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時間上說, 這篇東西是《萬物生長》的前傳。從內容上說, 與《萬物生長》沒有任何關係。之後會寫一篇《萬物生長》的後傳, 寫一個從北京到美國, 混不下去再從美國回到北京的庸俗愛情故事, 題目暫定為《北京北京》。

《十八歲給我一個姑娘》的寫作動機非常簡單, 在我完全忘記之前, 記錄我最初接觸暴力和色情時的感覺。

十七八歲的男孩, 斜背一個軍挎, 里面一葉菜刀。腰間挺挺的, 中橫一管陽物。一樣的利器, 捅進男人和女人的身體, 是不一樣的血紅。

那時候, 雜花生樹, 群鶯亂飛。激素分泌正旺, 腦子里又沒有多少條條框框, 上天下地, 和飛禽走獸最接近。但是,…

暢銷與否, 對於我是次要的。為了對文字的責任和自己的快感, 在故事情節與還原狀態之間, 我再一次選擇了後者。為了增加說服力, 我引用鄭燮的話：“鄭板橋畫竹, 胸無成竹, 濃淡疏密, 短長肥瘦, 隨手寫去, 自爾成局, 其神理具足也。”為了增加誘惑力, 我對出版家熊燦先生說：“這本就算了吧。第三本長篇會有一個庸俗愛情故事, 涉及暴力、金錢和性, 到時候還請您做。” 

最不喜歡一個人吃飯。在趕小說的過程中偶爾和幾個小說中的原型吃飯, 最後都是對著窗外的冬天, 喝一口燕京純生, 感嘆“人生苦短, 還是喜歡幹點什麼就趁早幹點什麼吧”。

寫長篇是個力氣活兒, 適合三十至五十歲幹。寫了一個座右銘激勵自己：“熟讀離騷痛飲酒一日五千字”, 幾天下來, 不僅頭痛, 而且肩背痛,…

一年無休, 攢了四周假期, 年底在家趕這篇小說。空調開足, 屋子里挺暖和, 買了一個奇貴的“大彬”款的紫砂壺, 骨相合度, 膩不留手, 泡老朋友新送的鐵觀音。隨便找幾本書放在旁邊, 起興, 就像行房前放半部毛片。有商務印書館的《新華字典》, 納博科夫的《洛麗塔》, 塞林格的《九故事》, 亨利·米勒的《南回歸線》, 劉義慶的《世說新語》, 余華的《在細雨中呼喊》。心想, 寫不過《新華字典》, 總寫得過《在細雨中呼喊》吧。

這篇長篇有個叫《朱裳》的中篇雛形, 寫得很早, 兩三萬字, 過了十年重看, 文藝腔很重, 幼嫩可笑, 但是反映當時心境, 是好的原材料。那個中篇參加過第一屆亦凡網征文大賽, 當時互聯網泡沫還沒破, 得了第四名三等獎和三十塊美金的支票。當時我在亞特蘭大, 三十塊美金買了十斤青殼蟹和好些美國人不吃的豬腎, 吃了好久。…

音樂惡俗。

經高人指點, 我的確發現, 《英雄》里面添加了好多猛料：歌劇, “大王, 殺不殺？殺不殺？”, 京劇, 芭蕾舞劇, 秦腔, 等等。但是, 不是鮑魚、魚翅、海參、火腿、燕窩放到鍋里, 一通亂燉就是“佛跳墻”。這里面還有起承轉合、節奏火候, 陰陽調和、五行匹配。要不然, 每個藥鋪掌櫃都能號稱華佗了, 不管什麽病, 反正山參、黃芪、鹿茸、狗鞭、肉蓯蓉, 挑貴的好的有名氣的地球人都知道的往里扔, 全當陽痿早瀉治。…

