證明他們的超凡技術並迎接所涉及的挑戰，而從社會角度來說，他們會得到人們的承認，並得到由其表演帶來的金錢收入。

雜花被

　　我們已經走了很長的一段路了，從一些餓得半死的老鼠隔著一道電柵欄吱吱亂轉想得到一點食物，到坎農的貓對著汪汪叫的狗發出憤怒的嘶嘶聲，盡管它們的內臟已經與它們的大腦切斷了聯系。

　　當我們跟著這個故事往前走的時候，事情好像是這樣的，即，早期的理論被後來的實驗研究所否認和拋棄，以接受新的理論，可是，現實卻更為復雜：再後來的證據經常又一次證明舊理論的有效性，而新的學說看上去卻與證據不符。現在看來又一次證明，在心理學中，很少有理論被證明是完全錯誤的，反過來，它們看上去像是有限和不完全的，可當與別的學說串在一起形成一種雖然不太連貫，但容納性很強的理論雜花被時卻很有價值。

　　詹姆斯－朗格學說就是一個很好的早期理論的例子，它到今天仍然在這塊理論雜花被上占據著一席之地。它看上去好像為坎農的工作所拋棄，因為後者將情緒的來源定位於丘腦，又好像要被沙切特－辛格實驗推出歷史舞臺，因為這個實驗發現情緒來源在思維裏面，可是，1980年，一位著名的研究者和科學挑戰者羅伯特·再因茨以新的形式使這個學說復活了，他以自己的發現為基礎，說感覺狀態是發生在認知評估之前的。

　　再因茨出生在波蘭，1940年他17歲的時候因為德軍入侵而逃跑；他的生活受到幹擾，直到35歲時才完成自己的博士學位課程。可是，盡管起步很晚，他卻完成了大量相當有意義的研究工作，特別是社會心理學裏面的工作，並贏得了很多榮譽。他具有一顆不安分的心。他喜歡解決一些使他“煩惱”的問題，粗略地加以回答，然後繼續向前，讓別的人去完成細節。他現在年近70，可仍然像以前一樣，熱情絲毫不減，而這時他已經從1989年起擔任起了密西根大學社會研究院的院長職位。

　　在70年代晚期，再因茨對“熟悉效應”進行了若幹實驗；“熟悉效應”是人類慢慢形成對於某種刺激的傾向，這種刺激是我們熟悉的，盡管它對於我們沒有任何意義，也沒有任何價值。再因茨讓誌願者們看一些日本商標，有些人只看一次，有些人看了27次之多。然後，他問誌願者哪些是他們認識的，哪些是他們最喜歡的。他們喜歡看過多次的那些商標，盡管這些商標對他們沒有任何意義可言——也不管他們根本就不認識這些商標。

　　除開這些發現令人煩心的含義不說——我們之所以可能會轉而喜歡某些產品或人，僅僅是因為這些人和物的名字或者形象在我們面前重復的次數太多——再因茨在這些發現裏面看到了某些具有科學上的重要意義的東西。感覺反應（感覺狀態）可以在沒有認知的情況下發生，可以發生在認知評估之間，對我們所做的事情比認知所負的責任還要多。在《美國心理學家》上，他有一篇文章，文章的名字起得極有挑釁性，只有他自己能夠接受：“感覺及思想：偏好不需要推論。”在文章裏，他平淡地談到了情緒的生理來源的重要性：

　　感情不應該被當作不可改變和最後及沒有變化的認知後現象。指向其生存價值的感情反應的進化論根源，他們從嚴格的控制中脫開來的不同的自由，他們的速度，對於人進行感情區分的重要性，盛情可以號召起來的行動的極端外形－所有這些都指明感情的某些特別情況。人們之所以結婚，離婚，殺人或者自殺，或者放棄自己的生命以追求自由，這些並不是在對這些行動進行了詳細的、認知性的分析之後才進行的。

　　這篇文章激怒了很多認知心理學家，並引發了激烈的爭議。伯克萊的加利福尼亞大學的理查德·拉紮羅斯成了再因茨最主要的對手，並激烈地抨擊再因茨的觀點。他在同一家雜誌上提供了大量相反的證據，最出名的證據是他自己對情緒如何在受試者身上通過電影而喚起，又通過一些發出不同信息的聲道加以改變的資料。拉紮羅斯以前利用有關澳大利亞土著的一部電影做過實驗。在片中，土著們用鋒利的石片對少年男性進行陰莖下皮開槽。這個切開儀式在聲道強調其痛苦和殘酷時使一些觀眾極為難受，但當聲道強調少年目不斜視地經歷著這次儀式活動，因而贏得地位和成人的好處時，觀眾的反應就平衡多了。拉紮羅斯的結論是：

