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在重返80年代的學術語境下，人們開始重新對待“潘曉來信”及其包含的問題和困惑，試圖以思想史的角度進入這個文本並從中發掘不同於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兩種對立話語的出路。本文強調“潘曉來信”的文學性和虛構性，從敘事與修辭的角度重新解讀“潘曉來信”。將這種思想史讀法作為背景，本文通過文本細讀的方式考察“潘曉來信”如何證成個人主義話語，並且從內部顛覆了“社會主義新人”形象的論述。 

一 

在今天中國，圍繞“個人”建立起來的各種權利話語和理論話語已經根深蒂固，而人們反思改革開放以來政治、社會、經濟、文化、思想、體制等方面發生的變化時，在常識的層面上會習慣性地將“集體主義/個人主義”的對立視為兩個三十年的前後對立。在這個意義上，當以“個人”為中心的理論話語在如今我們日常生活領域獲得一種似乎是無可置疑的優先性和確定性之後，以集體或共同體為基礎的理論敘事（如經典馬克思主義關於無產階級的聯合與人的解放的宏大敘事）開始被看作某種根基不牢靠、天生可疑的“意識形態產物”或“話語的建構”——而這往往意味著這些敘事是單純的“錯誤”。從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主張到主流媒體宣傳，個人主義話語已經成為自由、個性解放、民主等理念的寄存器——而這意味著，個人主義話語並不單純強調自私自利或利己主義，而是被賦予很多更高的價值訴求甚至政治訴求。一種理論或話語從來就沒有確定的起源，中國80年代以降越來越“常識化”的個人主義話語也同樣如此；但是，這並不妨礙我們根據歷史上的某個點，考察個人主義話語在未曾牢牢紮根的時候如何進行自我價值的證成，考察它如何在當時的歷史語境下顛覆在此之前以集體為本位的理論話語的地位。

回顧“新時期”開始的有關“個人”的敘事，首先映入人們眼簾的恐怕就是《中國青年》於1980年5月發起的“潘曉討論”。在署名“潘曉”的一封來信（《人生的路呵，為什麽越走越窄……》）中，敘事者公開從“個人”的角度出發思考自己面臨的困境。這場討論引起了相當的轟動，用當時討論的參與者之一趙林的話說：“當時正值中國改革開放的初期，人們對於許多過去一直被奉如神聖的思想傳統、價值觀念漸漸地由盲目輕信而走向懷疑，由忘我的迷狂而走向冷靜的反思。如果說1978年關於真理標準的大討論標志著政治思想的重大轉折，那麽1980年關於人生觀的大討論則標志著價值觀念和人生態度的重大轉折。”從參與這場討論的人數和激烈程度上看，把一封或許看上去不起眼的“青年來信”的意義提升到和“真理大討論”同樣的高度，或許並不是趙林一個人的看法。正如趙林所說，這場圍繞著人生觀意義的討論牽涉到下述現象，即社會主義傳統思想教育對青年人已漸漸失去其不證自明的合法性。與《人生》一同刊發的“編者的話”很好地反映了編輯部對這場討論的意義所做的判斷和預期：

像以往多次發生過的情形一樣，在人類歷史上每一次較大的社會進步的前夕，差不多都發生過一場人生觀的大討論。歐洲文藝覆興時期關於人性論、人道主義的討論，俄國革命前夕關於人本主義和新人生活的討論，我國五四時期關於科學與人生觀的討論，等等，都曾經對社會的前進作出過貢獻。今天，在我們的民族經歷了如此大的災難之後，在我們的國家急待振興的重要關頭，在科學的文明已經如此發展的當代，人生意義的課題，必然地、不可免地在青年當中又重新被提出來了。

