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自己也相信，這思想在當時是進步的，他是“無論如何也不能放棄的”。他在寫給友人的信中說：“如果有時間的話，我一定要寫的著作有兩個方案，一個是所說的‘明天’。這是要假托評論和歌，對現代社會組織、政治組織、家族制度、教育制度及其他種種事物加以揭露批判，是要給那些面向昨天的舊思想家，和那些正埋頭於今天的新思想家——這些人提示一個新的明天的問題。……”這是理解這篇重要論著的關鍵。犀利的筆鋒中流露著多麽清醒的現實主義和革命的戰斗精神！他一語道破，切中要害，指出日本人民的真正敵人是專制統治的強權，並且號召青年丟掉對父兄的依賴、對過去的眷戀和對天皇制的幻想，要擦亮眼睛、認清敵人，腳踏實地地為了“明天”而進行戰斗。這個“明天”，就是一個自由幸福的社會主義的理想社會。這是當時無法明確說出來的主張。面對反動派的屠殺，要“以眼還眼，以牙還牙”，有針對性地用革命的手段來解決社會問題，不僅表現了啄木清醒的、革命的戰斗精神，而且，他將文藝問題和社會問題緊密地結合起來，以進步的、革命的態度加以分析解決。他認為，文學離開了與國家和社會現狀的聯系，就不成其為文學。他要求文學要介入政治，要為社會斗爭服務。這些見解的高度，是當時的著名評論家所達不到的。尤其是，一個年輕多病，生活貧困的詩人，能在那樣陰雲密布、萬馬齊喑的反動恐怖統治中，說出這樣的真知灼見，不啻是黑夜中的電閃雷鳴，發聾振聵，可以使人民醒悟奮起，可以使頑敵膽顫心驚。盡管啄木在論文中不得不用暗示和“曲筆”的寫法，但也得不到發表的機會。這件事本身，也就是他所指出的“時代窒息之現狀”的一個有力的明證。

在這一思想認識的基礎上，他還寫了一系列的雜文和評論，如《一個利己主義者與友人的對話》、《窗內窗外》、《紙上的灰塵》、《和歌種種》（均為1910）、《平信》（1911）等。這些文章從不同的側面，反映了他的清醒認識和反抗斗爭的精神。在後來收進詩集《叫子和口哨》里的一些詩作，如《無結果的議論之後》、《激論》、《墓志銘》等篇中，也反映出這一思想認識上的新高度。同時，在生活極為艱苦的情況下，他將未能出版的《工作之余》加以整理，編成歌集《一握砂》出版。

1910年以來，他的生活境況越來越壞，真可以說是多災多難了。十月，他的長子真一，出生不滿一個月就夭亡了。這使他非常痛苦。妻節子身體不佳，產後又得了病，長年服藥。1911年2月，啄木也患了慢性腹膜炎，住院治療一月有余，後來，又患了肺結核，身體也漸漸羸弱起來，不時出現發燒現象。六月，由於節子擬回娘家省親等原因，發生糾葛，啄木和嶽父掘合家斷絕了來往。七月，節子病勢轉惡，診斷為左肺尖炎，家事只好靠病弱的老母操持，婆媳不和又激化起來。這使啄木增添了無限的苦惱。他寫道：

身處難以排解的

不和中間，

獨自難過得今天又發起火來。

假如養只貓，

這貓就會成了口角的根苗，

我這個令人傷心的家。

能不能放我獨自到公寓去呀，

今天我又險些兒

說出了口。

八月，老母也發了高燒病倒了，啄木只得帶病奔走治療。九月，節子又患了右肺尖炎，同月，女兒京子也患了肺炎。他的父親在家人不和中，又一次地離家出走，投奔北海道的女兒那里。年末，啄木屢次發高燒，竟然不退。在這貧病交加中，啄木為了維持一家人活命，只得帶著病繼續勤奮地工作、讀書和寫作。1911年初，他曾經和土歧哀果（1885—1980）商定，出版一份雜志《樹木和果實》。表面上是一份“打著和歌革新的招牌的文學雜志”，實際上是要用“下一個時代”“新的社會”，在青年中進行宣傳，在不被查封的限度內，“經常擦著火柴，投向青年那易於燃燒的心”。他們計劃這樣經營二、三年後，就搞成“政治雜志”，並開始普選、婦女解放、普及羅馬拼音文字和工會運動的宣傳。“眼下還打算對文壇上的酒色主義和曲學阿世之徒加以打擊”。然而，疾病的折磨，使他不得不放棄計劃。但是，即或在病中他也不停地學習。他多方面搜集閱讀有關社會主義的書籍和刊物。四月，從《平民新聞》上，抄寫過馬克思的《資本論》（山川均譯）和托爾斯泰的論文《你們悔改吧！》；十月，抄寫克魯泡特金的《俄羅斯的恐怖》（英譯）等。當他聽到有關我國辛亥革命的消息，十分振奮，表示願意到中國來。他說，到那里，自己的病就會好的。然而貧病的折磨，使他身心交瘁，感到精力不足了。在給土歧哀果的信中說：“近來補養的錢已經用光，而且，寫點什麽的勇氣也沒了。人世間變得實在無聊。”

死神的降臨

一家人在貧病交加中，迎來了 1912年（明治四十五年）。

啄木自年初起常臥床養病。病中還對去年年末，市內電車大罷工表示關註和同情。在病中寫的《病室隨感》里，他指出“市民都忍受著交通不便之苦而同情罷工的人”，“懂得了國民只要團結起來就能勝利，多數就是力量。這些事，從舊日本的眼光看來，當然一定要被認為是極其危險的事”。他從這次罷工中認識到群眾大團結的力量。一月中旬，老母突然發起高燒，咯起血來，經醫生診斷為肺結核晚期。這才弄清了一家人的病源。延至三月七日，老母終於辭世。啄木失母，悲痛已極，身體愈見衰弱。這時，他囊空如洗。老母的藥費、喪葬費，全靠友人資助。現在，一家人已經到了無米斷炊的窘境，哪里還有錢治病？金田一京助前來探病，看到這種情況，將自己的《新語言學》稿費送來加以資助。又經土歧哀果的奔走斡旋，將歌集稿《一握砂》賣給書店，得稿酬二十元，解決了燃眉之急。但是，他的病情日見沈重。四月初旬，用加急電報將他的父親一禎從北海道叫了回來。十二日夜，他連連地呼喚金田一京助的名字。淩晨，妻子用車接來了金田一京助。他只說了句“拜托”。不久，詩人若山牧水來，兩人似乎高興地談了談雜志的事。少許，病情突然惡化。午前九時三十分，在父親、妻子和若山的守護下，結束了他苦難的一生，年僅二十七歲，法名啄木居士。葬禮假詩人土歧哀果的家，淺草等光寺舉行。參加人有著名作家、詩人夏目漱石、森田草平相馬禦風、北原白秋、佐佐木信綱等四五十人。六月十四日，次女房江誕生。二十日，第二本歌集《悲哀的玩具》（原題為《一握砂以後》，由土歧哀果整理、改題）出版。翌年（1913）三月，根據節子夫人的意願，將啄木的遺骨遷葬到北海道函館立待崎墓地，後來，由啄木的連襟宮崎郁雨等親友為他立了墓碑。

一個胸懷大志的詩人，就這樣悲慘地離開人世，結束了他年輕的生命。然而，他身後的家屬的遭遇，更是悲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