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秋天，我受邀去位於帕薩迪納的加州理工學院演講。該學院是國際科學界頂尖學府之一。其大多數演講者來自物理科學領域。因為演講者組成了高學術造詣的頂尖團隊，所以吸引了大量的聽眾。演講者無論研究的是天文、微生物還是理論物理，都希望能夠在此演講。我被請來演講的主題是溝通。

當我開始為演講搜集資料、整理筆記的時候，我對自己所做的一切越來越不滿意。關於演講的想法從我腦袋中慢慢褪去，最後全部消失。

最終，演講只是演示了我為解決溝通問題所做的努力，而不是真正談論溝通這個主題。

我了解一些關於溝通的知識，而且可以收集到更多資料來擴充。最初答應做這個演講時，我原打算收集一些資料，組織成演講稿。後來，我反復思量，覺得這個想法不太好。如今，在行為科學領域中，知識並不是最重要的。社會上出現了明顯的浪潮，尋求與人性相關的人生體驗，尋求內心的真切要求。在這種知識層面上，我們不能僅僅探討認知和智力的知識，這些幾乎都可以以口頭形式交流，我們需要的是體驗式的、與個體相關的本能反應，情感、思想和意見。因此，我決定在情感層面跟大家溝通，而不是講關於溝通的知識。其實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般情況下，在小團體中，大家互相真誠接受彼此的時候比較適合這種形式。在大型場合進行這樣的嘗試，我也非常擔心。確實，當我知道在場觀眾的確切人數時，我曾想過放棄這個念頭。而當妻子給了我莫大的鼓勵後，我又重拾信心，決定做一次嘗試。

當我得知，在這裏演講通常只是演示，這更加讓我下定決心。雖然大家通常認為，我做的不是一場演示，但是在某種程度上，我希望這被看作一場演示，而且是大家能夠接受的情感和體驗層面的演示。

其實，我要做的事情很簡單。我只想分享一些自己在溝通方面學習到的事情。我學到的這些東西都是根植於自己的個人經歷。我並不是想讓你們學習我或者做同樣的事情，我只是認為，如果我將自己的個人經歷坦誠相告，你們可以與自己的個人經歷作比較，從而判斷其真偽。我與他人的交流中使用的雙向交流法，讓我感覺開心、溫暖和滿足。也有時候，在某些程度上，也可能是事後，我覺得不太舒服、不太高興，對自己不太滿意。某些時候，我與他人的交流讓我覺得自己得到了擴展、提升和豐富，加快了個人成長的步伐。很多時候，我也同時能感覺到其他人也有同樣的反應，他的自我也被提升，其自我發展和自我功能提升了一個層次。當然，也有時候我們雙方都會覺得個人發展停止了，甚至是退步了。我很肯定，我是確切地希望溝通的雙方都能夠成長，而盡力避免雙方停滯不前的溝通。

我想首先與大家分享的是能夠真正地傾聽某人。我想，這可能是自己的固有特質之一。我記得，還在小學的時候，當同學問老師一個問題，老師總是會給出一個完美的答案，可惜，不是這個問題的答案。痛苦和愁悶一直折磨著我。我很想說的是：“你根本沒聽清他的問題！”當時我就感覺到，由於溝通不暢導致孩子絕望，這種現象還是很常見的。

真正的傾聽給我帶來快樂，我想我知道其中的原因。真正的傾聽，可以讓我與被傾聽者緊密聯系在一起，從而豐富自己的生活體驗。我對個體、對人格以及對人際關系的了解，全部都是通過傾聽獲得的。在真正的傾聽中，還可以得到一種特殊的滿足，就好像聽到天籟一般，因為你除了能獲得關於個人的顯而易見的信息，還能獲得超越個人的、普適的信息。人際溝通中暗藏著適合於任何人的系統的心理規律、心理面向。所以，傾聽不僅讓你懂得別人，也讓你感覺自己觸及了世間的真理。

當然，當我說我鐘情於傾聽時，我指的是深度傾聽。我聽到的是思想、想法和情感基調，我能聽到話語中帶著個人特色的意義，甚至這些意義是說話者自己沒有意識到的。很多時候，話語的表面意義並不重要，我可以聽到那些隱藏的、來自個人深處的內心訴求。

我學會問自己，我能夠聽到一個人的內部世界嗎？我能了解嗎？我能跟對方達到深層共鳴嗎？我能夠感知對方雖然有些擔心，但還與我溝通的意義嗎？他也能知道這些嗎？

在一次訪談中，我遇見一個青少年。起初，他與其他青少年一樣，沒有任何目的。當我問他來訪的目的時，他更加堅持認為自己沒有任何目的。我問：“你沒有什麽想做的？”他回答：“沒有……呃……我想繼續活下去。”我現在還記得那一刻的感受。我對那個階段有非常強烈的共情。他極有可能像其他人一樣，很簡單地告訴我，不知從何開始，是否繼續生活對他來說是個很重要的問題。因此，我嘗試從各個層面與他達到共鳴。我不確定他究竟想告訴我什麽。我僅僅想知道那句話可能暗藏的意思，可能暗示他有段時間曾考慮過自殺。我願意並且能夠從各個層面傾聽他，這可能會讓他在訪談之前願意告訴我，他在不久前差點把自己弄死。以上這個小片段是想舉例說明，當對方嘗試溝通時，什麽才是你在各個層面的真正的傾聽。

我再舉一些簡短的例子。不久前，一位友人在長途電話裏向我咨詢一些事情。對話結束，我掛了電話。電話中，他說話的語調真的讓我為之一震。我對自己說，我們討論的客觀事情的背後有一種苦惱、挫敗，甚至是一種絕望，而這些情緒對現在的事情沒有任何幫助。我能明顯感受到這些，所以我寫了封信給這位友人：“可能我要說的話是完全錯誤的，如果真是如此，你可以直接將我的信丟到垃圾箱裏。當我掛掉你的電話的那刻，我覺得你的聲音聽起來痛苦和無奈，可能還很絕望。”緊接著，我嘗試告訴他我自己對他以及他處境的一些感受，我希望這種方式對他有所幫助。我忐忑不安地寄出了這封信，懷疑自己是不是犯了一個低級錯誤。很快我就收到一封回信。我的這位友人非常感激我的傾聽。我非常準確地聽到了他的語調背後的意思。我也非常高興我能夠傾聽到他，這樣才能開始真正的溝通。很多時候，比如這個例子中，話語表達的是一種意思，而說話的語調可能傳達出另一種截然不同的意思。

我發現，不僅在治療訪談中，而且對我來說在檔期很密集的團體體驗中，傾聽也可以帶來一系列的影響。當我真的傾聽了某人，明白了此刻對他重要的意義（當然傾聽的不僅僅是語言，而是傾聽到他本人），而且當我讓他明白我了解了他句子背後的意義，接下來會發生很多事情。首先出現的是一個充滿感激的眼神。接下來，他整個人都放松了。他希望告訴我更多有關他的事情。他整個人在一幅自由的畫面中翻滾向前。而且，他更願意接受變化的過程。

我還常常會註意到，我對一個人傾聽得越深入，那麽對其帶來的影響會越大。基本上，每當個體意識到我的深層傾聽，他的眼眶都會濕潤。在某種程度上，我覺得這是開心的眼淚，就好像他在說：“謝天謝地，真的有人懂我了，有人體會到我的感受了。”每當此刻，我就會想象有個犯人被關在地牢裏，每天發出莫爾斯電碼，“有人能聽懂我嗎？有人在嗎？”終於他聽到一套微弱的電碼說：“是的。”只是一個簡單的回復就能讓他逃離孤單的牢籠，使他又成為真正的人。如今，很多人都生活在自己的牢籠中，沒有任何跡象表明牢籠外世界的存在，你必須非常敏銳地捕捉到來自牢籠中的微弱訊號。

