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爆發了，英國處於戰爭狀態。我在聖誕節前同阿爾奇匆匆成婚，併到醫院參加了工作。

在醫院的藥房工作期間，我開始構思一部偵探小說。自從麥琪以話相激以來，這種創作慾望一直埋藏在我的心底，而且目前的工作似乎又給我提供了良好的條件。藥房工作有時忙碌，有時閑暇，不像護理工作總閑不下來。有的時候，我整個下午獨自一人坐在藥房里無事可干。當各個儲備瓶都已經灌滿備齊之後，就可以隨心所欲，想干點什麼都可以，只是不得離開藥房。我開始考慮在我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寫一部偵探小說。我的四周都是毒品、藥品，也許應該寫投毒案的題材。我構思了小說的主要情節，反覆斟酌，覺得還滿意，就最後定了下來。於是開始構思故事中的人物。誰將是受害者？投毒者又該是誰？發案的時間、地點？投毒的方式、起因？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問題。謀殺最好是發生在家庭內部，也就是說，是骨肉相殘。當然還要物色一位偵探。只是我筆下的偵探一定得與福爾摩斯不同：我要自己塑造一個人物形象。還要為他物色一位朋友作為陪襯。這倒是不難做到的。我轉而構思其他人物，誰該是受害者？丈夫會謀害他的妻子——這似乎是司空見慣的謀殺案。我完全可以寫一個為了不尋常的目的而進行的奇特的謀殺案。但這從寫作藝術上並不使我感興趣。一部好的偵探小說，成功的關鍵就在於把故事中的人物寫得模稜兩可。既像是罪犯，又由於某種原因使人感到不像罪犯，不可能有此罪行，儘管的確是他（她）所為。為此，我感到悵惘，只好將此擱置一邊，去配製兩三瓶次氯酸洗滌液，這樣第二天就有更多的空餘時間。

我就這樣冥思苦想著，逐漸理出了頭緒，一個謀殺者的形象日漸清晰。他看上去就該是陰險的，留著黑色山羊鬍子——那時在我看來，山羊鬍子就是邪惡的象徵。當時，我結識了一對剛搬到我們鄰近的夫婦。男的留著黑色山羊鬍子，他的妻子比他年長，而且非常富有。我覺得這一對夫婦倒是可以作為小說人物的雛形。我反覆思忖著，這樣處理未嘗不可，但是並不十分令人滿意。我敢肯定，這個男子永遠也不會殺人。我拋開了這個念頭，決心不再從現實生活中找人物的原型，一定要自己塑造人物，倒是可以在電車上、火車上或者飯館里偶然見到的人物雛形，創造出自己的人物。

第二天，我在電車上果然碰見一個我要塑造的人物：一位下頜蓄著黑鬍子的男人，他坐在一位老婦人的身旁。老婦人喜鵲似的嘰嘰喳喳個沒完。那個女人並不中我的意，那個男的卻是再合適不過的了。離他們不遠的地方坐著一位身寬體胖、精神飽滿的女人，正在高聲談論著卷心萊。我對她的相貌很感興趣。要不要把她也寫進去？下車后三人的形象仍然縈繞在我的腦海里。我沿著巴頓大街走著，嘴上不停地嘟囔著、就像我兒時跟基頓一家做遊戲一樣。

不久，幾個人物的雛形脫穎而出了：一位精力充沛的女人一一我甚至為她取好了名字：伊夫林。她既可以充當一個窮親戚，又可以充當一個料理園子的女人或者是家庭女佣人。不管是什麼，這個人物就定下來了。另一位就是長著山羊鬍須的人。我感到除了他的黑山羊鬍子外，我對他仍然缺乏更進一步的設計，這遠遠不夠。也許這些就足夠了，因為人們只能從外表觀察他，所以能看到他的只是他的外在表現，而無法了解他的真面目。至於他謀害年長於他的妻子的動機，那是為了金錢，而不是她本人有什麼不足之處，所以他的性格特徵也就無關緊要了。緊接著，我又增加了幾個人物，兒子、女兒和侄子，必須要懸念迭起。一家人要組合很自然。

我把這些人物暫時放置一邊，開始考慮偵探。只有一個偵探——夏洛克·福爾摩斯，是我永遠也不能超越和效仿的。阿塞尼·盧品——他是罪犯還是個偵探，也說不清楚，不過，他不是我要寫的那種偵探。《黃屋之謎》中有一位年輕的新聞記者魯萊塔比爾，這倒是很像我要塑造的偵探。那麼我應該物色一個什麼樣的偵探呢？學生嗎？偵破這樣的案子對他難了點。科學家怎麼樣？可是我對科學家又了解多少呢？我忽然想起了比利時難民。在我們那個教區僑居著一大批比利時人。他們初來的時候，當地居民很同情他們，對待他們非常熱情，紛紛將家裡的倉房布置上傢具讓他們住，儘可能使他們生活得舒適。可是，比利時人對這些善行似乎並不感恩戴德，抱怨這個，埋怨那個。這些可憐人身居異鄉感到惶恐，英國人不喜歡他們這樣。移民中大多是疑心很重的農民，不願意別人邀請他們出來喝茶，也不喜歡陌生人的突然來訪。他們喜歡獨處，與世人隔離。他們要蓄錢，開一塊菜園，按照祖傳的方式澆水施肥。

