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這樣的書，從個人的事情入筆，或許不夠妥當。可是這裡所收集的有關廣島的所有的隨筆，對我個人來說也好，對始終與我一起從事這項工作的編輯安江良介先生來說也好，都是深深觸動我們各自的靈魂的。所以，我很想把１９５３年夏我們兩人一起初次去廣島旅行時的個人經歷記錄下來。當時，從我這方面說，我的第一個兒子正處於瀕死狀態，整天躺在玻璃箱子裡，簡直毫無康復的希望；而安江先生，則恰值他頭一個女兒去世。加之，我倆共同的一位朋友，因整日潛心於《世界最終爆發核戰爭的情景》專題研究而惶恐不已，竟在巴黎自縊身死。然而，不管怎樣，我們彼此徹底征服了對方，還是向著盛夏的廣島出發了。像那樣精疲力竭、憂鬱沉悶的旅行，我還從未經歷過。
到了廣島，開了幾天的"第九屆禁止原子彈氫彈世界大會"，我們更加疲憊不堪，心頭的憂鬱也更加沉重了。正如第一章所描寫的，這實在是一次充滿苦澀和困難的大會。當初，大會能否開成，實際上還是個疑問；一俟大會開幕，又只不過是個分裂的大會。我們懷著暗淡淒涼的心情，身上沾滿汗水和塵土，歎息著，陷入沉默，在被大會動員起來的非常虔誠的人群周圍徒然地奔走。
但是，過了一周之後，當我們準備離開廣島時，我們發現了能將自己從憂鬱的深淵中拉上來的繩索，而且，這條繩索就緊緊握在我們手中；簡捷點說，是我們遇到了真正具有"廣島人"特質的人們。
那些似乎真正的"廣島人"的人們，他們的生活方式和思想，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們直接地給了我勇氣；反過來，我也品嚐到了因兒子置身於玻璃箱中而深藏在我心底的精神恍惚的種子和頹廢之根，被從深處剜了出來的痛楚。而且，我開始希望以廣島和真正的"廣島人"為銼刀，來檢驗我自己內心的硬度。我是在戰後的民主主義時代接受的中等教育，在大學裡以法國現代文學為中心，學了語言學和文學，而且，我作為剛剛從事寫作的小說家，就在日本和美國的戰後文學的影響下活動。我是一個個人歷史如此短暫的人。我希望把自己理應具有的獨特的感覺、道德觀念和思想，全都放到單一的"廣島"這把銼刀上，通過"廣島"這個透鏡去重新加以檢驗。
從那以後，我又多次去廣島旅行，而且安江先生所在的《世界》編輯部刊登了我的隨筆。這裡所收集的就是那一系列隨筆的匯總。我接連去廣島旅行，每次都邂逅一些新的具有"廣島人"特質的人。他們給了我最為深刻的感動，但是，我又無可迴避地多次接到這些廣島人的死亡通知。我的隨筆在雜誌上剛剛刊登，就收到許多尤其是從廣島寄來的懇切的信，我想從這些來信中選擇有代表性的章節，將其刊載於下。寫下面這封信的人名字叫松阪義孝。在第五章裡引用的在廣島的不屈的醫生們當中，有一個人，他儘管負傷了，但還是被他兒子（醫大學生）背著去參加救護活動，做了實實在在的工作。這個人叫松阪義正，義孝是他的兒子。在原子彈剛剛爆炸後，就背著負傷的醫生，通過廣島市街，趕往救護所。這個醫大學生就是義孝。現在，他已成為一名皮膚科醫生，在廣島開業呢。