如果這聽起來有點兒傷感，有些誇張，那麽我想分享一段經歷。我最近以負責人的身份參與一個15人的互助小組。在最初幾周，組員需要寫下那些自己不情願在小組中分享的感情或情緒。此過程匿名進行。一位男士寫道：“我人緣不太好，我有堅不可摧的外在屏障。外面的世界沒有辦法闖入其中來傷害我，當然我的內心也無法出去。我壓抑了太多情緒，幾乎都快情緒枯竭了。在這種情況下，我並不開心。但是我不知道該做什麽。如果知道別人對我是什麽態度，以及為什麽對我這樣，可能會有幫助。”這段話明顯就是來自牢籠的訊息。也就是那個周末，小組的一位成員承認自己就是匿名話語的主人。他寫出了更多關於自己孤立感受、完全冷漠的細節。他覺得生活太殘酷，不僅工作上，而且在社會生活上也是如此，最悲哀的是他的家庭。漸漸地，他在這個互助小組中表達力增強了，對傷害的恐懼也減少了，而且更願意與別人分享自己，這對我們所有參與者來說，是一個非常有價值的體驗。

幾周後，當我收到那位成員的一封信，詢問我其他問題的時候，我覺得有趣又高興。他在信中寫道：“當我從互助小組回來，我發現自己多多少少像一個被誘奸了的小姑娘，心情很緊張。而這恰恰就是這個姑娘一直等待和想要的！我現在還不太肯定誰應該對這個‘誘惑’負責——你，整個小組，還是你們所有人。我還懷疑是那封匿名信。總之，非常感謝你帶來的那次有意義且非常有趣的體驗。”我覺得他這樣說並不過分，因為小組裏面好幾個人都能真誠地傾聽他，他便從牢籠中釋放出來，在某種程度上走了出來，走進了美好人際關系的溫暖世界。

下面是我想與大家分享的第二點：我喜歡被別人傾聽。我曾經有段時間認為生活中處處都是無法解決的問題，自己一直盤旋於痛苦的循環中，覺得自己沒有價值、處於絕望中。但是，比較幸運的是，這些時候我都找到了一些可以傾聽我的人，他們從我混亂不堪的感情中拯救了我。相比於我對他們的了解，他們能夠了解我的內心更深層處。他們僅僅是傾聽，而不會對我做出任何評價、判斷、表揚，或者評估。他們僅僅是用耳朵聽、對我與之溝通的各個階段進行必要的澄清和反應。我可以證明，當你心理處於壓力狀態，有人真正傾聽了你，並沒有附帶任何評價，沒有嘗試分散你的責任，也沒有想改造你，這種感覺真的極好！每當這個時候，我都覺得自己的壓力紓解了，體驗到的恐懼、內疚、絕望、迷惑都得以抒發。當我傾聽別人或被別人傾聽時，我就能夠用全新的角度看待自己的生活，並繼續下去。你會驚奇地發現，很多不可能解決的事情得到了解決，很多看起來不能解釋的困惑變得非常清晰。我由衷地感謝那些帶有體貼、同情和關懷的傾聽。

當我不能傾聽他人、不能理解他人的時候，如果僅僅是由於缺乏理解、沒有集中注意力或者話語本身理解的困難，我會對自己有一絲不滿意。但是，我真正討厭自己的，不是因為我非常確定他將要說什麽而不去傾聽，而是當後來我意識到我聽到的只是我確定他會說的話，我根本沒有真正地傾聽。更糟糕的是，當我扭曲他的信息，使之成為我希望他說的話時，我就只聽到這些。這是一件非常微妙的事情，而我能將它做得天衣無縫。只要把他的話稍微改動一點，意思稍微歪曲一點，他就不僅看上去說了我希望他說的話，而且成為了我想他成為的人。只有當我意識到他的抵制，或者我自己慢慢意識到我在巧妙地操縱他時，我才開始厭惡自己。我也知道，在雙向溝通的那頭，當你獲知別人傾聽到的是你根本沒有說過的話，會有多麽沮喪。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最後一點是：當我努力將最深層的自己、內心最私密的地方、內心世界，吐露給別人的時候，他卻根本沒有理解，我有多麽絕望、多麽自閉。當我冒險將自己非常私密的東西與他人分享的時候，他並沒有接收到這個信息，也沒有理解，我就覺得非常受打擊，而且非常孤獨。我後來慢慢明白，這樣的經驗會促使一些個體患上精神病。這讓他們希望自己被他人理解的願望破滅。一旦他們不抱有希望，他們的內心世界就會越來越混亂。而他們，也就只能活在自己的內心世界裏，就再也不能活在與別人分享的體驗中了。我非常同情他們，因為我知道當我試著分享自己的珍貴的、敏感的內心世界，而獲得的只是評價、安慰，甚至是對我意思的扭曲時，我最大的反應就是：“這有什麽用！”此時此刻，你就會深切體會到，什麽才是孤獨。

所以，到目前為止，在人際關系中，具有創意、活躍、敏感、精確、同情、不帶評判色彩的傾聽對我來說非常重要；提供這樣的傾聽也非常重要；特別是在我生命的某些時候，有這樣的傾聽確實幫助很大。當我傾聽別人的時候，我感覺到自己的內在成長了；當我被人傾聽的時候，我又非常確信自己成長了、放松了，也更加強壯了。

再來談談我在其他領域的心得。

當我覺得真實，當我能夠靠近正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情的時候，我會產生一種滿足感。通過各種辦法確切地知道自己在當下的體驗，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兒。但是，我發現通過多年的努力，我在這方面的能力有所提升，這在某種程度上鼓舞了我。我相信，這是一個終身的任務，沒有人能夠完全接近所有發生在自己身上的體驗。

有些時候，我會用“一致”（congruence）這個詞代替“真誠”（realness）這個詞。我這樣做，是說我對當下的體驗，剛好就在現在的意識中，而在我意識中的又恰恰是我溝通中的，這三個層次中的任何兩層都是匹配和一致的。此時，我會覺得自己是個整體，我就是完整的一體。當然，大多數情況下，跟其他人一樣，我會表現出某些程度的不一致。我發現，真實、真誠，或者一致——無論你給的名詞是什麽——是達成最佳溝通的基礎。

靠近正在發生的事情，指的是什麽呢？我想描述作為一名治療師會遇到的問題，來回答這個問題。很多時候，治療師突然“冒出來”的感覺似乎對治療沒有什麽幫助。但是，我學會了接受和相信這種感覺，還嘗試將這種感覺傳遞給我的來訪者。比如，一位來訪者正在對我講話，我突然看到一幅畫面，這個來訪者就像個小男孩，合起雙手，懇求著說：“請給我這個，請給我這個吧！”我意識到，如果我想真誠地存在於這段關系中，表達我的感受，那麽就非常有可能激起他深層的共鳴，使我們的關系更進一步。

還有一個例子。跟其他作者一樣，當我開始寫作時，我不太能跟自己貼得太親近。很容易因為寫一些容易獲得贊同、受同事歡迎，或者比較流行的主張而分心。我怎樣才能聽從於我自己正在想說、想寫的呢？其實，這是一件困難的事情。很多時候我甚至很有技巧地讓自己聽從內心的想法。我會告訴自己，我寫書不是為了出版，只是為了自己得到滿足。我會在一些舊的廢紙上寫東西，這樣就不會責怪自己浪費紙。我粗略地寫下自己腦袋中的想法和感覺，很雜亂地寫，沒有成任何連貫和組織。這樣，我就能更接近真實的自己，接近自己的感受和想法。在這個基礎上寫下來的東西，我從來沒有感到愧疚，而且經常拿出來與其他人深入討論。當我感覺與自己很親密、與自己深藏在表面下的情感和感覺很親密時，我會非常高興。