在這段敘述中，“潘曉來信”的位置被擺放到民族“百廢待興”般的歷史時刻，並且被與歷史上發生的數次以“人道主義”或“人性論”為旗號的運動相比較。尤其值得註意的是，編輯在這段話里把“潘曉討論”直接與“五四時期關於科學與人生觀的討論”聯系起來，有意無意地忽略了社會主義時期的類似討論，同時也通過暗中將現代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視為人類發展和社會進步的指標，既在“世界歷史”的價值層面上否認了過去幾十年里的社會主義實踐開辟出一條邁向人類文明“自由王國”的道路，也把“潘曉來信”與“文明”、“科學”、“前進”等大詞聯系起來。

事實上，我們似乎已經過於熟悉“潘曉”講述的故事及其重要性，以至於往往直接把這封來信當成思想史上一個透明的材料加以思考：例如，有論者在回顧這場“人生觀”討論時，將它歌頌為“一代青年的思想初戀”；也有論者從“潘曉”所面臨的困境，總結出她的遭遇為80年代以來的很多小說奠定了敘事上的原型（缺乏組織上的引導者）；也有論者認為“潘曉來信”包含著曖昧和豐富的歷史信息，因為這個突出“個人”的文本畢竟是鑲嵌在一場希望解決青年人“人生觀”問題的官方討論中的，起碼《中國青年》雜志社及其背後的官方意識形態還是希望能夠像以往在社會主義時期進行過的歷次“人生觀”或“幸福觀”討論那樣，通過“潘曉來信”解決青年人的思想問題——例如，有論者認為應當重視這場討論的“理想主義”因素，或重視其中包含著的個人主義話語特征與社會主義經典論述之間的糾葛。從上述種種闡釋路徑來看，試圖再開辟出一種截然不同的解釋道路著實困難重重；不過，在我看來，這些不同的解釋都並沒有將註意力充分聚焦於“潘曉來信”的“文學性”上面——也就是說，並沒有充分關註我傾向於稱之為“敘事與修辭”問題的文本形式層面。甚至有些提出嚴肅對待“潘曉來信”的論者，也自覺不自覺地訴諸外部因素（歷史的因素、社會的因素，等等）進行文本闡釋。例如，有一位強調“不漏過每一個歷史皺褶”的研究者，針對文本中“潘曉”對組織和友誼的不滿，給出了如下解釋：“‘文革’發生初期是毛澤東時代理想主義沖動沖到最高點，也是它迅速由盛轉衰的轉捩點。而在理想主義實質已經大大受損，但其外形與公開氛圍仍強調其理想主義要求時，便會發生潘曉這兩段話所敘述的情況。就是，潘曉對幹部作的，是按照她所受的教育和當時的理想主義號召去作的，但她所碰到的公開時會強調這種方式正確的幹部卻早已不表里如一……而潘曉的朋友對潘曉所做的，看起來是符合理想主義要求的做法，但在實際上可能只是出於自我利益對此理想主義加以手段利用”。在相當程度上，這樣的解釋是出於解釋者的主觀論斷和補充，缺乏足夠的文本依據。因此，我希望從對這一討論及其主要文本（“潘曉來信”）的考察出發，通過關註“敘事與修辭”層面的文本細讀方式，討論如下問題：由“潘曉”這個形象所開啟的一種不同於社會主義時期的“新人”形象的個人，如何從內部顛覆了社會主義傳統的“新人”形象，並證成了一種不同於“社會主義新人”論述方式的個人主義話語。將“潘曉來信”理解為思想史上一則透明的材料，在我看來，恐怕相當程度上並沒有認真對待這個文本自身的曖昧和含混。在個人主義話語差不多已經成為人們的思想常識的今天，讀者回顧這場大討論和“潘曉來信”，或許並不會太在意這個文本中包含的矛盾和悖論；但是，將“潘曉來信”的曖昧和含混理解為當時歷史和政治語境下“潘曉”還未完全擺脫意識形態束縛的表現，或者認為“潘曉”還不夠“進步”，這種看法只不過是在“潘曉”規定的方向上走得更遠而已。在這個意義上，要對“潘曉來信”進行反思，就不能夠采取一種毫無根據的“同情性理解”的立場，而恰恰要追究文本中那些矛盾和悖論意味著什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