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節，我是在阿加莎·克裏斯蒂的小說世界中度過的，幾乎每天一本，連讀了七八本。波羅，馬普爾小姐，莊園，旅行，兇殺，封閉的空間，開放的時間，聳人聽聞的情節，撲朔迷離的案情，欲蓋彌彰的眼神，似是而非的供詞，錯綜覆雜的關系，縝密的邏輯，精到的推理……如氣如霧，水生風起，構成了一個“華麗的世界”，讓我輕而易舉地打發了這個數十年不遇的寒冷、陰霾、災情頻傳的新春佳節。出於一種感謝，或者紀念，我想寫點兒關於克裏斯蒂的東西。寫個書評也許是我最擅長的，但我放棄了。克裏斯蒂的小說像個盛名的公園，往來者絡繹不絕，智者見智，仁者見仁。但總的說，萬變不離其宗，人們的感受最終似乎都差不多——殊途同歸：智力受到挑戰，好奇心得到滿足。換言之，這是一個名副其實的“主題公園”，主題詞不容置疑，讚不絕口的廣告詞也非妄言。有些東西只要承認或讚同就可以了，消解和重構都可能是畫蛇添足。我認定對克裏斯蒂小說發言是吃力不討好的事，所以堅定地放棄了。

我決定說一點克裏斯蒂的私事，素材來自有關她的訪談和傳記。與她作品數量之多相比，克裏斯蒂留下的“私事”少得可憐，她有輕度的社交恐懼癥，也正因此她才沒有成為歌星。據說克裏斯蒂在音樂上極具天賦，小時候的她曾夢想當一名歌星，但九歲時一次登台表演把她徹底從舞台趕了下來。晚年的克裏斯蒂告訴我們：“即使在兩年後，我父親去世給我帶來的恐懼也沒有那次表演大，台下無數的目光都是藍色的。”

11歲，父親去世，這是一個作家“理想的童年”，正如海明威說的：辛酸的童年是作家最好的訓練。1965年，75歲的克裏斯蒂宣布封筆，同時她也像所有老人一樣，開始靜候“另一個未知世界”的到來。對生的恐懼使她減少了對死亡的恐懼，她把隨時都可能降臨的死亡看做是“與久別的父親和母親相會”，並且對死亡方式也有非常明確的期待：像愛斯基摩人一樣告別人世。愛斯基摩人是拒絕與死人告別的，他們會在一個晴朗的日子裏，給年邁的母親準備一餐豐盛的飯菜，然後老人便獨自踩著冰雪向深山走去，一去不返……克裏斯蒂說：“對於這種充滿尊嚴和決心告別生活的方式，我們應該感到驕傲，如果可能，我希望我能像愛斯基摩人一樣離開你們，去見我的父親和母親……”

這個願望，克裏斯蒂等了11年也沒有實現。1976年，86歲的克裏斯蒂像所有受人尊敬的老人一樣，死在溫暖、舒適的病榻上，隨後的葬禮驚動了包括女王在內的所有英國人，還有世界範圍內的所有她的讀者。臨死前，克裏斯蒂重覆了晚年以來最喜歡說的一句話：感謝上帝賜我幸福的一生，給了我深厚的愛。

當我研究了克裏斯蒂的生平後發現，這裏所說的“幸福的一生”，至少要減掉11天。那是1926年，這一年裏克裏斯蒂的母親不幸去世，她和阿爾奇十多年的感情也慘遭破裂。阿爾奇是她22歲時在一個舞會上邂逅的，那時她已經有婚約，為了阿爾奇，她“像變了一個人”：當天陷入愛河，次日解除婚約，仿佛再不是那個患有輕度社交恐懼癥、性格內向的女孩。不用說，這段感情的結束讓她痛不欲生。12月的一天，人們發現克裏斯蒂神秘失蹤了，直到11天後才在一個旅館中找到她。沒有人知道，這11天裏她經歷了什麽，她以聲稱“失憶”拒絕任何善意和惡意的追問。

這11天是她的謎。

“11”，似乎也是克裏斯蒂一生的謎。如果可能，我們仔細研究她的生平和作品，還會發現她一生中有更多的“11現象”，我不一一道明，故作懸疑，也許是克裏斯蒂的小說之於我的後遺癥吧。

2008年3月15日口風欠緊的錢德勒

“你的口風不夠緊，話太多，表現欲太強。”