當我能夠與他人互相傳達真實性時，我會感到一種滿足。這一點非常難，一部分原因是我的體驗每時每刻都在不斷變化。體驗和溝通之間通常會相隔一段時間，有時候隔了一小會兒，有時是片刻，也有時候是幾天、幾周，甚至是幾個月。我有了某些體會，有了某些感受，而只有到後來，當感受好到可以冒險跟他人分享時，我才敢於溝通。如果我可以在當下用內在真實的自己去交流時，我能夠感到真誠、自然和生氣蓬勃。

如果我遇到了他人的真誠，我會覺得非常美好。在過去的幾年中，會心小組是我人生的重要體驗，在那裏，經常有人會說一些話，清晰而完整。當一個人沒有躲在外表後，而是訴說內心深處時，你很容易覺察到。而此時，我會飛奔過去。我希望遇到這樣真誠的人。有時候，他們表達出來的感情是正向的，有時候確實又是負向的。我突然想起一位身居要職的男士，他是一位科學家，在一所大型電子公司擔任研究總監。在某個會心小組中，他有一天突然鼓起勇氣說出自己的孤獨。他告訴我們，在他的生命中從來沒有過一個朋友——他認識很多人，但是沒有人可以算作他的朋友。“事實上，”他說，“這個世界上，能跟我存在相當的溝通關系的只有兩個人，那就是我的兩個孩子。”他說完話，落下了悲傷的淚水。我相信這些淚水他已經強忍了很多年。他將孤獨感表達出來的這種誠實和真誠，讓每個組員都能在某種心理學意義上跟他建立聯結。更重要的是，他想要變得更加真實的勇氣，使得在場的所有人在溝通中更加真誠，讓大家從日常的面具下走了出來。

當我意識到，我可能太過恐懼、太過害怕而沒有讓我更貼近自己的體驗，從而沒有那麽真誠和一致的時候，我會感到失望。當然，這種意識往往會比較滯後。隨後，有個難以啟齒的事件很快進入我的腦海。多年前，我受邀到斯坦福行為科學發展研究中心做一名研究員。這裏的研究員是一群極其聰明和博學的學者。我猜想，他們肯定有一大套展示自己知識和成就的特殊本領。每個研究員要留給別人深刻的印象，表現得更加自信，這一點似乎看起來很重要。我發現自己也在做同樣的事情——扮演一個更加有自信、更加有競爭力的人。當我意識到我的狀態時，我對自己的厭惡無法形容。我不是我自己！我只是在扮演一個角色！

當我長時間壓抑自己的情感，然後以扭曲的、帶有攻擊性的，或者傷人的方式爆發後，我會感到很後悔。我有個非常喜歡的朋友，但是他有一種行為的固定模式徹底惹惱了我。因為我的常態是表現得友善、禮貌和開心，所以我將此惱怒壓抑了很長時間，最後徹底爆發。這不僅充分表達了我的惱怒，也攻擊了他。他非常受傷，事後，我們花了不少時間修復我們的關系。

當我有勇氣允許他人表現真實的自己，或者與我不同時，我由衷地感到高興。我認為這常常是一種具有威脅的可能性。在某些方面，我發現這是檢測團隊領導力和親子關系的終極測驗。我會允許我的成員或者子女成為一個獨立的人，與我有不同的想法、目的和價值觀嗎？我想起去年有一名成員，他很有想法、很聰明，但價值觀明顯與我不同，而且做事方式也與我大相徑庭。讓他成為他自己，讓他發展成與我完全不同的人，讓我覺得自己只成功了一部分，這種時候確實讓人很糾結。然而，這種程度的成功，讓我對自己很滿意，因為我認為這種允許他人與你完全不同的行為成就了他人的自由發展。

當我發現自己微妙地以自己的影像控制或者塑造他人的時候，我會感到生氣。這曾是我職業經歷中非常痛苦的一部分。我討厭擁有“追隨者”——這種學生小心翼翼地將自己塑造成他們認為我希望他們成為的樣子。我對他們采取了某些措施，但是我無法避免在某些情況下，我以不知道的方式不知不覺地控制了這些人，使之成為我的翻版，而不能成為他們有權成為的、獨立的專家。

當我允許自己表達真實的自己，讓他人明白或者允許他人真實表達時，我感到很滿意。我相信這一觀點在前文中已經表達得非常清楚。當我不能允許自己真實表達或者阻止其他人真實表達時，我會沮喪。當我能夠讓自己“一致”和“真誠”時，我常常能夠幫助到他人。而其他人一目了然的真誠和一致，也經常能夠幫助我。當一個人內心深層的真誠遇到另外一個人的真誠，在這樣非常珍貴的時刻，馬丁·布伯（MartinBuber）稱其為“你—我的關系”（I-thourelationship）就產生了。這種深層的雙向的相遇不經常發生，但是我確信，這種情況如果從沒發生，我們就沒有成為一個真正的人。

我想談談從人際關系中學到的其他東西，那些曾經來得很慢也令我痛苦過的東西。

當觸及真相，或者允許自己感受到有人關心我、羨慕我或者鼓勵我，我就能夠讓自己感到溫暖和滿足。因為在我的過去，我認為這做起來非常困難。很長一段時間，我幾乎漠視一切來自自己的正面情緒。我之前的反應是：“誰？我？你不可能關心我。你可能只是喜歡我做的事情，或者我取得的成就，而不是我本人。”在這一方面，我的療法對我自己起到了很大幫助作用。到現在為止，我都不是總能接受別人給予的溫暖和愛。但是當我發現我能做到的時候，我感覺釋放了。我知道有些人稱贊我是為了獲得某些東西。有些人贊揚我是因為他們不想表現得有敵意。但是我現在已經意識到，有人是真正發自內心地感激我、喜歡我、愛我，我也想感受到並接受這些。由於我能夠接受並吸收這些可愛的情感，我想，我沒以前那麽冷漠了。

當我真心贊揚或者關心其他人，以及我感受到這種情感已經傳遞到那個人身上的時候，我會有一種富足感。和很多人一樣，我曾經擔心流露出自己的情感。“如果我關心他，他就能控制我。”“如果我愛她，我就要試著控制她。”我承認自己花了很長時間才慢慢降低這種擔心。和來訪者一樣，我也慢慢地才知道，接受或者給予溫柔、正向的情感都不會有危險。

為了進一步說明我的觀點，我想再舉一個最近會心小組的例子。一位女士自稱是一個“大嗓門、易怒、亢奮的人”，她的婚姻已經觸礁，覺得生命已經不值得繼續下去了。她說：“我害怕人們的取笑和踐踏，這種擔心壓得我喘不過氣來。毫無疑問，這也將我自己和家庭拖向了地獄。我抱著最後一絲希望來工作坊尋求幫助——這真是一片絕望汪洋中的一只信任的小船。”她在小組中講述了自己的經歷，說道：“對我來說，真正的轉折點只是你的一個簡單的動作，你用手臂摟著我的肩膀。一天下午我想挑釁說你根本不是我們組的一員，因為根本沒人會抱著你哭泣。在前一天的日記上，我這樣寫的：‘天呀，這世界上根本沒人愛我。’第二天你好像真的發覺我的孤寂，我快要被壓垮了……我將你的這個舉動看成對我表示接受——接受那個愚蠢的我、易怒的我。我從沒有過這樣的感受。我感覺自己被需要，是可愛的、有能力的、興奮的、激動的，等等。諸如此類的感覺其實僅僅是被愛的感覺。你可以想象如洪水般的感激、謙遜，還有徹底的放松環繞著我。我懷著滿心喜悅，寫道：‘我真的感受到愛了。’我怕自己會很快忘記這種感覺。”