為什麼不讓一個比利時人來作書中的偵探呢？移民中各式人物都有，為什麼不可以是一個已退休的警官？天哪，我犯了一個多大的錯誤啊：其結果是，我作品中的這位偵探到目前為止已活了一百多歲了。

就這樣，我決定塑造一個比利時偵探的形象。我讓他逐步進入自己的角色，先是作過檢查官，懂得——些犯罪知識。

當我在清理我卧室里的雜物時，我自言自語道，我筆下的偵探一定得是一個精明、利落的矮子。在我的腦海中已清晰地．形成一個幹練的矮子，總是在整理東西，喜歡什麼東西都成雙成對、方方正正。他足智多謀，思路明晰。給他取個什麼名字呢？埃尼爾斯？這名字倒不錯。他的姓氏讓我費了一番腦筋。最後採用了波洛這個姓。我不知道怎麼會讓他姓波洛，也許是他忽然跳進我的腦子，要麼就是在某張報紙上讀到過這個姓。後來我終於把他的名字定為赫爾克里·波洛。感謝上帝。

現在我得給故事中其他幾個人物取名字，不過他們的名字就不那麼重要了。阿爾弗雷德·英格索普斯，這名字與黑山羊鬍子挺相稱。我又加進了幾個人物。其中有一對漂亮的男女，夫妻間有些隔閡。接下來考慮的是故事主線以外的分枝——虛設的線索。和許多初學寫作的人一樣，我在故事中加進了過多的情節，設置的虛假線索太多，這不僅給作者剝離那些虛假的線索帶來困難，而且讀者讀來費解。

一有空閑，小說零零碎碎的片斷就在我的腦際徘徊。我設計好了開頭，安排妥了結尾，中間那一大塊卻不是那麼容易填滿的空白。我讓赫爾克里·波洛露面的時候顯得自然，順乎情理。可是別的人物呢？怎麼樣安排他們出場？這仍然是一堆理不順的亂麻。

我在家裡時總是心不在焉。母親不住地追問我為什麼對她的問話置若罔聞，或答非所問。我不止一次地織錯了姨婆的毛活；該做的事情都忘了去做，好幾封信都寫錯了地址。我終於自信可以動筆了。我將自己的寫作計劃告訴了母親。她像以往一樣深信她的女兒無所不能。

「呃？偵探小說？那對你的生活一定是一個美好的轉折。

那你還不趕快動筆？」母親說。

我難得有大塊的閑暇，只能擠時間。我仍然保存著麥琪曾經用過的那部打字機，每寫完一章就用打字機打出來。我完全陷入了創作的亢奮之中，從中得到了樂趣。但是我漸漸地感到疲乏和煩躁。我發現這也是寫作引起的。書寫了一半就陷入了困境，錯綜複雜的情節搞得我不知所措，難以駕馭。就在這時，母親向我提出一個很好的建議。

「寫了多少了？」她問我。

「大概有一半吧。」

「你最好離開家去休假。這樣就可安安靜靜地寫完後半部分。」

我想了想，要是有兩個星期專心寫作，沒有人打攪，那可是再好不過的了。

「你打算去哪兒度假？」母親問道，「達特穆爾嗎？」「對，達持穆爾，就去那兒。」我興奮極了。

就這樣，我去了達特穆爾，在莫蘭德旅館訂了一個房間。這家旅館很大，許多房間都空著，客人寥寥無幾。我幾乎沒有跟任何房客來往，以免分散我寫作的注意力。我每日上午都埋頭疾書，直到手臂酸痛為止。接著是午餐，邊吃飯邊看書，然後去沼澤地散步，在那裡消磨上兩個鐘頭。從那時開始，我愛上了沼澤地。散步的時候，我口中不住地自言自語，排演著將要寫的那一章，時而以約翰的口吻對瑪麗說話；時而又扮演瑪麗跟約翰交談；時而又以艾弗琳畢恭畢敬的口氣向她的老闆彙報，不知不覺中進入了故事情節。我回到旅館，吃罷晚飯倒在床上，一睡就是十二個小時。第二天一早醒來，就又滿懷激情地投入寫作，直至午餐。

在這十四天的假期里，我寫完了後面幾章，當然這並不意味著就此定稿了，我又將第一稿中的大部分，尤其是紛繁盤錯的中間部分重新改寫。最後終於完成了全書。自己感到比較滿意。基本上達到動筆前的設想。我覺得還可以改得再好些，但又不知道從何處下手。我將寫得比較呆板的幾章改寫了一下。書中的瑪麗和約翰因夫妻不和而離異，到了故事結尾時，我又讓他們破鏡重圓。這樣做是為了給故事染上浪漫色彩。就我本意來說，我討厭偵探小說中插入愛情故事，認為它是屬於浪漫小說的，推理性小說中摻進愛情成分未免不協調。不過在當時，偵探小說中總要有些愛情插曲——我也只好隨波逐流。我請人用打字機打出一份清樣來，當我覺得全書無可改動時，就寄往一家出版商。不久我就收到了退稿。沒有附加任何說明。退回的稿子整整齊齊，一點皺格都沒有，顯然是沒有誰閱讀過。我對此並不感到意外——這是意料之中的。我把稿子重新包奸，寄往另一家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