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具體討論“潘曉來信”之前，或許我們應該首先考慮一個頗為湊巧的細節：就在刊登“潘曉來信”的同一期《中國青年》上，緊接著“潘曉來信”的是一篇題為《一代新人的崛起》的文章。如果考慮到“社會主義新人”是社會主義時期從民間敘述到官方意識形態宣傳中不斷提及的概念，用以表達一種對於人的道德、倫理、價值乃至“人性”的根本規定和要求；那麽，“一代新人的崛起”在某種意義上就意味著過去一代“新人”的“衰落”——“潘曉”是否可以被看成是代替“社會主義新人”的新一代“新人”形象？作為“新人形象”的“潘曉”——這種表述是什麽意思？對此，一種簡單的回答是：從社會主義對於“集體/個人”這組區分的強化來看，“潘曉來信”顯得是用“個人”的優先性取代了社會主義時期強調的“集體”優先性。但是，認為“潘曉來信”中體現出來的“個人主義”歸根結底意味著以“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取代“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話語建構，這種類似於價值相對主義的解釋，對於說明“潘曉”這個癥候性的人物形象如何從內部瓦解了“社會主義新人”並樹立起另一代“新人”，毫無幫助。不過，我們倒可以從這種價值相對主義的解釋中借用於我們有用的一點，即強調“社會主義新人”形象或者是“潘曉”這個“新一代新人”形象，都是通過話語建構起來的。那麽，認真對待“潘曉來信”的曖昧和含混（如果不說是“覆雜”的話），首先需要把一個非常重要但卻經常不被論者強調的因素考慮進來：這封來信是由《中國青年》雜志編輯根據黃曉菊和潘祎的稿子進行修改、編織的。

二

由於“潘曉來信”是一篇經過仔細編輯和修改的文本，它就不能夠被當作普通的“讀者來信”進行解讀。凡是沒有認真對待這一事實的思想史解釋者，他們面臨的困難是：將“潘曉來信”簡單處理成一封單純的讀者來信，解讀者的位置就與當年討論的參與者位置無異；但是，為了在更大的語境中把握材料的意義，思想史研究者又被認為占據一個比研究對象（包括當年參與討論的文章）更加後設和完整的立場。——只有一個更加後設的立場才能獲得比當年參與討論者更為開闊的視野，而這一更加開闊的視野乃是構成思想史研究的前提之一。在“潘曉來信”的討論語境中，這一視野的獲得就端賴於研究者是否意識到、並且足夠重視這封來信的虛構性質。與之相對，當年參與討論的人們並沒有註意到這一點，而是將這封“來信”的“真實性”提到了首要的高度。比如，當時來信討論的聲音中不乏激動之情：“真實，有時雖然是丑惡的，但它要比那些粉飾和虛偽的東西有力一百倍！”“一個誠實人的心聲，能喚起一大群誠實人的共鳴！”不過，討論者如此激動恐怕並不是因為“潘曉”是第一個提出此類問題的人；我前面已經提到，就《中國青年》的“問題討論”欄目來說，類似的論題其實早已經提出過——早在50年代和60年代，這份雜志就發起過類似“什麽是青年人的幸福”為主題的有關幸福觀和人生觀的討論，“潘曉討論”在涉及的主題及討論的深度上來說，並沒有超出歷史上幾次討論的範圍。“潘曉來信”所引發的討論不同於以往之處首先就是：在這次討論中，輿論並非呈現出一邊倒地對“潘曉”進行教育或批判，相反，更強勢的反倒是同情和理解的聲音。從這個角度看，這些圍繞“潘曉來信”而展開的青年人生觀討論，的確以前所未有的強度顛覆甚至瓦解了經典理論話語或說教——其最佳體現莫過於人們當時把焦點集中在“潘曉來信”所提及的一個話題上（“主觀為自我，客觀為別人”）；更重要的是，朝野都有人為這個論點辯護，甚至有人激進地說：“雷鋒也是‘自私’的，因為他的言行也是為了自己的需要，只不過他主要是為了滿足自己的高級需要。”當年的討論者因“潘曉來信”的“真實性”而激動萬分，他們也自然會因發現其“不真實”而感到受了欺騙。討論情形在1980年8月便急轉直下，先前熱烈而興奮的討論氣氛突然被一次媒體事件打斷：“潘曉”上電視了。焦點人物之一的黃曉菊以“潘曉”身份亮相鏡頭，卻引來了意料不到的結果：9月23日，工人日報社的內刊《情況參考》第212期刊登了兩封關於潘曉的群眾來信。第一封信題為《此種做法弊多利少——有感於潘曉上電視》，作者對“潘曉來信”不以為然，並提出了如下理由：“她的這篇文章的價值並無此等昂貴，其實用價值也不過如此而已。因為她所發表的那席‘價值連城’的‘高論’，只不過是絕大多數青少年心目中也同時存在著的想法，她不過是在一個極好的時機用極好的方式表達出來罷了……”讀者對“潘曉”的熱情似乎一下子跌落到谷底。

