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導演作者

《卡拉是條狗》是一部由導演自己編劇的公映影片。這對我們將它當作中國大陸劇作分析的標本有重要的意義。因為這在大陸是是一種比較少見的情況，即我們可以看見編劇的設置、構思、風格在電影中得到比較完全的體現。在這部影片中編劇和導演在更大意義上是作者。這裏論述的不是特呂佛和巴讚倡導的作者導演，那是指在一個導演的一系列影片中能看見他自己一貫性的元素，能看見他用自己的風格或者小技巧或者習慣中呈現出導演的簽名。例如吳宇森的教堂中飛鴿子和三方舉槍對指、徐克那複雜的鏡頭的運動設計和極其花哨的剪輯。我這裏說編劇導演是作者是指編劇的構思就是導演的構思，除了現存的電影政治經濟機制對他的影響外——我在本文中將分析、推斷這種機制對編劇形成的較大影響——我們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將本片的編劇作為一個可以實現自己的構思並對自己文本負責的作者。

編劇就是導演，這在分析公映影片的劇作時具有比較大的意義。對大陸電影創作隊伍影響巨大的電影學院導演系曾經十分提倡編導合一。但是近年來，決定於電影創作的審查體制和商業運行的要求，大多數情況下，編劇是是看不見的。因為他們在電影創作中的工作不具備連續性和統一性。因為在大陸並沒有一個統領影片的構思、創作、生產、發行的制片人。編劇將劇本交給導演以後就與創作過程告別了。而在大多數情況下，導演與制片人之間並無合同規定，也無行規或者經濟的約束。所以我們一般情況下很難分析一部影片的編劇，而只能從完成作品中去分析劇作的作用。我自己的電影編劇創作也經常在電影中出現面目全非的情況。

這部影片由於是導演自編自導，可以看見一種具有作者意義的書寫。我們可以將它看作是導演用攝影機完成的劇作。可以看見導演的完整構思。分析本片劇作，我們可以看出本片在風格上的走向：它有可能對商業制作的模式及影片風格有一些有意的偏離。再考慮導演的此前的創作走向，這種編劇導演合一帶來的作者性也使這部作品同時也明顯地有意識遠離主導文化對電影敘事的一些實際要求，雖然我們在結尾處可以看見主導意識形態對生活的藝術呈現所持有的光明、和諧等要求。

二、選材——與前人作品和現實的對話

本劇選擇的題材比較獨特，它的主人公是底層人，但在生活境況和政治經濟地位上還不那麽邊緣。也許，主人公的名字與他的生活地位和境況有一語雙關的關系。從對生活材料的的選擇來看，本片的選材對於中國大陸電影而言有極大新穎性。《北京晚報》對本片首映的宣傳就是以“關於寵物”的電影為標題。從它完成的戲劇最高任務來看，編導的選取的題材不是尋找、不是動物保護主義、更不是家庭關系，本劇的選材是寫一個下層平民如何想從派出所把狗撈回來。從我前面分析作品與主旋律敘事的關系來考察，聯系這裏的創作實踐就可以大致知道本片與主導文化的一整套敘事規範、價值取向有相當的距離。

從初中的語文課開始，我們的語文教師就會反复教育我們：選材要嚴。對於今天的導演，選材問題還是創作的首要、最重要、決定性的問題。有時，我們這裏的“選材嚴格”更多地意味著選材要慎重、選材要保險、選材要在政治上考慮周全。

就選材和對題材的處理而言，我在本片中看到一種政治上正確的理念指導。藝術創作中的政治上正確大約是指：藝術中體現的觀念沒有與普世價值觀和公認準則、道德契約相違背的內容，也不能用編造歷史或者用違反普世價值觀的理念去改寫或者闡釋歷史。它有時更多地強調一些思想文化討論中被相對共識所認可的新觀念。如對民主和人權價值觀的認可、對少數或者弱勢性別、族裔、人群的平等對待，對不同宗教信仰的品德對待等。有時，政治上正確也表現為不認同對這些族群的過分“善待”或者“照顧”。在藝術領域，可以認為政治上正確是與現實主義創作傾向久遠以來對下層群體的關注、表現相契合。

但是，在一定時間和地域，政治上正確這一能指可能被政治上保險所替換。在許多時候作者在選材時可能會更多地考慮政治上保險而忽視政治上正確。政治上保險更多地是考慮作品在電影的意識形態機器運作中要符合管理機構和主導意識形態對主題及其所呈現的形式趣味的要求。例如一部搞笑風格的喜劇在秉持教化性權威敘事的意識形態機器中就可能是政治上不保險的。周星馳影片在不同地區的創作、審查、發行情況也許可以作為分析這一現象的標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