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史與語言的交匯之中——以特朗斯特羅姆的中文譯本個案為中心

摘要：本文通過比較由於譯者李笠反覆修訂詩人特朗斯特羅姆《給防線背後的朋友》中文譯本而生成的四種版本之間的文本差異，闡釋特朗斯特羅姆的詩歌寫作不僅具有歷史性，且以多種隱蔽的語言方式呈現，進而論述詩歌翻譯之中歷史性與創造性的具體表現。同時揭示，這種歷史與語言的雙重交匯其實正是我們“通向現實的新途徑”。這一新途徑，既直接通向我們處身其中的新鮮而荒謬的社會現實，也曲折地通向我們朝思暮想的新鮮而特殊的藝術境界。

1．對特朗斯特羅姆的翻譯、誤讀及其歷史性

在2011年12月10日的諾貝爾晚宴上，莫妮卡·特朗斯特羅姆代表她的丈夫，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瑞典詩人托馬斯·特朗斯特羅姆致辭。在感謝“所有的翻譯者”之後，莫妮卡說：“翻譯詩歌的唯一現實基礎，那應該被稱為愛。”[1]2

我不想據此討論翻譯倫理之中存在的具體問題，雖然這個問題在當代中國變得越來越焦灼，而只把莫妮卡的認識和感情，作為研究“翻譯特朗斯特羅姆的詩”這一課題的個人動機，進而吸引讀者關注從這一課題之中引申出來的語言和歷史之間的邏輯關系問題。

正如莫妮卡的其他描述，特朗斯特羅姆不僅受益於翻譯者，而且其作品被翻譯的廣度和深度都是其他瑞典詩人所不及的。在1983年（特氏52歲）之前，“他的詩歌被譯成三十多種文字”[2]426，這時沒有中文譯本；“據2011年12月瑞典日報披露的最新統計，現在，特氏作品有54種語言的譯本。”[3]4這時他的中文版詩歌全集已經出版（未收入的新作也將進入新版全集），而且譯本眾多。其中較有影響的是從瑞典文翻譯過來的李笠譯本。

梳理譯本構成是必要的討論前提。依據現在的觀察，針對特朗斯特羅姆的部分誤讀可能源於某些譯本的儉省程度。比如諾貝爾獎委員會對特朗斯特羅姆的評價通常被譯成：“諾貝爾文學獎會幫助人們重新認識他，人們將重新認識他詩歌語言精煉、精準的魅力” [4]。

李笠看出其中存在的癥結：“‘語言的精煉、精準的魅力’一說沒錯，但這句評語的中文翻譯好像跟原文有出入。”原文是：“用凝練，透徹的意象為我們提供了通向現實的新途徑” [4]。（Through his condensed,translucent images, Tranströmer gives us fresh access to reality.）“詩歌語言精煉、精準的魅力”與“凝練、透徹的意象”之間的差異一目了然：前為大眾修辭，後為專業術語。“意象”是一種精微的確認，而此處“語言”的應用則顯得有些籠統。“通向現實的新途徑”則是一串被有意無意缺省的關鍵性詞語。它的缺省究竟意味著什麽？缺省的是現實還是現代性？兩種不同的表述，看起來似乎只是一個翻譯問題，而本質卻是一個理解問題，一個寬闊的超越“意象”層面的歷史性問題。

詩人胡續冬從其他角度闡釋誤讀產生的維度：“許多詩人都在兩個維度上誤讀了特朗斯特羅姆：一是稀里糊塗地接受了美國詩人對特朗斯特羅姆的誤讀，把他的詩歌非歷史化、原型化了；二是把特朗斯特羅姆的空無和中國古典詩歌的空靈、留白弄混了。”[5]

“非歷史化、原型化”正是本文清算的主要目標之一。這一錯誤認識的傳播不僅造成對特朗斯特羅姆個人作品的延伸誤讀，而且為繼續葬送當代詩歌評價體系之中的歷史性標準提供了一把鋒利的小鐵鍬。這種把特朗斯特羅姆的詩納入類似於瓦雷里“純詩”軌道的企圖，實際上屬於一種一廂情願的追求。“純詩”固與審美關聯，但它與歷史性其實只是多元並置的關系，而非對立或者非此即彼。真實的特朗斯特羅姆始終保持歐洲極為重要的書寫歷史回聲的傳統，他與保羅·策蘭、布羅茨基、米沃什一樣關心現實問題，關心歷史問題，只不過他的方式，既不是米沃什的直接，也不是策蘭的簡潔，更不是布羅茨基的現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