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曉來信”發表後，《中國青年》1980年第8期還刊登了一篇署名“潘曉”的文章《潘曉同志的來信》，文章以“潘曉”的口吻表示受到了讀者來信的鼓舞和感動。或許這篇文章是編輯部遵照胡喬木的指示而撰寫的“聽將令”之辭，歷來的研究者也並沒有把註意力特別放在這篇文章上。但是，文中的一句話值得引起我們的思考：“潘曉”說，她要“再品品‘舊生活’的苦酒，也聽聽‘新生活’的召喚”。對於一位出生於社會主義時期的青年而言，“舊生活”指的是什麽呢？考慮到60年代以後“革命回憶錄”等類似題材的敘事相當普遍，人們在當時往往習慣以追述解放前“舊生活”的苦難來對比和突出解放後的幸福生活，那麽“潘曉”這句話所包含的戲仿和反諷意味就非常明顯了。那些像“潘曉”一樣“痛苦地”看到人生真相的孤獨的個體，在他們從共同體的“騙局”中解放出來之後發現，自己只能等待著被資本的力量吸納，面對市場的資本邏輯啞口無言——“‘解放’的結果走向了它的對立面”。令“潘曉”感到困惑和痛苦的無意識般的“隨波逐流”，最終變成了90年代以後肆意泛濫的市場化意識“主流”。今天，距離“潘曉來信”已經過去三十年之際，倘若有人想從“潘曉”的敘事中挖掘（比方說）革命敘事和個人敘事之間張力的豐富性甚或替代性方案，或者試圖轉化“潘曉”那里據說仍然留存的革命理想主義，是不是低估了這個形象從內部瓦解“社會主義新人”的力量？

註釋：

趙林：《我命運中的一個最重要的樞紐點》，見彭波主編：《潘曉討論》，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02頁。

《人生的意義究竟是什麽（編者的話）》，同上，第39頁。

有關策劃的情況以及討論情況，參見《潘曉討論》，第14-24頁。

參見朱傑：《人生“意義”的重建及其限制——“‘潘曉’難題”的文學展現（1980—1985）》，上海大學中國現當代文學博士論文，2010年4月。

這樣一種解讀路向的較為充分的論述，參見賀照田：《從“潘曉討論”看當代中國大陸虛無主義的歷史與觀念成因》，《開放時代》，2010年第7期。比如，賀文認為：“要真的建設性面對潘曉的問題，就必需思考如下問題：如何在順承、轉化此寶貴的理想主義激情，為此理想主義激情找到新的穩固的支點的同時，消化和吸收因此理想主義的挫折所產生的強烈虛無感、幻滅感能量和沖力。”

賀照田：《從“潘曉討論”看當代中國大陸虛無主義的歷史與觀念成因》。

很多研究者都註意到了這個細節，但往往將它視為一個文本背景性質的因素，而沒有依此調整進入這個文本的角度或方式。

此處饒有興味的是，胡喬木在接見《中國青年》的負責人時說：“為理想的奮鬥，應該是更高的，多數人不容易做到。……為多數人還未看到的一種理想去奮鬥、去發明、去創造，要求付出一般人不容易付出的努力。這是對共產黨員的要求，不能拿來作為對所有的人的要求。不能拿對共產黨的要求作為對一般人的道德標準。”這一論點在60年代就作為“反面”觀點被人提出過，並受到了其他讀者的批判。參見《潘曉討論》，第289頁；另見《中國青年》1960年第10期“問題討論”。

《來信來稿摘登》，同上，第145頁。

《胡喬木接見〈中國青年〉負責人》，參見《潘曉討論》，第286頁。

彭明榜：《“潘曉討論”始末》，參見《潘曉討論》，第21頁。

參見《潘曉討論》，第22頁。

《關於工人日報等單位反映“潘曉問題”的調查報告》，同上，第298頁。

彭明榜：《“潘曉討論”始末》，參見《潘曉討論》，第13頁。

參見《胡喬木接見〈中國青年〉負責人》，第289頁。

賀照田在《從“潘曉討論”看當代中國大陸虛無主義的歷史與觀念成因》中指出“潘曉”的形象並不典型，他指出：“‘文革’後期大多數家庭生活更緊密了，親情對人們的生存、生活更重要了。從這點看，潘曉的家庭遭遇，便不那麽具有普遍代表性。”並且在這個基礎上問道：“在相當意義上有著特殊性的潘曉的經歷與情緒，與她對自己經歷和情緒的整理，卻會引起人們，特別是當時青年如此強烈的共鳴和反應呢？”在此無需討論“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中的“典型”問題，我之所以選用這個詞，相當程度上意在提請讀者註意這個文本的修辭效果——也即，並不通過推理和論證，而是通過本身亦不必然為真的說辭令人相信的一種話語方式。關於“修辭”，見盧梭：《論語言的起源》，4.4，載盧梭：《“論文”及其他早期政治著作》，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潘祎：《那場討論改變了我幾乎全部的人生》，參見《潘曉討論》，第81頁。

引自《潘曉討論》，第306頁。

呂永林：《重溫那個“個人”》，《上海文學》，2008年第2期。

同上。

潘曉：《人生的路呵，怎麽越走越窄……》，《中國青年》，1980年第5期。以下凡引自此文，不另作註。

賀照田：《從“潘曉討論”看當代中國大陸虛無主義的歷史與觀念成因》。

趙林：《只有自我才是絕對的》，參見《潘曉討論》，第167頁。

李建民：《有這樣一個副團長》，參見《潘曉討論》，第157-59頁。類似的回應還有很多，不詳述。

趙林：《只有自我才是絕對的》。

參見托爾斯泰：《復活》，草嬰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0年版。

賀照田：《從“潘曉討論”看當代中國大陸虛無主義的歷史與觀念成因》。

比較“潘曉來信”中以下兩段話：“過去的教育賦予了我一種奇怪的能力，這就是學會把眼睛閉上，學會說服自己，學會牢記語錄，躲進自己高尚的心靈里。”以及：“與周圍人的格格不入，常使我有一種悲涼、孤獨的感覺。當我感到孤獨得可怕時，我就想馬上加入到人們的笑談中去；可一接近那些粗俗的笑談，又覺得還不如躲進自己的孤獨中。”

賀照田：《從“潘曉討論”看當代中國大陸虛無主義的歷史與觀念成因》。

關於這一問題，參見施特勞斯與科耶夫的爭論，載施特勞斯：《論僭政》，何地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4年版。

柄谷行人：《日本現代文學的起源》，趙京華譯，北京：三聯書店，2003年版，第70頁、79-80頁。

《潘曉同志的來信》，《中國青年》，1980年第8期。

羅崗、劉麗：《歷史開裂處的個人敘述》，《文學評論》，2008年第5期。（愛思想網站2012-03-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