　　認知活動是情緒產生的必要前提，因為，要體驗一種情緒，人們得理解——不管是原始的評估知覺或者是一種高度不同的象征過程——他們的好處都包含在一種轉換之中，不管是好還是壞。對為了它自己的好處而發生的事情的重要性毫無知覺的動物不會產生情緒反應。

　　事實上，他現在說，他在情緒的認知作用上抱“最為堅決的態度”，也就是說，這是一種必要條件和完全條件。“完全這個詞是指，思想能夠產生情緒；必要這個詞的含義是，情緒不能在沒有某種思想參與的情況下產生。”

　　再因茨和拉紮羅斯不停地辯論，可其他人的工作好像在指明，兩種都是對的，他們的發現並非彼此不容的。

　　其中一種提示就是發展心理學家邁克爾·劉易斯及其同事的發現。我們在前面已經談到過這些發現，即六種基本的情緒（喜悅、害怕、憤怒、悲傷、厭惡和驚訝）是出生時或出生以後不久就出現了，可是，另外六種情緒（窘困、移情、嫉妒、驕傲、羞恥和內疚）直有到孩子發育出認知能力和自我意識之後才出現。劉易斯和他的小組並沒有討論再因茨－拉紮羅斯辯論，可是，他們的觀察給兩種對情緒進行的非認知的和認知的解釋留下了余地。（卡羅爾·伊澤德的嬰兒照片記錄了十分相同的情緒及其表情的發育。）

　　羅斯·伯克說，這場爭議的解決在於承認有不止一種認知存在：“通過熟悉而得來的知識”，或者直接的感覺意識，還有“描述得來的知識”，即對感覺數據的認知性解釋，這種差別在幾十年前由哲學家伯特蘭·羅素進行過詳細的解釋。伯克說，感覺也許是首先產生的，但通過思維的知識又變形為對它們所傳送的信息的認知判斷——它接著又會修改感覺。這個過程是一個連續的相互作用過程。“感覺、表情、生理反應、認知和與目標相關的行為都是相互連接在一起的過程，它們在動機和情緒中扮演著合成及相互影響的角色。”

　　羅伯特·普魯契克認為，再因茨和拉紮羅斯的觀點都只不過是一個更大整體中的一些部分。他定義情緒為一系列復雜的反饋環路系統中的一連串現象。一種刺激會啟動這個過程，可從這時起，在認知評估、感覺和生理變化、行動沖動和表面行動之間就存在一種相互影響，其結果會改變它們自己在一個連續過程中的因由。普魯契克認為，再因茨和拉紮羅斯數據都是研究方法的產品，它們只見樹木，不見森林：

　　人們可以把一根電極插進老鼠或人的大腦裏面，然後產生一種情緒反應，而不會引起對外部現象的認知評估……很明顯，完全有可能把註意力集中在這條鏈子上的任何一個環節上。接著，人們可以得出一些理論，比如強調激發為主，或者強調表現性的行為為主。

　　情緒是動機的主要來源，它經常會影響思維更好的判斷，這種古老的理論在達爾文式的證據面前似乎顯得過時了。這種證據是需要有生存價值的行為的信號和提示。可是，達爾文式的觀點與我們經常被一些無用的或者有害的情緒——恐慌、壓抑、嫉妒、自我蒙混、為失去的愛而長期悲傷、恐懼和甚至更多令人傷心和折磨的情緒紊亂——這樣大量的證據怎樣達成合解呢？

　　這個問題是一種危險的狀態，沾上它你就脫不開身了。讓我們小心一點吧。讓我們只從遠處瞥它一眼吧。

　　盡管沒有達成一致，這個領域裏的很多著名人士都采取一種新的達爾文情緒理論。他們認為這些是信息源，可以讓我們評估一些情形，並判斷采取哪些行動才能達到有價值的目的。可是，情緒和智力之間經典的對抗已經差不多結束了；按照認知心理學的觀點來看，情緒和認知都服務於同一個目的，即自我保護。羅伯特·普魯契克說，在低等動物中，情緒是行動提示，以產生求存活動。而在更高等的復雜動物中，包括人類在內，認知能力服務於同一功能，即糾正或者擴大情緒的先決條件——盡管我們仍然需要它們的力量來產生行為。

　　合適的情緒反應可以決定一個人是生或是死。這整個認知過程涉及幾百萬年的進化，以便使對刺激現象的評估更為正確，使先決條件更為準確，這樣，最終導致的情緒行為會從適應角度與刺激現象相關。因此，情緒行為是增強的、更有概括性的適應這個最高結果的最近基礎。