我想, 至於動這麽大幹戈嗎？被閹掉的司馬遷在兩千年前, 只用了不到兩千個淺顯漢字, 就讓我在兩千年後, 看得兩眼發直, 真魂出殼, 知道了什麽是立意皎然, 不欺其志, 名垂後世。又聽說, 片子拍出來後, 媒體上到處報道, 還跟奧斯卡扯上邊, 好像誰要是不看誰就沒文化誰就沒品位誰就不尊重華語聲音, 跟送禮都要送“腦白金”似的。盜版一點也見不到, 跟各級政府、武警、公安局都有積極參與似的。深圳提前首映, 一人一票, 入門搜身, 查身份證, 比到天安門廣場毛主席紀念堂看老人家遺容都嚴格。片頭廣告早賣出去了, 遊戲改編權也早賣出去了。

我想, 壞了, 琢磨著像有騙子在整事兒, 紡織機器已經啟動, 皇帝的新衣正在制作。…

我今年三十, 從小到大, 總共有過三個夢想。 

我的第一個夢想是當一陣小流氓。那時候, 可崇拜的太少。三環路還沒模樣, 四大天王還沒名頭, 開國將帥多已過世。那時候, 街面上最富裕的是勞教出來沒工作兩把菜刀練瓜攤兒的, 最漂亮的是剃了個劉须蘭頭一臉正氣的劉曉慶, 最滋潤的是小流氓。當小流氓, 不用唸念書, 時常逃課, 趿拉著塑料底布鞋, 叼著“大前門”。小流氓們時常聚在一起, 好像除了少先隊, 他們自己還單有個組織, 除了讀《少年先鋒報》論述“社會主義好”, 他們還集體觀看警匪片三級片批判“資本主義糟”。當流氓自然要打架, 練習臨危不亂、挺身而出、捨生取義等等將來當爺們兒的基本素質。小流氓們沒架打的時候, 也難免憂郁, 於是抱起吉他學鄧麗君唱“美酒加咖啡”, 或者抱起女流氓說瞧你丫哪操行一點不像劉须蘭。…

馮唐·讀書誤我又一年

日復一日的上班下班, 如廁吃飯, 長鬍子又刮臉, 感覺自己原地轉圈, 世界無聊靜止。但是一些小事物提醒你, 世界其實是運動的, 比如銀行戶頭里逐漸減少的存款, 比如臉皮上逐漸張大的毛孔, 比如血管里逐漸下降的激素水平, 比如腦海里逐漸黯淡的才氣, 比如心中逐漸模糊不清的一張張老情人的面孔和姓名。其實, 自己是在原地下墜, 世界無情運動。

街頭豎起了聖誕樹, 編輯寫電子郵件說, 年終了, 作小結了, 一樣提醒我, 世界其實是運動的, 就又一年就又沒了。

2002年的讀書,…

學生物的時候, 教授講, 每個存在都是一個奇跡, 所以我們要捍衛物種多樣性。翻閑書, 哲學家講, 幸福的嚴格定義是多態, 所以隔壁班上女生的豆腐再好, 我還是偶爾想起陳麻婆的豆腐, 所以花瓶里的玫瑰花再好, 我還是間或想起蒜蓉的西蘭花。

於是我們期望改變, 期望不一樣。

摘下眼鏡, 戴上墨鏡, 眼里的姑娘漂亮了, 整個世界變藍了。塞上耳機, 推土機、軋路機的聲音不見了, 陳升在嚎叫：“One night in Beijing, 我留下許多情”。推開門, 雪還沒停, 唯長安街一痕, 景山一點, 所有由現代城領導的“紅配綠, 賽狗屁”建築, 都被白色鎮住。一覺兒醒來, 窗戶陰仄, 雨疏風緊, 想起年輕時候好多個不明白, 其中包括一張臉能夠長多少個包、一雙腳能夠走多遠、一個姑娘能夠想多久。還有,…

早在和小翠見面之前, 就聽過她的種種傳奇：說是典型北京姑娘, 性格豪爽、蔑俗、自在、粗糙。說是祖籍南方, 長相娟秀、高挑、內斂、桃花。說是十四歲出道, 敢喝能喝、敢睡善睡, 艷名飄揚。總而言之, 近幾年北京街面上的各路男女名人、老少另類如果只有兩個共同特點, 第一就是都喝不過小翠, 第二就是都睡過小翠（或是被小翠睡過）。 