"……廣島的人們，面臨著死亡的威脅，仍然想要保持沉默。他們想把自己的生與死當作個人的事情。他們不願把個人的悲慘公諸於世，去充當反對原子彈氫彈的政治鬥爭的參考資料。他們還不願意被別人看做是原子彈受害者和由此而變成的乞丐。當然，痛訴受害者的悲慘情狀，與其說是為了反對原子彈氫彈，莫如說是為了得到救濟金更為切合實際，因為這大概是更需要做的吧。但是，基本上恢復了健康，過上了正常人生活的原子彈受害者們，他們對痛訴悲慘這種作法保持沉默。他們希望採取歸還能夠正常活動的受害者的稅金或賀年卡的收益等辦法，實際上，這是在心情舒暢地尋求著團結合作的辦法。採取乞討的辦法、募捐的辦法，究竟能有多大實效呢？
……幾乎所有的思想家和文學家都說，沉默不行，而勸說原子彈受害者說真話。我憎惡那些對我們的沉默不體諒的人們。我們雖然不能夠去迎接８月６日那一天，但是，能夠與死者一起默默地送走八月六日那一天。我們不能小題大作地為了迎接８月６日這一天的到來而東奔西走。那樣，一些受害者的沉默寡言，就可以作為資料留存下來。只有８月６日在廣島呆一天的思想家對此不理解，這是理所當然的。"
這是對我寫的隨筆抱有同感的一封信。我在隨筆中寫的是這樣一些人，他們所擁有的唯一權利就是對廣島保持沉默。我被這封信所激勵，同時，我也不能不注意到，作為一個廣島以外的人，我寫的全部文章，是會遭到最尖銳的批評的。松阪先生在廣島的同人雜誌《齒輪》的最近一期上，以深田獅子雄的名義，這樣寫著。他在給我的信中，把他的思想方法、感知方法。更為直截了當地表達出來。我從他的文字裡可以感受到廣島內部的人對廣島以外的人的正當批判的聲音。這可以說是廣島的年輕知識分子的正當防衛的聲音。我希望讀者能把我的文章和下邊的文章結合起來一塊兒讀。
"大江氏講的在廣島遭受原子彈爆炸的醫生——面對患了遭受原子彈爆炸後遺症而不得不陷入絕望的醫生，往往在聽了一些'原子彈爆炸後遺症（簡稱"原爆症"）已不復存在'之類樂觀的報告之後，理當反覆地予以苦澀的糾正。當時我正在距離爆炸中心地帶１．５公里的地方，雖然稍微有點後遺症狀，可是不管怎樣現在仍是健康的。我的父母亦然。爆炸當時還是女子學校二年級學生的妻子，還有昭和三十年代生下來的三個孩子，也都是健康的。從這些情況可以看出，是因為沒有發現後遺症而盡可能地表示樂觀，其原因蓋出於此吧。被稱作'有關原子彈爆炸的文學'幾乎都是不能恢復健康的悲慘的人們的故事，除了描寫後遺症的症狀和心理之外，是否就不可能有別的什麼情況了，以前曾為此而納悶。比如，遭受原子彈爆炸之害，蒙受了這種悲慘命運的平常之家的成員，恢復了健康，作為一個正常人繼續活下去，這樣的故事難道沒有嗎？是否原子彈受害者全都患上了後遺症，而不得不悲劇性地死去呢？是不是原子彈受害者死的時候，必須克服像方才講的他們健康和心理上的那種負疚感和屈辱感，不允許他們像普通人那樣自然地死去呢？我們如果死，就全都是由原子彈爆炸後遺症所導致的悲慘的死，這裡包含著對原子彈的詛咒；是作為對反對原子彈爆炸有用的資料去死。是不是只能這樣去想問題？的確，我們的生存，因蒙受原子彈爆炸的災難而被大大扭曲了。我們經受了磨難，這點不能否定。但是，這種災害和苦難，即使沒有遭受原子彈爆炸，經歷過戰爭的人們，也會程度不同地嘗受過。我常提醒自己，特別是對廣島的受害者所獨有的'受爆炸之害的人的意識'（受害者意識）不能有一種偏袒的感情。希望他們能夠自己想辦法治癒後遺症，自力更生地去把自己恢復為一個正常人，儘管蒙受了原子彈災難，但同沒受到災難的人一樣，讓自己心安理得地如同與原子彈爆炸無關那樣地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