　　這仍然沒有解答我們提出的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麽我們經常體驗到一些誤導我們的情緒，無用的情緒，或者使我們受傷的情緒？阿姆斯特丹大學的尼可弗裏吉達是一位處於領袖地位的情緒研究者，他提供了好幾種答案，其中有，功能紊亂的情緒有時候會來自於對情景錯誤的估計之中，有時候會來自於一些偶然事件中，這不是一個人所能對付得了的，有時候來自於一些特殊情形中產生的應急反應，在這種情況下，稍為遲緩一些和更深沈的評估對我們更為有利。

　　心身研究也顯示出，當我們無法逃脫，也無法采取行動來對付一種威脅性很大或者很緊張的情形時，我們的情緒並不是行動的指南，而是痛苦和疾病的來源。被一些狂徒扣押住的人質，前線的戰士，晚期癌癥患者都不能從他們的情緒中得到任何益處，而只可能被自己的情緒所損害。最後，當我們產生了互相矛盾或者不可兼有的欲望，或者一些與社會禁忌相左的欲望時，我們會體會到病態的情緒。

　　最近幾年，許多動機和情緒研究者一直都在開采一些小礦，雖然沒有找到富礦，也沒有驚人的發現，卻對剛剛出現的多元理論提供了大量的證據。

　　比如，有些人一直在探索，具體的神經傳遞器是如何影響動機和情緒的。有一簇神經傳遞器分子能夠堵住某些神經接受器，因此會影響食欲；肥胖的人服用這種化學品後吃得少些。然而，這並不能反證沙切特的發現，即肥胖的人受因為對思維的提示而產生吃東西的欲望，它只能說明，他們的進食會受到不止一種因素的影響。

　　其它一些人還沿著更古老的一條辦法研究下去，即辨別情緒中不同的生理反應。在最近的一項研究中，172名誌願者說出了他們感覺不同情緒的身體位置：羞恥感主要在面部，恐懼感在許多部位產生，可主要集中在肛門，討厭產生在胃部和喉部等等。可是，這些研究者說，這並不意味著情結經驗主要就是基於肉體體驗的。反而，他們認為肉體信息是一種組合過程的一部分，它包括意識、認知評估和身體感覺，所有這些都是互相影響的。

　　再有一些人長期觀察兒童，他們在尋找移情和利他主義的出現和發展。他們發現，一個嬰兒在聽到另一個嬰兒哭時自己也會哭起來，這很明顯就是因為某種原初的移情形式（同一個嬰兒如果聽到自已在錄音機裏的哭聲卻不會哭）；還有，如我們在前面已經談到的，快一歲的兒童看到或者聽到另一個人類經歷痛苦時也會有痛苦的表現，二三歲的兒童會試圖安慰甚至幫助另一個處於疼痛中的人，再過一些時候，就會形成復雜和無私的幫助行為。這些結果形成了一種復雜的理論：對另一個人的痛苦作出痛苦表現的傾向是天生的，可是，同情的情緒和因之而起的利他主義行為卻是性格發育和社會化的結果，它們在移情的基礎上不斷增長。

　　人們可以幾乎無限地提供這樣一些例子。除了過去70年裏像萬花筒一樣找到的發現以外，這些結果能不能放在一起，形成一種純粹的動機和情緒學說呢？有些理論學說有可能，並提出了這樣一些理論。在好幾種理論當中，比如在羅斯·伯克理論中，情緒被認為是動機系統狀態的讀數或者是一種流程報告；也就是說，它們是一些信號和提示，它們會引導動機能量的流向。在另外一些理論當中，比如在羅伯特·普魯契克理論當中，情緒被認為是產生尋求滿足並因之而求得平衡的需要的行為現象系列。這兩種觀點比它們聽上去更接近一些：在兩種觀點中，情緒都是動機和滿足機制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伯克的動機和情緒學說是今天發展最為成熟的，它容納了我們見過的幾乎所有的主要現象，從肉體的到認知的，也最好地代表了目前學說的狀態。

　　伯克學說中的動機——情緒系統最基本的元素是被他稱作“素元素”的東西——由進化發育而成的生理基礎過程。它們會影響反射、原初驅動力（生理需要）和原始的情緒，並在三種水平上影響一個人：肉體變化（通過邊緣系統、下丘腦、ANS、和腦垂體突出部分），外部行為（通過ANS和CNS）和認知。每種都輪流對其它部分產生反饋影響。

　　下面的流程圖是伯克對這種復雜的動機——情緒理論的圖示。

除非你自己想試一試，否則就沒有必要去解開這道謎。可是，哪怕你不想解開，你仍然可以一眼看出，它把動機及情緒學說中肉體的、丘腦——邊緣的，和認知的學說都組織在一起了，變成了一門統一的多元學說。對於“我們為什麽這樣做”這個問題，本圖算是答案之一。它很復雜，也難於理解，可是，那些希望得到一個容易理解的簡單答案的人只得放棄心理學，轉而去天文學、數字學，或者對人類行為的某種類似解釋中尋求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