如今小翠坐在我面前, 傳奇繚繞不散, 我開始懷疑這些傳奇的真實程度。小翠一身職業裝, 長髮, 黑襪子, 配件搭配精練老到, 話不多不少, 飯桌上的氣氛不濃不淡。如果她不是談笑間喝了三瓶啤酒, 我會懷疑她到底是不是那個傳奇中的小翠。

小翠一笑,…

識字之後, 兩個詞對我的誘惑最大, 一個是“英雄”, 一個是“美人”。 

“美人”自然人見人愛, 想起來熱血上升：隔壁班上的那個女生昨晚又跟誰睡覺了？可是到底什麽樣的姑娘是美人？隔壁王叔叔的女兒, 同班的小翠, 還是書上說的楊玉環？為什麽胸飽滿一些腰纖細一些就是好看？美人也是人嗎？睡覺嗎？吃飯嗎？每天都洗臉刷牙上廁所嗎？美人在想什麽？這一街一街的兩條腿的男人, 為什麽她單挑了那個人睡覺呢？ 

“英雄”自然人人敬仰, 想起來心中腫脹：我什麽時候才能成為英雄？可是到底什麽樣的是英雄？收臘肉當學費的孔丘, 身殘志堅的司馬遷, 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曾國藩, 還是好事做盡的雷鋒？要走過多少路,…

第二個夢想最終沒有實現。最接近的一次, 姑娘上妝之後, 容貌整麗, 好像榆葉梅花開, 一點瞧不出實際年齡。手下三五百號人, 寫的現代詩也曠然淡遠, 其中一句我現在還記得“我唸了一句瞧你丫那操行, 天就黑了下來”, 讀《素女經》也挑得出錯兒, 說“不就是老漢推車嗎？還轉什麽文言, 弄些鳥呀獸的好聽名字”。我的瑞士軍刀有一天丟了, 我替姑娘開汽水瓶的起子、記姑娘電話的圓珠筆、幫姑娘震懾色狼的小刀一下子都沒了。我想, 風險太大了, 軟飯吃習慣了, 以後別的都吃不了。可能忽然有一天, 心理、生理、飯票都沒了, 還是算了吧。至於男女平等, 還是讓那些長得像F4那樣有男色的去爭取吧。我自己照了照鏡子, 如果這也叫顏色, 那雞屎黃鳥屎綠也叫顏色了。 



我的第三個夢想是像狗子一樣活去。我第一次見狗子, 感覺他像一小盤鬍同口小飯館免費送的那種煮花生米, 他腦袋的形狀和顏色跟煮花生米像極了。狗子的活法被他自己記錄在一本叫《活去吧》的隨筆集里：“我全知全能卻百無一用”, “名利讓我犯暈……至於名利雙收, 當然好了,…

一種方案是遵循價值原則。2000年的早春, 納斯達克五千五百點, 大泡泡晶瑩亮麗。我在亞特蘭大的一個大教堂里, 見到了來開可口可樂董事會的股神沃倫·巴菲特。股神一臉倔強, 堅信大泡泡就是個大泡泡, 再美麗也是大泡泡。他在講臺布道：“第一是價值, 第二是價值, 第三還是價值。就像到市場上買你用得著的產品和服務, 你應該到股市買那些向你提供讓你滿意的產品和服務的公司的股票。”



一年後, 納斯達克跌至不足一千七百點。股神這種價值原則具體體現在彼得·林奇身上。這個基金之王對自己經手股票的幾百家公司了如指掌, 隨時跟蹤, 不到四十鬚髮皆白。這個方案對於中國股民不適用。價值？中國上市公司的價值？摩根斯坦利講, 中國所有上市公司中, 只有二十家具有投資價值。有多少價值, 誰知道呀？再者說, 就算中國有思科, 有通用電器, 一買三千股, 一放二十年, 那叫什麽炒股？對於熱衷於黃毒賭的人來說, 就好像勸他們走出夜總會,…