當然，這位女士說的那個人是我，然而，在某些程度上，她說的也是我想說的話。我也有相同的感受。

另外一個例子是關於愛的體驗和給予。我想起了我參與的一個小組中的一位行政人員，他是一名具有高度責任感和高超技術的工程師。在小組第一次會面的時候，他就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我認為他還有點冷漠、孤僻，多少還有些悲痛、憤恨和悲觀。當他提到他如何辦公時，就好像是通過一本書來管理大家——沒有一絲溫暖和情感。在之前的一次交流中，他提到了他的妻子。一位小組成員問他，“你愛你的妻子嗎？”他沈默了很長時間，隨後那位提問的人說道：“好吧，我知道你的答案了。”這位行政人員連忙說：“等等，我沒有立刻回答是因為我在思考‘我有愛過人嗎？’我不認為我愛過任何人。”

幾天以後，當其他小組成員分享了自己的孤獨和寂寞，感覺自己好像躲在面具後面生活時，他聚精會神地聽著。第二天，這位工程師說：“昨晚我仔細想了一下那位成員的話。我甚至還流下了眼淚。我不記得上次流眼淚是什麽時候，這次我是真的有感而發。我想，我感受到的可能是愛。”

在我意料之中，一周還沒結束，這位工程師就思考用不同的方法來對待他的兒子，之前他對兒子的要求非常嚴格。他還開始由衷地感謝妻子對他的愛——他現在感覺到自己可以給予某些回報的愛。

我之前對給予和接受愛的恐懼，變得越來越少，所以我喜愛別人的能力增強了。我後來發現，這種能力其實很有限；更常見的情況是，我們愛別人是為了控制他們，而不是因為我們喜歡他們所以愛他們。我所知道的最美妙的感覺——也是對別人來說最能促進成長的——來自我對別人的喜愛，就如同我喜愛日落一樣。人們和日落一樣美妙，只要你讓他們成為那樣。事實上，我們喜愛日落的原因有可能只是因為我們不能控制它。當我欣賞日落的時候，我不會說：“右下角的橘黃色再柔和一點，在雲彩中再加點粉色。”我沒有這麽做，我沒有嘗試控制日落。我充滿敬畏地看著日落。當我能像欣賞日落那樣欣賞我的同事、我的兒子、我的女兒、我的孫子們，我的自我感覺最好。我相信這是某種優秀的特質，也是最令我滿意的特質。

我想簡要提到自己學到的另外一些事情。我不為它感到驕傲，不過看起來它是一個事實。當我沒有受到重視和表揚的時候，我不僅感覺到被貶低了，而且我的情緒也影響了我的行為。而當我被人重視時，我就變得有魅力和開放，我就是個有趣的人。在一個充滿敵意和不被賞識的小組中，我就什麽都不行。人們非常有理由懷疑，他是如何獲得這麽大聲譽的。我希望自己有能力在各種小組中都表現得一致，但是實際上，在充滿溫暖和趣味的小組中的那個我，跟在充滿敵意和冷漠的小組中的我，完全不是一個人。

因此，重視和喜愛某人或者被某人重視和喜愛是一種能促進成長的經歷。一個人被充滿欣賞地喜愛，而不是占有式的喜愛，就會綻放和發展那個獨一無二的自我。而給予非占有式愛的那個人，也會更加充實。至少，以上是我的體會。

我可以給出一些研究來證明上面我提到的一些特質——帶有同理心的傾聽、一致或者真誠、接受和重視他人——出現在人際關系中，會帶來更好的溝通和建設性的個性改變。但是，我也感覺到，出示研究證據在我這篇文章中好像不合時宜。

我想用從密集的小組體驗中得出的兩段話來收尾。那是一個為期一周的工作坊，我引用的這兩段話是工作坊結束數周後，兩位小組成員寫的。我當時讓每個人寫下當下的感受，並在所有小組成員面前讀出來。

第一段話是一位男士講關於他在工作坊之後的一些非常糟糕的經歷，這些經歷包括其與繼父的相處。

繼父不關心我個人，卻只關心我具體所做的事。我被徹底動搖了。我就像從一個極端走到了另外一個極端。我又開始懷疑我的目標，還有我的能力。好幾次，我都傾聽小組成員的講話，去傾聽你們所說的和所做的，這讓我感覺到，我也並不是一無是處——我不用具體地證明我是有用的——這樣可以保持情緒天平的平衡，帶我走出抑郁。我得出個結論：與你們在一起的這段經歷極大地影響了我，我由衷地表示感激。這與個體治療不同。你們中不需要有任何人對我表示關心，不需要幫助我，不需要讓我知道什麽可以幫助我自己，也不需要讓我知道我是可以幫助大家的——但是，你們都做到了。因此，這是我目前經歷過的最有意義的事情。當我覺得需要退縮、打破自然的生活，無論什麽原因，我都記得那十二個人說過，放手、言行一致、做回自己，而且他們會因為許多荒誕的事情而更加喜歡我。這讓我很多次有勇氣從混亂中走出來。我每一個舉動好像也幫助了其他人去體會相似的自由。

我也更能夠讓其他人走進我的生活——允許他們關心我，我也能接受他們的溫暖。我記得，我在會心小組中產生這種變化的那個時刻，就好像我掃除了長久以來的障礙——以至於我深切感受到了對於你們的一種開放的新體驗。我不用害怕，不用掙脫或者恐懼地從這種感覺帶來的自由中逃脫——我只需要待在那兒，讓你們與我同在。

第二段話來自一個女士的報告。她與丈夫一起參加這個人際關系工作坊，雖然他們在不同的小組中。她非常詳盡地述說了她在小組中的感受和付諸行動後的結果。

對我來說，采取果斷行動是非常難的事情。我將自己受傷和孤獨的感情隱藏起來，甚至對自己最親密的朋友。只有當我壓抑住自己的情感，開玩笑式或者隨意地說話，才能說出我的痛苦。但是，這樣並不能幫助我走出痛苦。你們把我支持疼痛的後墻給推翻了，與你們在一起很好，就算受傷著——只要不退縮。

另外，被人誤解或者批評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以至於我選擇不去分享大多數我生命中真正有意義的事情，無論好的還是壞的。直到現在，我才敢於冒著受傷之險。在小組中，我直面這些恐懼，而且獲得了無比的解脫，從而發現，你們的批評和誤解給我帶來的不是深深的傷害（非常慶幸，沒有敵意），而是有一些好奇、後悔、氣惱，或許還有些傷心。但是我非常感激大家幫助我看清，之前我不希望看見或者面對的那部分自己。我很確定，你們對人的關心和尊敬，我全然接受了，而且發現這很有幫助，甚至當我可能激怒和疏遠你們的時候，你們依然如此。

很多次，我覺得自己有些害怕這個小組，雖然不是害怕你們中的任何一人。我時不時需要跟一個人討論，但是在一個星期的課程中，你們大多數人有時真的能幫到我。這段經歷讓我更加信任他人，讓我對別人更加開放了。

最好的結果是我現在可以完全放松。直到我不在壓力之下，我才意識到我一直處於長期的壓力下。當我的情感和疲勞讓我沒有辦法成為好的傾聽者時，我比以前更加敏感。因為我發現自己內心的受傷和焦慮，甚至是壓抑，讓我不容易成為別人真正的聆聽者。從那個時候開始，我比任何時候都能更好地傾聽、更有益地反饋。我已經能夠更好地察覺到自己的感受和體會——對自我的一種開放。這是之前從未有過的。