值得註意的是，上面這封信里提出的反對重視“潘曉”的理由，和胡喬木提出的重視“潘曉”的理由，在某種程度上恰恰是一致的。當時負責意識形態工作的中央書記處書記胡喬木在1980年6月18日接見《中國青年》編輯部的負責人時指出：“潘曉這個典型反映了相當大一部分青年的狀況。”換句話說，“只不過是絕大多數青少年心目中也同時存在著的想法”正是胡喬木所謂“潘曉這個典型反映了相當大一部分青年的狀況”的翻版。但是，上面這封來信否認“潘曉”的重要性，與胡喬木肯定“潘曉”的重要性，背後的考慮卻截然不同。從失望的讀者這個角度來看：一方面，固然可以說無數的討論來信和“潘曉”自身的經歷敘述，使得讀者不期然地對這位不知身份的女主人公產生同情心理，從而有意無意地把作者擡高到具有崇高性的純形式的地位；而讀者一旦從電視上的黃曉菊身上“認出”了作者的現實性，原先的理解和情感投射就因此被視作扭曲或“誤認”而否定，並對“潘曉”的來信不以為然——比如，工人日報的另一封讀者來信題為《鄰居眼中的潘曉》就列舉了黃曉菊在生活中的種種缺點，甚至調侃說“‘主觀為己’是做到了，‘客觀為人’則還差得遠”。更重要的是，另一方面，讀者從黃曉菊的表述中知道，其實“潘曉”是被“編”出來的——這對於感佩“潘曉”的“真實”或“誠實”的人們來說毋寧是一次直接沖擊。1980年10月，由新華社編印的《國內動態清樣》第3028期刊登了《北京羊毛衫五廠負責人談‘潘曉’和她的信的問世的情況》一文，文中指出，潘曉來信“完全出於《中國青年》雜志編輯之手”。對此，《中國青年》編輯部所做的回應是：“我們考慮，這封信是一場大規模討論的發端，它要吸引千百萬青年參加討論，就要求它更集中、典型、深刻、強烈。因此，我們沒有把這封信作為一般的真人真事來處理……作為開展問題討論所要求的，應該是思想的真實和典型的真實，而不是潘曉信中的每一個細節都必須與黃曉菊的個人經歷完全吻合。”而這也正可以視為胡喬木重視“潘曉”的原因所在。編輯馬麗珍指出：“‘潘曉’是個思想典型人物，不是一個真人，不能個性化。所以我當時就跟潘祎說過，在外面誰也不要說自己是‘潘曉’”；但是，讀者對“潘曉來信”的接受卻是以“真實”為前提——不是思想的真實或敘事的真實，而是作者個人經歷的真實——因此也就有了“潘曉上電視”的要求。一般讀者或許看重“經歷的真實”，而《中國青年》的編輯和胡喬木則更重視“思想的典型”或“敘事的真實”，胡喬木甚至說：“潘曉還要讓她出場，還要寫信，不能一聲不響，沈默到年底怎麽行呢？……也不是要她轉變得太快，也不是要她講很多大道理，而是要她講看到了社會的變化，看到了光明面，逐步增長希望。”這幾乎就是在為“潘曉”設計台詞和情節。總起來說，這里吊詭的邏輯在於：“潘曉”的思想和情感的確是“真實的”（在此意味著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大部分讀者擁有和“潘曉”類似的想法和感受，但由於這種真實性建立在“潘曉來信”的虛構性質上，讀者因而感到受了騙；但同樣有意味的是，一旦把“潘曉”的真實性坐實到黃曉菊身上，思想和情感的真實性也沒有與個人經歷的真實性統一起來——相反，從讀者的反應來看，後者反倒顛覆了前者，黃曉菊的個人品格令人懷疑她在“來信”表露的情感是不是“真實的”。

