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驥才《人類的敦煌》(12)

(印度,阿旃陀石窟《飛天》)


中國人卻稱之為:羽人。

羽人是道教中引導人升天而長生不死的神。


(中國,北魏景明三年,麥積山115窟《羽人》)


那麼,這有翼天使,到底是從愛琴海邊飛來的天使,是從印度河流域飛來的天人,還是本來就在華夏天空上自由自在徜徉的羽人?

認識歷史只能先回到歷史,一千年前包括西域在內的中亞地區與今日全然不同。它是各民族乃至東西方利益爭奪和經貿往來的充滿活力的區域。歷史上赫赫有名的民族,在這里幾乎都有過稱雄的輝煌,公元前53年,羅馬軍東征時,四萬名擅長“方塊陣”的羅馬士兵,在敘利亞帕提亞意外遭到安息士兵的重創,統帥克拉蘇戰死。克拉蘇的長子普布利烏斯率領數千人突圍東逃,然而一逃過後便從此神秘地失蹤了。這樁羅馬史的“千古之謎”,在不久前被人們找到一些破解的線索。據說這支羅馬軍隊向東奔逃,穿過中亞,竟然一直到達陌生的河西走廊的永昌境內;他們為什麼不向西逃返回羅馬,而向東跋涉了幾萬里?是因為迷了路,還是另有一種出奇軍事打算?這就無從知曉了。一些考古學者已經找到了他們在永昌定居下來的足跡。時隔兩千年,至今還能找到那種高鼻深目、棕髮白膚的羅馬人悠遠的血緣嗎?


(甘粛武威永昌的羅馬古城遺址和永昌人的面孔)


它至少說明了當時的歐亞大陸是怎樣的開通與繽紛,在這種大背景下,文化構成了相互交流、往返影響、斑斕無窮的景象。

天人就這樣在印度誕生了。

佛教初期,人們不敢用有限的形體來表現佛陀的無限高大。只有想像中的形象才是無窮的。所以,他們用菩提樹、塔、舍利和佛足印來象征佛的存在。

(印度桑奇大塔上關於菩提樹、塔、舍利和佛足印的浮雕)

這種觀念延續了數個世紀。希臘人改變了印度佛教這個傳統,這些希臘人是公元前4世紀亞歷山大率領馬其頓軍隊東征時留下的希臘後裔。他們居住在今天阿富汗北部的興都什山一帶,國名大夏。公元前2世紀他們侵入印度河西岸的犍陀羅,從而使犍陀羅成為佛教藝術的發源地。這些希臘人為了淡化與信奉佛教的原住民的矛盾,便用自己專長的雕塑技藝,為佛教樹立偶像。他們用熟悉的太陽神阿波羅的儀容,給釋迦牟尼造像;把天歌神乾闥婆和天樂神緊那羅,刻畫得像一對帶翅膀的希臘天使。


(印度阿旃陀石窟)


然而,這一膽大妄為的改造,居然被印度的佛教徒接受了。因為他們終於有形有色地看到了心中的天國。佛教藝術也就緣此而生。

這緣由一半歸功於希臘人的雕塑天才,一半根源於公元前孔雀王朝的國王阿育王和貴霜王朝的國王迦膩色迦大力推廣佛教;直觀可視的佛,比起抽象難懂的佛經更為大眾喜聞樂見,尤其是當時盛行起來的大乘佛教普度眾生的主張,與這種通俗易懂的傳播形式,取得了一致,因而人們把大乘佛教稱作“像教”。

這樣,當神佛們乘風馭雲,越過頂著白雪的高高的蔥嶺的阻隔,向著遼闊的中華大地進發時,美麗迷人的佛教形象也越過佛經文字不通的障礙,便捷地為中國人的精神世界所擁抱。

最早出現在西域的佛教形象,帶著明顯的希臘化的印度特征。佛陀頂上的圓光,身披衣褶厚重的袍子,自然卷曲的卷髮,以及高高的鼻子和深陷的眼窩,這些都來自希臘。菩薩的豐乳、細腰和又圓又大的臀部又分明是印度模樣。對於西域的人們,這些來自異域的天人,全都是耳目一新,充滿了魅力。


(犍陀羅雕塑的希臘化佛陀與龜茲石窟壁畫中的印度式菩薩)


可是,只要當地的人動手去模仿,去制作,就必然會將自己的審美理想和本土文化參與進去。而外來的文化,只有像這樣被當地的文化所參與,才能留下足跡,(北道石窟的各種當地供養人形象,伯孜克里克千佛洞的“沙利家族人像”、“回鶻王像”、“龜茲供養人像”以及“供養禮佛圖”、“田園牧牛圖”、“彩繪地坪圖案”等)

佛教藝術的中國化,實際是在它一進入中國就開始了,佛教進入西域後,沿著一南一北兩條絲綢之路向東傳播,歷史上叫作“佛教東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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