對我來說，“一致”更像理想化的狀態而非現實。平心而論，我發現“一致”體驗起來有些不安，表達起來有些恐懼。這是第一個真正安全的地方，我可以發現我自己曾經是什麽樣的人，去體驗和表達自我。現在，我發現自我缺乏一致是多麽痛苦。我能夠開放對待我的體驗，並且在我們之間保持這種開放，讓我得到放松和快樂。這是一種多麽全新的體驗，令人振奮。你讓我們能夠如此開放地面對彼此，對此我深表感激。

我相信，在這些經歷中，你會看見一些促進人際溝通成長的要素，這些要素對我來說意義重大。細心傾聽的能力，有人傾聽所帶來的深度喜悅，做更真實的自己的能力（這也會吸引出其他人的真誠），最後，還有更加自由地給予和接受愛——這些，在我的經歷中，是促成人際關系擴大和增強的重要因素。

這是一篇帶有很強個人傳記色彩的文章。我希望能夠提供一些線索，來展現我的信念系統是如何發展和改變的，直到現在，它幾乎與我年輕時候所接受的教育和信念，是完全相反的。我盡最大的努力指出那些使我觀點不斷改變的因素，其中有外部因素，也有一些內部因素，還有一些因素來自於“關系”。這篇文章，最早出現在1972年8月人本主義心理學會在夏威夷檀香山舉辦的大會上，而且它好像真正打動了在場聽眾。我希望這對你們也同樣有意義。

在這裏，我想探討自己對他人的態度以及方法的變化和發展。雖然我的專業方法在這幾年中改變很多，但是，在這裏我不僅會涉及我的專業方法，也會涉及我個人的方法。

讓我先講講我的童年。我出生在一個嚴格的原教旨主義家庭中，我將父母的價值觀投射在其他人身上。我不能肯定自己是不是真的相信這些。我只知道我按照這樣的價值觀行動。我相信，對待我們大家庭成員以外的人的態度可以概括成這樣的話，“其他人的行為怪異，這在我們家是不允許的。許多人玩撲克、看電影、抽煙、跳舞、喝酒或者參加其他活動，有些難以啟齒。因為我們也不知道更好的方法，所以最好的做法就是忍受他們，不與這些人近距離接觸，在自己的家庭中生活。‘出淤泥而不染’是一條值得遵守的法則。”

如果我沒有記錯，整個小學階段，我行為的特點就是這種無意識的傲慢獨立。因此，我當時沒有親密的朋友。那個時候，有成群的與我年紀相仿的男孩女孩在我家後面的街上騎車，但是我從來沒去過他們家，他們也從來沒有來過我家。

在所有家庭成員中，我最喜歡和弟弟們在一起玩耍，我非常嫉妒隔壁的大哥哥，並且非常崇拜我最大的哥哥，雖然我們的年齡差異太大，無法交流。我知道我的父母愛我，但是我從來沒有與他們分享過我的想法和感受，因為我知道，這些想法會被他們評價，發現不足。我的想法、幻想和一些在意的感受，都不與人分享。

總結起來，在我的少年時代，可以說我完全缺乏現在所重視的與他人的親密關系和溝通。我對待家人以外的人的態度是疏離和冷漠，這一點是從我父母那裏獲得的。

我在同一所小學待了七年。從這以後，一直到我畢業工作，我從來沒有在同一所學校待過兩年以上，毫無疑問，這也對我造成了影響。

中學的時候，我認為我開始有點意識到自己渴望陪伴。但是我的這種渴望的滿足，首先被父母的態度阻礙，其次被環境阻礙。我換了三所不同的中學，沒有在一所學校待過兩年以上。每一所學校之間距離都很遠。所以我從來沒有建立社會根源，也從來沒有和其他同學參加過課外活動和晚會。我尊重和喜愛一些同學，而且有一些同學也尊重，或許喜歡我——可能大部分因為我的好成績——但是我們從來沒有足夠的時間發展一段友誼，我也沒有任何親密的人際關系。我在高中的唯一一次約會，是參加高年級的聚餐。

因此，在成年的關鍵幾年中，我沒有親密朋友，只有非常淺表的人際接觸。當我有非常體貼的老師時，我在那兩學期的英文作文中表達過我的情感。在家，我感覺與隔壁的哥哥更加親密，但是因為五歲的年齡差距，我們無法進行更深入的交流。當時，在任何事情上，包括在人際關系上，我更像一個完全的局外人和旁觀者。我認為，我搜集和飼養夜間飛行的飛蛾的強烈的科學興趣，毫無疑問，是對缺乏親密分享的補償。到現在，我意識到，我自己是一個特別的、獨來獨往的人，在內心給其他人只留下了一丁點兒的空間。我缺乏社交能力，與他人只有表面的接觸。在這個階段我的幻想非常匪夷所思，差不多可以被診斷為精神分裂，但幸運的是，我沒有見過心理學家。

在我孤獨的經歷中，大學生活代表了第一次突破。我進入了威斯康星大學（University of Wisconsin）的農學院，隨後就加入了基督教青年會（YMCA）上遇到的一夥人中。雖然開始大家只是以這單純的興趣聚在一起，但是後來發展出各種各樣自主的活動。在這裏，我第一次發現，擁有朋友很重要。這裏關於道德和倫理話題的想法和態度的討論生動、愉悅和有趣。特別在一對一的基礎上，還有人分享私人問題。在這個群體中的兩年，對我來說，意味著很多，後來我轉到文理學院學習歷史，就慢慢與他們失去了聯系。

在此期間，我可以說，自己開始了對職業生涯的摸索。我擔任了少年俱樂部的負責人，而且很享受這段經歷。在我的印象中，我們的活動只局限於我們可以參加的——徒步旅行、野餐、遊泳，等等。我不記得我曾經鼓勵或者組織過關於男生興趣愛好的討論。當我的同輩們開始關心溝通的時候，我也明顯地被這種溝通的可能性所吸引。但是我懷疑，我是否夢想過這對12歲的孩子來說，是一件可能發生的事情。

在暑假，我還是貧困少年夏令營的營地輔導員。這個夏令營還有其他九個輔導員，而我帶領了100個男生。我們兼職采草莓以及隨後的體育活動，這讓我想到了一個非常適宜的計劃。在這裏，我第一次有了對“幫助”關系毫無把握的嘗試。當時我們宿舍有些物品和錢財不翼而飛，所有的證據都指向一個男生。我和其他幾個輔導員將他帶走，想讓他承認錯誤。當時，“洗腦”這個術語還沒有出現，但是我們真的擅長此道。我們引誘他，和他爭論，勸說他，我們有時很友善，有時很嚴肅——還有人為他祈禱——但是，令我們失望的是，所有這些嘗試都對他無效。當我現在回想起這個令人尷尬的場面時，我推測我當時認為，幫助他就是讓他認罪，這樣就能為他指一條明路。

另一方面，我變得越來越社會化。我開始和女生約會，雖然當時肯定心存害怕，但卻是一個開始。我發現我可以更自由地與稍成熟的女生交流。作為一名大一新生，我還與幾個大二的學姐約會。這個時候，我也開始與海倫約會，她後來成為我的妻子。我們之間的深度交流內容包括希望、理想，還有一步步實現的目標。我當時發現，個人的想法和對未來的夢想確實可以在相互的基礎上與他人分享。這是一種成長的經歷。

