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他寫了詩歌《夏日街頭的恐怖》、《煞有介事的春天的黃昏》等。 1910年上半年，他從事編校《二葉亭四迷全集》。工作之余，二月，他寫了評論《急躁的思想》，五月寫了評論《玻璃窗》，並編輯歌集《工作之後》，共包括二百五十五首短歌。四月，發表了反映教學活動中新舊思想矛盾沖突的小說《路》，後來，他又寫了《到故鄉》（斷片）和《我們的一夥兒和他》。後者主要以對談的方式，寫一記者在兩重生活中，追求探索統一的途徑，是以思想見勝的未完成的小說。此後，他再也沒有寫小說。他的小說，雖然也取得了某些成就，但遠不及詩歌和評論方面。他的小說沒有得到文壇的重視，可以說是失敗了。經濟上的困窘，精神上的痛苦，仍然在折磨著他。 “我就是社會主義者”。

1910年，對石川啄木來說，是有意義的一年，在日本近代文學史上，也是關鍵性的一年。六月三日，《東京朝日新聞》發表了“幸德事件”的報道，震動了日本全國，甚至全世界。他們所謂的“大逆事件”，實際上是反動的桂（太郎）內閣制造的政治陰謀。是他們企圖消滅日本的社會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所采取的一次血腥鎮壓活動。他們要把“和固有道德相抵觸的思想統統禁止、遏制下去”，用以“誇耀於世界”。於是，他們逮捕了數百名社會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對其中的幸德秋水、菅野須賀子、大石誠之助等二十六人起訴。捏造了他們圖謀暗殺天皇的罪名，交最高法院（大審院）臨時組成的特別法庭。在嚴格禁止旁聽的秘密審訊之後，以一審終審不得起訴的方式，判決幸德秋水等二十四人死刑。後來，有十二人改為無期徒刑，二人有期徒刑。第二年（1911）一月二十四日執行。日本反動統治集團為了掀起人民群眾對社會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的恐怖和憎恨的情緒，他們一方面捏造謊言，掩蓋真相，把這一事件說成是“大逆事件”。他們卻沒有料到，事與願違，這一血腥鎮壓，倒有力地喚醒了日本的廣大人民群眾。他們認識到，要使日本人民獲得自由、進步和繁榮，就必須認清明治政府的反動本質，拋棄對天皇制專制政府的幻想，奮起斗爭。日本反動統治集團的屠殺無辜，給石川啄木以很大的沖擊，促使他的思想發展向積極方面飛躍。他在短歌里抒發了他的憤慨和仇恨，

望著那昏沈沈的

陰暗的天空，

我似乎想要殺人了呀！

他在當時的日記里寫道：“六月，幸德秋水等人的‘陰謀事件’發覺以後，我的思想產生了一個大的變化，從此，就逐漸地收集起有關社會主義的書籍來。”他從這年的夏季起，夜里閱讀鉆研的書籍當中就有幸德秋水的《平民主義》、《社會主義神髓》、《十世紀的怪物帝國主義》等。此外，還有久津見蕨村的《無政府主義》、千山萬水樓主人（河上肇）的《社會主義評論》、堺利彥的《社會主義綱領》以及《社會主義評論》的合訂本，等等。他在日記中寫道：“我在本年發現了一把能夠統一我的性格、興趣、傾向的鑰匙，這就是社會主義問題。關於這一問題，我思考、讀書、談論特多，只是由於當政者的極為無理的壓抑，使我不能發表。”原來，他只是同情和傾向社會主義，經過這一血的事件，他的眼睛更亮了，認識得更清楚了。在給友人的信里，他批判自己過去肯定現實的態度，認為自己努力改善自己和自己的生活，同時，就可以改善日本人和日本人的生活。現在，他認識到這在當時的社會組織下是不可能實現的事。於是，他由肯定現實發展到否定現實的思想階段上來。他說，“從這時起，我自己就在不知不覺中成為一個社會革命者，暗自用社會主義者的方法對待各種事情。”他認識到，日本人民的真正敵人不是別的，正是天皇制及其統治的國家。他的思想迅速地發展到一個新的高度——革命民主主義的高度。

這時的日本知識分子和文壇的情況如何呢？長篇小說《黑潮》的作者德富蘆花（1868—1927）因不滿於“幸德事件”的處理。曾向首相桂太郎提出《意見書》，並草擬了向天皇的請願書，改題為《謀叛論》，在第一高等學校作了講演，表示了他的抗議。像他這樣敢於堅持正義挺身而出的人，真是寥若晨星。更多的作家，在屠刀面前，惶恐、畏葸，蜷縮起來只顧保命，不敢面對社會現實，或者噤若寒蟬，緘口沈默，或者追求聲色嬉戲，不問政治；或者放棄社會批判的鋒芒，轉向心靈的內省與道德規範的強調，用這來代替日本人民的出路的探求。文壇上，更多的是附逆的反動鼓噪，一時之間，“黑雲壓城城欲摧”，在日本人民面前出現了一個恐怖統治的暗夜。就在這知識分子急劇分化，文壇幾乎荒蕪的嚴重時刻，這個年僅二十五歲的青年詩人石川啄木，卻在敵人的刺刀和人民的血泊面前，堅強、勇敢地挺身而出。他毅然地站了出來，針鋒相對地、明確地喊出：“我就是社會主義者”的響亮聲音。而且，他從自己的友人，“幸德事件”的辯護律師平出修那里，借閱了有關這一事件的大量資料，整理成《日本無政府主義者陰謀事件經過及附帶現象》，並寫出《“到民間去”集》，以便後人從中了解事件的真相。這時，他又閱讀了大量的社會主義著作，認識更有所提高。血，並沒有把他嚇倒，相反，倒成為他革命思想的催生劑，使他更清醒、更堅強了。事件發生後不久，他撰寫的《時代窒息之現狀》（1910.8）行這一劃時代的卓越評論，反映了他這一時期的思想認識和態度。

《時代窒息之現狀》（強權、純粹自然主義的末日及明日的考察）這篇評論，是從批判魚住折蘆（1883—1910）的《作為自己的思想主張的自然主義》入手的。首先，他對盛行於文壇的自然主義文學作了深刻的批判。他一針見血地揭露自然主義的根本癥結在於不敢觸及天皇制國家機構，自然主義文學家不敢正視令人窒息的社會現實而采取旁觀的、妥協的態度，不能用“明天的理想”進行社會批判。其次，從家族制度、階級制度、資本主義制度、教育制度等多方面問題的分析中，揭示了明治社會令人窒息的社會形勢。再次，他指出必須認清敵人，這敵人就是“既成”的強權，即天皇制的“國家政權”，否則，就不能建設理想的“明天”。最後，他號召青年，要解決這“時代窒息之現狀”，“必須拋棄自然主義，停止盲目的反抗以及對元祿的懷念，把全部精神傾註在對明天的探索”上。這是一篇出色的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