與任何典型形象一樣，“潘曉”這個人物的真實性無法落實到具體的個人，但她的思想和情感同時又具有代表性。由此，我們可以認為：“潘曉來信”是一篇以黃曉菊和潘祎的稿件為素材，根據現實主義創作原則進行修改、編輯和加工的虛構文本，它具有“集中、典型、深刻、強烈”（馬麗珍語）的特點，而其中“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就是一個名為“潘曉”的女性。在塑造“潘曉”形象特征方面，其典型性至少體現在幾個方面的修辭性安排：第一，“潘曉”是一個以類似“受欺淩與受侮辱的”弱女子呈現在讀者面前的形象，這種形象往往能夠博得人們的同情；相較之下，一個消極悲觀又弱不經風的男青年，則更可能引起人們的厭惡情緒。作為“原型”的主人公們的性別是一男一女，如果不是在相當程度上出於預期效果的考慮，就很難解釋為什麽“潘曉”是個女孩子。有趣的是，潘祎在回顧這次討論時也談到：“‘潘曉’在讀者心目中一直是個孱弱的女青年的形象，而我，一個大學生，一個近1米9的小夥子，出現顯然是不合適的，會引起誤解和非議。”第二，“潘曉來信”中提到的“自殺”沖動來源於潘祎的個人經歷，但主角“潘曉”卻並不是像潘祎一樣的大學生，而是只有初中文化程度，並且在城市里一處集體所有制大工廠當職工。考慮到1980年左右在文化大革命中“上山下鄉”的青年陸續回到城市，大學教育又方興未艾，對“潘曉”的職業和前途進行這樣一種安排理應更能引起讀者的關註，也更加具有代表性。同時，將大學生潘祎身上帶有的陰暗情緒安排在具有典型意義的主人公身上，“潘曉”面臨的問題就不再僅限於個人牢騷，也不限於潘祎個人身世的特殊性（長期與父母分離，居住在親戚家），而轉變為關於青年人生存的重要社會問題。第三，“潘曉”的父母和外祖父被設定為共產黨員，這一安排不僅使“潘曉”自幼深受傳統社會主義教育的影響顯得無可厚非，也更集中地將個人問題上升到了“革命事業接班人”問題的高度：“潘曉”並不是抽象地代表青年人，“黨員家庭出身”的背景突出了她的困惑的尖銳程度。

從一篇經過仔細修改和精心編織的文本角度解讀“潘曉來信”，不僅使我們能夠從現實主義創作原則的層面考察“潘曉”這個人物形象的塑造具有哪些意義；更重要的是，在我看來，只有通過這樣一種解讀進路，我們才能準確把握蘊含於這個文本之中的矛盾和悖論具有什麽樣的意義。“潘曉來信”之所以在當時引起讀者的共鳴，並且被相當多的研究者作為透明的思想史材料加以運用，其中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這個文本以它的修辭訴諸人們的情感（無論是血淚控訴式的宣泄，還是自憐自哀式的獨白，均屬於意在影響讀者情感的修辭），掩蓋了它在敘事層面上出現的種種矛盾和裂縫。但是，恰恰借助這些矛盾和裂縫，“潘曉來信”講述的一個以“個人”為基礎的故事才得以成立。進一步說，《中國青年》編輯部通過效仿五、60年代解決青年思想問題的“問題討論”欄目，實際上包含著兩種看起來相互對立的意圖：第一，編輯部當然希望通過這樣一種傳統討論形式解決青年思想中普遍存在的問題，而采用第一人稱編織“潘曉來信”而不是編輯轉述，又確實能夠讓編輯部和“潘曉”之間保持一定的距離和張力；第二，從“潘曉來信”這個文本以及編輯部編排的許多回應來看，“潘曉”提出的思想困惑也得到了承認（我們已經看到，胡喬木也認為這是合理的）。而且，編輯部甚至引導讀者偏向首先肯定“潘曉”的思路上去。這樣說並非空穴來風，我們從上文引用過的“編輯的話”中就可以看到編輯部直接將“潘曉來信”以及這次“問題討論”直接與“五四”新文化運動聯系起來，繞過了社會主義階段的討論。並且，在雜志後來刊登的一篇自我檢討式的文章《關於“潘曉討論”問題的檢查報告》中，我們可以讀到：“由於編輯部指導思想上有錯誤，發表批判文章不夠，而暴露錯誤思想和發泄不滿情緒的文章過分突出，致使‘討論’在青年中和社會上產生的效果是不好的。”不過，由於延續了“問題討論”的傳統，編輯部還是能夠自我辯解地說“動機是好的”。我們可以回過頭來看一下“編者的話”中的另一段文字：

應該說，仿徨、苦悶對於麻木、僵化是一種歷史的進步。我們無須諱言我們的社會還有弊病。它並不因為一些人的忌諱，或另一些人的憤世厭生就自行消失。但是，在十年動亂的血與火的洗禮中，在經歷了種種挫折、危難的鍛造之後，我們共和國的年輕一代，沒有背棄時代的責任，作為他們的主流是更堅強了。他們背負著民族的希望，腳踏著祖國的大地，高舉起新長征的火把，又頑強地挺進了！對於人生意義的思索和尋求，將成為年輕一代在人生旅程中的新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