大學兩年後，我與海倫分隔兩地，但這場戀愛持續了兩年，在這之間我們交流很頻繁。兩年後，我們結婚了。現在回頭看來，我意識到，我和她的溝通是我經歷過的第一次包含真正關心、親近和分享的關系。這段關系對我來說，意味著全部。在結婚的頭兩年中，我們學到了非常重要的一課。通過一些巧合，我們認識到，那些關系中看起來不能分享的東西——那些煩人、令人不高興的秘密——其實是最值得分享的。這一課學起來有些困難、冒險、令人害怕。我們也學了好多次。這是令我們夫妻二人豐富和發展的一段經歷。

同時，在紐約聯合神學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的研究生院中，我和妻子不僅有自己的學術方向，還會共同參加一些課程——她越來越像一名藝術家，直到我需要繼續學習，而她需要在家照顧孩子。雖然因為學術課程，我在宗教上轉變方向，但是我的兩段經歷，使得我形成了與其他人相連結的方式。第一段經歷是自我組織、自我指導的無領導學生研討會。在那裏，我們分享了我們思考的話題的職責，以及我們開展課程的方式。更重要的是，我們開始分享我們的疑慮和工作中的個人問題。我們逐漸變成了互信小組，討論一些深度問題，最後能互相體諒，這些改變了我們中大多數人的生活。第二段經歷是古德溫·沃森博士（Dr. Goodwin Watson）講授的一堂名為“與年輕人一起工作”的課程。古德溫·沃森博士生前是一位著名的、活躍的國家訓練實驗室（NationalTrainingLaboratories，NTL）培訓師，同時，在教育中，他又是一位激進的領導。參加這個課程時，我第一次清晰地意識到，與個體親密的工作可能會成為一種職業。這種可能性讓我走出了宗教工作。這兩段經歷讓我“跨過馬路”，到了哥倫比亞大學的師範學院，古德溫·沃森成為我的論文指導老師，我也開始從事臨床心理學工作。同時，我也通過威廉·赫德·基爾帕特裏克接觸到約翰·杜威（JohnDeway）的思想。

到這個時候，我已經在理解與他人的關系上進行了實驗性的嘗試。我學到的東西對我後來的成長很重要。我已經知道，與他人的深層次的分享是可以實現的，而且可以讓人得到充實。我也認識到，在親密關系中，那些“不能”分享的東西恰恰是最重要的、最值得分享的。我也發現，我們可以相信一個團隊會朝著顯著的、有意義的個人成長的方向發展。我甚至開始意識到，每個學校的負責人可以只帶著大家成長，信任他們監管下的學生。我還發現，我們可以幫助處於困境中的人們，但是如何給予幫助，大家的想法有很大差異。

在我臨床心理學研究生的培訓中，我學到了兩種方法來對待尋求幫助的個體。我在師範學院學到的方法是通過測驗、測量、診斷性訪談，以及治療的描述性建議等來了解一個人。然而，莉塔·霍林沃思博士（Dr.Leta Hollingworth）的人格讓這種冷冰冰的方法有了一些溫暖。她更像是教我們如何做人，而不是如何上課。後來，當我在當時比較有影響力的新建的兒童指導中心（InstituteforChildGuidance）實習時，我接觸到的環境與之前的大不相同。因為精神分析師掌管著這個中心，我對個體的了解更加深入。我知道，一個人，如果沒有七十多頁的冗長的案例史，沒有祖父母、父母、叔叔阿姨，以及病人自己的人格動力學分析——出生創傷、斷奶的方式、獨立程度、兄弟姐妹關系等——這個人是無法被了解的。接下來就是大量的測試，包括最新的羅夏（墨跡）測驗，最後要對孩子進行很多訪談，才能決定他們需要采取什麽樣的治療方式。最終的結果都比較相似：孩子們進行精神分析，媽媽們被送去社工處同樣對待，有些情況下，會要求心理學家輔導孩子。然而，我在這裏進行了第一個治療案例。這個案例是以輔導開始，後來發展成為私人訪談。觀察到一個人的改變，讓我非常激動。但是我無法說清楚，這種改變是因為我的熱情，還是因為我的技巧。

當我回頭想，我意識到自己對訪談和治療的興趣肯定有部分源自我早年的孤獨。從這興趣裏，我與其他人的關系更加親密，能滿足我持有的某種渴望。這種治療訪談也提供了一個與人親密，但又不用像與熟人那樣經過一段又長又痛苦的、逐步了解和溝通的機會。

當我完成了在紐約的工作，因為剛受過培訓，我知道如何專業地對待人們。盡管師範學院與工作中心的理念差距很大，但是在某種程度上讓我得知相同的準則：“要搜集這個個體的大量數據：過去經歷、智商、特殊能力和人格。從這些資料中我可以形成詳細的診斷說明，比如個體當前行為的原因、處理這個問題的個人的和社會的資源，還有對其未來的預測。我會努力地將這些翻譯成簡單的語言，講給負責的機構、父母，以及兒童（如果孩子能聽懂的話）。我會給予很好的建議，還會通過反復回訪來加強這些建議的效果。在上述方法中，我保持徹底的客觀、專業，以及與受幫助的人保持人際疏遠，除非必須用人際關懷來建立一個滿意的關系。”

現在這個對我來說有點不太可信，不過它確實是真實的事情，因為我還可以回想起那種鄙視：一位精神病醫師，不是分析師，他只是簡單地表現出喜歡孩子的樣子，來治療這些問題兒童。他甚至將這些孩子帶回自己的家裏。很明顯，他根本不知道“專業性”的重要性。

因此，當我去紐約的羅切斯特加入兒童研究院（theChildStudyDepartment）——主要為少年犯和在社會機構監護下的貧困家庭兒童提供指導的診所——我知道該做什麽。我當時非常肯定，我（痛苦地）記得，我告訴PTA和社會團體，我們的診所與汽車修理廠非常相似：你有一個問題，獲得專業的診斷，我們給予建議，告訴你如何改正這些問題。

但是，我的看法慢慢改變了。因為一直待在這個社區，我發現，我得接受我自己給出建議所帶來的結果——不是所有建議都有效果。我幫助過的很多孩子都住在隔壁，所以我可以每天看見他們。有時候，我會驚奇地發現，在經過一場“良好”的訪談之後（訪談中我給這個男孩解釋了他所有不良行為的原因），他拒絕與我見面。所以我必須贏得他的心，讓他回來，好讓我知道我錯在哪裏。我開始學習，純經驗式地學習。

後來，作為新建的獨立的羅切斯特指導中心（Rochester Guidance Center）的主任（該中心用於替代原來的兒童研究中心），我接觸到更多自我尋診的病人。我們沒有淩駕於兒童和父母之上的權力，為了能給予病人幫助，我們需要建立關系。

後來發生了一些事件徹底改變了我的治療方法：我先講述一個在腦海中極其清晰的事件。一位聰慧的母親將其行為極其不良的兒子帶到診所來。我聽取了她的經歷。另一位心理學家給孩子做測試。在討論會上，我們認為母親對兒子的拒絕是關鍵問題。我將和她一起解決這個問題。另外一個心理學家給她兒子進行遊戲治療。在一次次的訪談中，我嘗試——因為經驗豐富了，我現在會更加輕柔和溫和——幫助母親發現自己對兒子的拒絕，以及這種拒絕對兒子的影響。但是這些都不起一點兒作用。十幾次的訪談後，我告訴她，我認為我們都努力了，但是沒有任何成效，所以可能要停止治療了。她同意了。然後，她準備離開時，突然轉身問：“你們這裏也為成人進行咨詢嗎？”我很迷惑，回答說，有時會做。於是她坐回椅子上，開始將她與丈夫之間的棘手問題一吐而出，她急需一些幫助。我被擊垮了。她的這些故事與我剛從她那裏聽到的經歷沒有任何相似之處。我根本不知道該做什麽，只是在傾聽。最終，幾次訪談過後，不僅她和丈夫的關系得到了改善，由於她變得更加自由和真誠，她兒子的問題行為也消失了。她是我後來不時會保持聯系數年的第一位來訪者，一直到她兒子上了大學。

