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示北道高昌、焉耆、龜茲、疏勒，南道米蘭、若羌、尼雅、和田等地雄奇的風光）

北道以石窟寺為主，壁畫在黑暗的洞窟里；南道基本上都是建築在綠洲上的明屋式的寺院，壁畫在明亮的寺廟里。歷史學家們認為，北道人們生活在遊牧狀態中，與中原聯系多，故保持較強的漢風；南道的人們在一塊塊綠洲上從事農業，過著定居生活，與遙遠的中原接觸較少，反而更多域外的影響。

（南北兩道不同風格的壁畫）

但是，區別的方式不能說明一切。

從客觀上看，無論是北道還是南道—整個西域—中外文化一直是相融相映，交叉並存，北道上克孜爾千佛洞的“苦行者大迦葉”和“跪著的和尚”，不儼然一個個基督的面孔嗎？

南道上若羌出土的那幅“有翼天使”，所採用畫法的不正是中國傳統的鐵絲描嗎？

西域西端喀葉最先接觸域外的三仙洞，豈不是十足的中原風格？

但是在與三仙洞同一經度的和田，一座東漢墓出土的緙毛織品的人頭馬，竟是古希臘的人頭馬腿怪涅索斯！

庫木吐喇千佛洞窟頂的“供養菩薩像”，地地道道是一幅最具典型色彩的運用中國工筆畫法繪制的域外佛國圖！

中外文化交相輝映，同放光彩，顯示了當時處在中國對外交流最前沿的西域所獨有的開放精神；同時也造就了西域文化那種令人神往的獨異又強烈的風格。那一種曠遠的神奇，一種莫名的神秘，然而又有一種隱隱的熟稔和我們息息相通。西域風格是一種多種文化合成的風格，因此東西方許多民族都會對它感到熟悉，同時也會感到陌生，可是，由於歷史對它們的記載過於吝嗇，時間的真空又太久太久，壁畫上那些怪異的形象，那些消失已久的古國奇特的精神符號，恐怕永遠無法破譯了。

盡管如此，一千年過去，今天我們面對這些壁畫時，仍然會感到當時對於外來事物的好奇與驚喜，熾熱與主動，鮮活與激情，以及創造性的融合，使我們仍會深受感動！

倘若當時佇立在河西玉門關的城頭，舉首仰天，一定能看到佛國的天人們，啟程於西天，鼓樂齊鳴，衣帶飄舉，揚手散花，香氣四溢，越過昆侖山和大沙漠，在通透萬里的碧天中，浩浩蕩蕩列隊而來；而來自東邊的中原一方的本土諸神，諸如伏羲女媧、雷公電母、仙女童子、方士羽人，也是腳踏彩雲，騎鶴駕鳳，翻過千山萬水，款款而至。相逢在這西北大漠的上空。

這些本土諸神，對外來天人，不拒不斥，博大寬宏，相迎相邀，攜手一同飛入敦煌的莫高窟。

一座洞窟的大門打開。現出清新華美、神佛共舞的洞天。

（字幕：敦煌莫高窟第285號）

緊接著重疊出現下列壁畫的圖景：

（第249窟頂畫。第296窟蓮花飛天藻井。第305窟窟頂南披西王母。第268窟蓮花平棋圖案。第275窟交腳菩薩像……）

從十六國晚期的北涼到南北朝時代，是敦煌莫高窟的童年期。

（字幕：公元421年—公元581年）

莫高窟的童年生機勃勃，五彩繽紛。

有著深厚中原文化影響和底蘊的敦煌，在和外來文化碰撞時，呈現燦爛多姿和變幻無窮的景觀。

從表面看，莫高窟最早的一些洞窟帶著鮮明的外來印記，一種舶來的意味，一種西域氣息，一種遙遠的印度鄉音，（第254窟婆藪仙、薩埵本生。第257窟九色鹿本生。第263窟供養菩薩。第435窟菩薩像。第428窟人字披圖案等）

最具代表性的是254窟這尊白衣佛，衣服和衣褶是標準的犍陀羅式樣。粗壯的勾線，伴隨著立體化的明暗暈染，構成堅實的形體。而更具典型的“天竺（印度）畫法”，則是用白粉強調出來鼻梁與眼珠，遠看像一個白色的小字，俗稱“小字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