這是一個被跟蹤的女人對一個跟蹤她的私人偵探說的話，偵探叫馬洛，久聞大名了；女人的生活覆雜，過多的願望給她帶來了重重麻煩，為了減少麻煩，她反覆更換名字，像個秘密特工一樣的。她的努力起到了作用，把我搞糊塗了，記不得她的名字。好在我沒有忘記她的“家”——小說的名字——《重播》。這是雷蒙德·錢德勒最後一部小說，出版於1958年。第二年，上帝沒有讓他自己動手，主動帶走了這位曾幾度試圖自殺的作家。我想象，錢德勒走的時候，床頭可能放著的東西有酒杯、煙鬥、眼鏡，還有一本新出版的《重播》。那時候還沒有照排技術，書籍都是鉛字油印的，墨跡味很濃。有人說這叫墨香，其實那不是香氣，而是有點臭的。

蘭花濃郁，扶桑略臭。墨臭是扶桑百分之一的臭，只能說是略略臭吧。你不可以把濃郁的蘭花香說成臭氣沖天，但在心情好的情況下把略略臭的油墨味說成有點兒香，不是不可以的。我不論在任何時候捧讀錢德勒的小說都會變得開開心心的，好像有朋自遠方來。這時候你說墨跡散發出淡淡的香氣，我一定不會反對的。這是個心理感應問題。心不是科學儀器。心是反科學的。墨香陣陣，那暗示著我們沈浸在一個令人心花怒放的虛擬的國度裏。《漫長的告別》，《重播》，《湖底女人》都是這樣的國度。我猜測，《長眠不醒》，《再見，吾愛》，《簡單的謀殺藝術》，都可能是這樣的國度，因為它們都出自錢德勒一人。

作為一個偵探小說家，錢德勒不是無可指責的，他的問題正如《重播》的女主人公對馬洛偵探說的：口風不夠緊，話太多，表現欲太強。錢德勒年輕時寫過詩，具備詩人應有的一些毛病，比如嗜酒，好色，憤世嫉俗，落拓不羈，愛較著勁地說一些彰顯詩意的漂亮話。這些問題或特征馬洛身上都有，這註定錢寫的是另類的偵探小說。傳統的偵探小說往往以寫覆雜的案情為己任，偵破覆雜的案情需要過人的智慧，似乎還需要對傳統的文學進行反叛，要緊緊圍繞案情，不要三心兩意，不要文學的修飾和詩意。錢筆下的馬洛不是傳統的偵探，不是福爾摩斯和波羅，坐懷不亂，智力過人，既聖潔，又英明，像下凡的天使，了無常人的局限和缺陷。馬洛不同。馬洛是個常人，好酒，好色，活色生香，表情豐富，內心有世俗生活的得意和挫敗，目光裏有女人，花草，家具，街道的景致，小鳥的啁啾，乃至天空的顏色……看錢德勒的小說，我的註意力時常被他別致、精到的比喻，準確、誇張的修辭所吸引，而忘記了案情的發展，故事的跌宕。史上只有一個人像他這樣寫偵探小說，就是愛倫·坡。對於愛倫·坡，我們並不樂意把他歸為偵探小說家，似乎這樣就有損了他崇高的文學地位似的。但自有了錢德勒，這種顧慮正在銷蝕，因為錢德勒不容置疑地改變了偵探小說業有的枯燥、空洞的形象。錢德勒把單調的偵探小說寫得豐潤又迷人，緊張又柔軟，扣人心弦又詩意綿綿，跟我們常見的正統文學別無二致。

我一直在尋思，小說的好看與耐看之間應該有一條可以溝通的暗道，所謂龍蛇一身，雅俗共賞。錢德勒無需尋找，上路就踏上了這條暗道，獨樹一幟，獨步天下，為此博得了包括艾略特、加繆、奧尼爾等文學大家的盛讚。這當然是他的幸運，但除了小說，他的生活似乎一團糟。酒精、煙堿、焦油、失業、紛爭和一個大他十八歲的女人陪伴他度過了混亂、困難的一生，死了依然難以結束這種多舛多蹇的薄命，落戶在南加州聖地艾哥的希望山公墓，與一群默默無聞的平民百姓長相守。天缺地補。太滿遭損。上帝給了他一個小說家難得的榮耀，又拿走了他許多，這就是我們的人生。

2008年6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