這對我來說是重要的一課。我更像是跟隨她的指引，而不是我自己的。我只是傾聽，而不是嘗試勸說她理解我已經理解的診斷。這更像是人際關系，而不是那麽“專業”。然而，結果說明了一切。

差不多這個時候，我參加了奧托·冉克（Otto Rank）為期兩天的研討會，我發現在他的治療中（不是理論中）他強調的一些事情恰恰是我剛剛學到的。我備受鼓舞和肯定。我雇用了一名社會工作者，她在社工費城學區學過朗氏“關系療法”（Rankian “relationship therapy”），我從她身上學到了很多。所以我的觀念變化得越來越多。我的一本書《問題兒童的臨床治療》（Clinical Treatment of the Problem Child）就體現了這種觀念的變化。這本書寫於1937年至1938年，其中有很長一章內容是關於關系療法，雖然此書大部分是關於診斷——描述療法。

我在1940年加入俄亥俄州立大學，當我將自己的臨床工作觀點呈現給聰明的、愛提問的研究生時，我變得更加充實。在那裏，我開始意識到，我說的關於咨詢和心理治療的內容是很新穎的，甚至是原創的，我還寫了關於這個主題的書。我想記錄下治療訪談的夢想也實現了，讓我的興趣集中在訪談中不同反應產生的效果。這使得我們更加重視技術——被稱為非指導性技術（non directive technique）。

但是我發現，這種對來訪者本人以及其探索和解決自己問題的能力的信任，已經觸及其他領域。如果我信任來訪者，為什麽不能信任我的學生呢？如果這種方法適用於陷入困境的個體，那為什麽不能適用於面對困難的小組？我發現我從事的不是一種新的療法，而是一種完全不同的生活哲學和關系哲學。

在俄亥俄州，我攻克了幾個議題，當我有機會在芝加哥大學開設新的咨詢中心時，我可以設置自己的規則，挑選自己的員工。我也準備好形成和執行自己人際關系的新方法。我認為我能再一次用簡短的話陳述這種方法：

“我想冒險嘗試對小組成員報以信任，努力形成一種氛圍，讓每個小組成員都對整個小組的行動負責，小組也對每個成員的行為負責。我有小組的領導權，但我打算完全將其交還給這個小組。”

“我打算將這種信任應用在學生身上，以及課程小組上，讓他們自己選擇自己的學習方向以及評估自己的學習進程。”

我在芝加哥學到了很多東西，我有大量的機會來驗證我前文陳述的假設。我做了大量的實證來驗證我們的治療方法假設，雖然我從很早就已經開始驗證了。1957年，我發展出了一套嚴密的治療理論和治療關系理論，我提出了“治療學人格改變的必須和必要條件”（Rogers，1957），所有這些都是個人態度，而不是職業訓練。這只是我大膽的想法，但它提供了可供驗證的假設，而且在接下來的15年中，引出了大量的研究。那些條件中的大部分已經被驗證。

當時，在學生的催促下，我與馬丁·布伯和索倫·克爾凱郭爾（S.ren Kier kegaard）熟悉起來。我感覺新方法受到了極大的支持。我還驚奇地發現，這種新方法是家庭成長版的存在哲學。

這還是我個人生活得以快速成長的階段。一個非常失敗的治療關系讓我陷入了深層的內心危機中，最後讓我的同事給予治療。有一天，全新的洞察席卷而來，然後又在接下來的絕望的浪潮中完全失去，我現在明白，這是一種什麽感覺。不過我慢慢地從其間走出來，最後我領悟到了其他人首先領悟的道理。我明白，我不僅要相信我的來訪者、員工和學生，我也要相信自己。慢慢地，我學會相信自己的感覺、想法，還有腦袋裏不斷出現的目標。雖然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過卻是最值得學習和保持的。我發現自己變得更加輕松、更加真誠、更能深入了解，不僅體現在與來訪者的關系上，也體現在我與其他人的關系上。

上述所有我所提到的內容都迅速推廣到團體關系中——首先，早在1946年就應用於我在芝加哥開設的工作坊中，後來是最近我投入比較多的團體中。在術語沒形成之前，這些都是會心小組。

我將快速地回顧自己在威斯康星大學和拉由拉市的那些年。在威斯康星，我再次發現自己在芝加哥就學習到的東西——大體來說，大部分心理學家不接受新觀點。我可能也是這樣，雖然我掙紮著對抗自衛的傾向。但是學生們總是做出最積極的反應。

在威斯康星的一次實驗中，我違反了我辛苦學習到的某點知識，後來引發了災難性的後果。為了研究適用於精神分裂者的療法，我聚集起了一組大型研究團隊，並將權力和責任授予了這個團隊。但是我沒有再進一步，為他們建立一種親密、開放的人際溝通的氛圍。這種氛圍是團隊擔當其職責的基礎。接下來，當產生嚴重的危機時，我還犯了致命的錯誤：我打算收回我給予團隊的權力。反抗和混亂是必然的結果。這是我有史以來最慘痛的一課——如何實施公司參與性管理的一課。

我在拉由拉市的經歷更加愉快一些。一群意氣相投的人最終開設了人類研究中心（CenterforStudiesofthePerson），這是個非常少見的研究，令人興奮。我將會描述這個研究中人際間的內容，但我無法描述我們中心成員參與的所有的活動，因為其活動範圍從肯尼亞到羅馬到愛爾蘭，從新澤西州到科羅拉多州到西雅圖，從心理療法到寫作，再到深奧的研究，從組織咨詢到帶領各種團隊，從學習團隊促進（groupfacilitation）到引發教育方法的改革。從心理學角度來講，我們是一個親密的共同體，互相支持，也開放性地批評彼此。雖然我們的主管肩負常規的職責，但是大家的權力是平等的。每個人都有責任提供支持。當時，我們只有一筆來自私人基金會的撥款，數目很小。我們不喜歡被約束——雖然這種約束常常是無形的——這種約束常常來自於大筆的撥款或政府的撥款。讓我們大家聚集在一起的因素，純粹是對人類的尊嚴與能力的共同興趣，以及互相之間深層次的、真實的溝通。對我來說，這是一個絕佳的實驗：它完全基於人際分享的強度建立了一個功能小組，而且是絕對非組織性的。

我特別容易太過狂熱。另外還有一件事情我想在這裏提及。這個想法首先來自於李奧·泰勒（LeonaTyler），她在私人信件中指出，我的一些想法和行為看來起來像是連接東西方思想的橋梁。這是個令人驚奇的觀點，但是我發現，最近我很欣賞一些佛學和禪宗的內容，特別是老子的一些話。老子是約2500年前中國的一名智者。讓我引用幾行他的話，這些話引起了我的高度共鳴：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復。夫物蕓蕓，各歸其根。

It is as though he listened and such listening as his enfolds us in a silence in which at last we begin to hear what we are meant to be.