吳敬璉先生前些日子說了一句話“股市如賭場”, 捅了螞蜂窩。有痛心疾首的, 那是賠了血汗錢又沒多少機會翻本的小股民。有假裝憤怒的, 那是賺了容易賺的錢但擔心有人攪局的莊家。

其實, 吳老先生只是說了一句大實話, 於是犯了某種忌諱。這個世界不怕好話、壞話、廢話, 就怕實話。想起魯迅講的一個段子：說大戶人家給幼公子過滿月, 賓客A說, 此子神秀, 當升官, 大戶酒肉伺候。賓客B說, 此子俊朗, 當發財, 大戶酒肉伺候。賓客C說, 此子肉身, 將來一定會死的, 大戶亂棒打走。股市也一樣, 說好話的如賓客A和B, 吹起一個個泡泡：網絡、媒體、生物、奧運, 莊家待之如上賓, 撥通手機, 告訴他們“我要清倉出貨了, 沒事就跑吧”。其實莊家甚至不怕說壞話的, 允許賓客A和B嘆口氣, 假裝一下正義, 莊家們正好好低位吸貨建倉,…

這個叫布丁的人也注意到, 古龍愛用“胴體”一詞：“早些年我看古龍的小說, 古龍總愛用‘胴體’一詞, 還總喜歡描述女人的腿, 有時我感覺他的女主角只長著兩條腿, 在當時的我看來, 女人身上總有些部位比腿更值得描寫。”我那時候, 還特地查了《現代漢語詞典》, 上面清楚寫著：胴體即身體。我還是執著地認為, 胴體比身體淫蕩一千倍, 胴體是個文學詞匯, 身體是個科學詞匯。我那時候, 充滿好奇, 總想知道事物之間的差別, 比如我的身體和我同桌的身體之間的差別。我還特地查了《新華字典》, 里面沒有男人體、沒有女人體、沒有男孩體、沒有女孩體, 只有一張人體圖解, 畫了一個五大三粗的男子, 一正一反兩張, 穿了個齊頭短褲, 包得嚴嚴實實。

這個叫布丁的人也愛看犯罪電影, 也注意到羅伯特·德尼羅,…

總體上說, 和雜花生樹、群鶯亂飛的南方報紙雜誌相比, 北京的報紙雜誌太天安門、太長安街、太中國歷史博物館、太人民大會堂了。北京辦報紙雜誌的人可以大體分為兩類, 真弱智的和裝弱智的。但是辦出來的東西, 卻出奇的統一和一致：天總是藍藍的, 姑娘總是壯壯的, 黑夜不存在, 極個別的幾個壞人, 留著小黑鬍子, 腦門上寫著兩個隸書黑色大字：“壞人”, 祖國的形勢像是吃了幾百噸壯陽藥, 硬挺挺的想疲軟一小會兒都不行。

所以一直喜歡《三聯生活周刊》。版式爽靜, 文筆通順, 信息煩而不貧, 涉獵雜而不亂, 選題永遠熱點, 發言每每擦邊但是總能不踩地雷。銅板彩印, 長度也適當, 大方便的時候, 翻完半本就可以找手紙了, 睡覺之前, 翻完一本就犯困了。尤其是當三聯的《讀書》雜誌越來越像二流落魄文科學究的學術通訊的時候, 尤其是剛發刊的時候,…

小時候讀古書, 再大些讀洋文, 遇到不認識的字, 我從來不查字典。如果不認識的字少, 看看上下文, 蒙出個大概意思。如果不認識的字多, 索性大段跳過, 反正也不是高考試題、新婚必讀, 也不是我家的族譜。 

《詩經》也是這樣讀的, 連蒙帶猜讀《國風》, 大段跳過《大雅》、《小雅》。《國風》寫得真好, “有女懷春, 吉士誘之”。和馮夢龍編的《掛枝兒》一樣好, “怎如得俺行兒里坐兒里茶兒里飯兒里眠兒里夢兒里醒兒里醉兒里想得你好慌”。和中學操場邊上的廁所墻壁一樣好, “校花奶脹, 我想幫忙”。