一句話將我最喜歡的兩個思想家結合了起來。馬丁·布伯努力解釋道家的“無為”思想，無為是整體的行動，但是最有效的是順其自然的狀態，所以經常被稱為“nonaction”（無為），聽起來有點讓人誤解。布伯這樣解釋這個概念：

對生命中的事物施加幹預，意味著同時傷害它們和自己……突出自己的人擁有微小且顯著的力量，不突出自己的人擁有強大且神秘的力量……

完美的人……不會幹涉生命中的個體，他不會將自己強加於其上，但是他會“幫助所有生命獲得自由”。通過他的合一（unity），他也帶領大家達到合一，他解放了萬事萬物的本性和命運，也將其中的“道”解放。

我想，我對人們所做的努力，也是越來越朝向解放“他們的本性和命運”這個目標。如果有人尋找一個高效的團體促進者，那麽他需要進一步看看老子的思想：

最好的領導，是人們很少知道他的存在，人們服從和稱贊的領導次之，人們鄙視的領導更次……好的領導，說得很少，當工作做完，目標就實現了，他們總會說：“這事兒我們自己做。”

（賓納，1962）

但是我最喜歡的句子，總結了我深層的理念，出自老子：

如果我不幹預他人，他們會關心自己，

如果我不指揮他人，他們會自己行動，

如果我不教育他人，他們會自己進步，

如果我不強求他人，他們會成為自己。

（弗裏德曼，1972）

我承認，上述引句過於簡化，但是對我來說，它包含了一些真理，而這些真理卻是我們西方文化還沒有給予重視的。

結論

我相信，我已經清楚地講述了這些年來自己信念變化的漫長道路。早些時候，我認為：這個人是個徹底的壞人；專業上看，這個人最好被看成物品；只有通過專業知識才能給予幫助；專家可以建議、操作和改變個體，使其產生期望的結果。

相反地，讓我總結一下我現在的觀點，這些觀點是我想一直引以為生的。就如我已經說明的，我經常不能從這些學到的信念中汲取經驗教訓，很多時候是小的方面，有時候也會犯大錯。我會將學到的觀點一一列出，不是按照我學習的順序，而是以一種更加自然的順序來呈現。

我開始珍惜自己經歷所展現的方方面面。我珍惜生氣、溫柔、羞愧、受傷、愛、焦慮、給予和害怕等各種情感——各種突然出現的正面的或者負面的反應。我會珍惜湧現的各種想法——愚蠢的、有創意的、怪異的、明智的、瑣碎的。我喜歡各種行為沖動——恰當的、瘋狂的、成就取向的、性欲的、兇殘的。我希望接受所有這些情感、想法和沖動作為自我豐富的一部分。我不期望按照所有這些行事，但是當我全部接受它們，我能變得更加真實；因此，我的行為會在當下的環境下更加合適。

基於我的經驗，我已經發現，如果我能夠引發一種真誠、珍視以及理解的氛圍，那麽就會發生令人興奮的事情。在這種氛圍中的個體和團體，會由刻板變得更加靈活，遠離靜止的生活而朝向流動的生活，遠離依賴而朝向自主，遠離防禦而朝向自我接受，遠離可預測而朝向出乎意料的創造性。他們是自我實現傾向的活生生的證據。

我已經明白，在任何有意義的或者持續的關系中，持續的感情應該被表達出來。如果它們作為屬於我自己的感情被表達出來，那麽結果可能會有短暫的失望，不過最終會比拒絕感情或者隱藏起來更加有益。

我發現對我來說，人際關系最好以一種節奏存在：開放和表達，然後同化；流動和變化，然後得到暫時的安靜；冒險和焦慮，然後得到暫時的安全感。我不會留在一個持續的會心小組中。

對我來說，徹底的開放比防禦受益更多。但這一點很難實現，即使是部分實現也很難，不過對一段關系來說，是巨大的充實。

對我來說，與真實經驗的質樸保持親近是非常有必要的。我不能生活在抽象中。所以，與人們的真實關系、插入土壤中的臟手、對花朵的觀察，或是欣賞日落，是我生活的必需品。至少，有一只腳需要站在現實的土壤中。

我喜歡生活的大部分時間朝向外部世界。我珍惜那些自我內省的時光——探索自己、冥想和思考。不過這必須通過其他事情來平衡——與人交流、創造（無論是種一朵花，或是寫一本書，甚至是制造一件木器）。

最後，我有一個觀點，雖然只是個假設：此書中寫到的、我參與形成的這個關於人際關系的哲學，可以應用於任何關於人的領域中。我相信它可以用於治療、婚姻，適用於父母和兒童、老師和學生，適用於地位高的人，也適用於地位低的人，適用於不同種族的人之間的關系。我甚至很大膽地認為，這在原始力量掌控的條件下也同樣有效——比如在政治中，特別是在與其他種族的關系上。我用盡全力挑戰當今的美國信念，“強權就是公理”——這一點在我們的對外政策中展露無遺，在我們不明智的戰爭中表達得更是淋漓盡致。按照我的估計，這是一條自我毀滅的道路。我贊同馬丁·布伯，還有古老的東方智者所說的：“對生命中的事物施加幹預意味著同時傷害它們和自己，突出自己的人擁有微小且顯著的力量，不突出自己的人擁有強大且神秘的力量。”

天底下沒有免費的午餐。這條意義深遠的真理就是我寫這一章的目的。我曾非常榮幸地獲得APA（美國心理學會）頒發的傑出專業貢獻獎（DistinguishedProfessionalContributionAward），還有一筆巨額獎金。但是隨之而來的責任是為一場會議發表一篇文章，這個會議於1973年8月在蒙特利爾舉行。我還記得自己當時為論文主題感到苦惱。我想起來寫過另外一篇文章，後來因為覺得不合適就放棄了。我選擇回顧自己職業生涯的幾條路線，回顧46年前在紐約兒童指導中心作為一名研究人員（確切地說，應該是“實習生”）時羽翼未豐的經驗。這個中心由私人出資、紐約聯邦基金慷慨資助，其目的是培訓兒童指導診所的工作人員，後來迅速普及起來。（塞繆爾·貝克和我都在那一年學習了羅夏墨跡測驗，這個測驗當時由精神病醫師戴維·列維博士從歐洲引進過來。）這年年末，實習快結束的時候，我在紐約的羅切斯特找了一份工作，年薪2900美元。這個職位本章後面會提到。

接下來我會講到我已經影響到的一些國家。這些年，自從這篇文字寫完，我應該增加更多的內容，包括最近在波蘭90人參與的令人著迷的工作坊，這是我第一次在“鐵幕”（IronCurtain）後面的經驗。

這一章內容非常主觀，這是從我的角度來看我的職業生涯。我按照自己的理解來呈現。我相信，從旁觀者的角度來看，看法肯定與此大不相同。

從1927年至今，我一直是一名執業心理學家。我做過兒童診斷研究，也給兒童問題的治療提過建議；我在1928年開發的兒童內心世界詳細目錄現在還有售（天哪！）。我給父母、學生和其他成人做過咨詢；我給陷入危機的個體做過集中的心理治療——正常的、神經質的、精神病的；我參與和發起了關於心理療法和人格改變的研究；我形成了一套嚴謹的治療理論。我有四十年的教師經驗，促使我從認知和實驗兩個途徑學習。我通過大量的團體經驗來促進人的發展；我嘗試過用磁帶、演示和膠卷來說清楚個人療法和團體經歷的過程；我嘗試過用現在看起來數不過來的文字、磁帶和錄像帶與大家交流我的經驗。我曾在心理學家的專業聯盟裏工作過；我的職業生涯是連續的、多樣化的、有爭議的，但是也是高回報的。

所以，我想過，這樣的問題可能比較有趣：我這樣的一個心理學家，當他回看這半個世紀以來的工作和學習時，會有何感想？對於這個問題，我會陳述我的觀點。考慮到我的職業生涯以及其各個階段的發展和變化，我現在是如何看待那些年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