之後看關於《國風》的書評, 說《國風》“好色而不淫, 悱怨而不傷”,…

我羨慕那些生下來就清楚自己該幹什麽的人。這些人生下來或者具有單純的特質。如果身手矯健、心止似水, 可以去做荊軻。如果面目姣好、奶大無邊, 可以去做蘇小小。或者帶著質樸的目的, 比如詹天佑生下來就是為了修一段鐵路, 比如孫中山生下來就是為了搞一場革命。我從生下來就不知道自己該幹點什麽。我把自己像五分錢鋼蹦兒一樣扔進江湖上, 落下來, 不是國徽的一面朝上, 也不是麥穗的一面朝上。我這個鋼蹦兒倒立著, 兩邊不靠。 

其實很早我就知道我只能幹好兩件事情。第一是文字, 我知道如何把文字擺放停當。很小的時候, 我就體會到文字的力量, 什麽樣的文字是絕妙好詞。隨便翻到《詩經》：“青青子衿, 悠悠我心。但為君故, 沈吟至今”, 就隨便想起喜歡過的那個姑娘。她常穿一條藍布裙子。她從不用香水, 但是味道很好, 我分不清是她身子的味道還是她裙子的味道, 反正是她的味道。第二是邏輯, 我知道如何把問題思考清楚。隨便翻起《資治通鑒》, 是戰是和,…

我說, 您放心吧, 我堆上書之後, 還在樓板上跳了好些下, 沒塌, 還到蔡伯伯家去了一次, 相應天花板上也沒看到裂縫。再從美國打電話來, 是姐姐, 說老媽做夢把書箱子從一個屋子挪一些到其他屋子, 累慘了, 心臟病犯了。除了房子, 還有寬帶網, 我跟英國大使館的半大老頭說, 還是留著吧, 北京也沒有《閣樓》賣, 你老婆也不在, 他說, 是啊是啊。還有手機, 申請了一個語音信箱, 中英文各錄一遍, 大意說, 我到南方去了, 有話就撂下。反復聽了好幾遍錄音, 才勉強接受, 電話里那個公鴨嗓的男聲是我自己的。 

然後是處理身外之羈絆。頤和園的西堤和故宮後屁股上的筒子河, 我帶不走, 但是要使盡全身力氣, 惡狠狠地看一眼, 聞一鼻子, 能摸的地方慢慢摸兩把：一棵是桑樹, 另一棵也是桑樹。古玩城帶不走, 但是壞蛋仗義行俠的玉商小崔勸慰我, 香港有個荷里活道, 道上也有壞蛋玉商, 如果我眼力比他們毒辣, 這些壞蛋玉商偶爾也被迫仗義行俠,…

我原來以為, 換個工作, 換個城市, 就像換個褲頭那樣簡單。

當時一個人從北京去美國, 四六不懂, 也就是簡單托運兩個巨大的箱子, 隨身書包里幾十張盜版光盤, 貼肉錢包里幾張薄薄的百元綠色美鈔, 我首都機場里抱了一下面目如春花身體如高粱飴的女友, 向老媽老爸揮了一下手, 在飛機上曲折婉約地睡了一覺兒, 就到美帝國主義的地方了：多數人講英文, 花草整齊, 地上沒痰和煙頭, 咖啡和可樂都散發著資本主義的味道。

所以想像從中國的北京轉到中國的香港, 我想應該像換個褲頭那麼簡單：舊的褪下來, 扔進洗衣機, 新的從衣櫃里拿出來, 踹兩下腿套上身體。

但是,…

這兩點, 突出表現在貝爾納·里厄和帕納盧神甫的對話和交鋒中。這種吵嘴和臭貧對我有莫大的吸引力, 類似的還有《紅樓夢》開始三十回賈寶玉和林黛玉鬥嘴, 以及格非《相遇》里蘇格蘭傳教士約翰·紐曼和西藏扎什倫布寺大主持之間的牛皮。 

貝爾納·里厄不相信上帝, 帕納盧神甫堅信上帝。 

在鼠疫剛剛發生的時候, 帕納盧神甫進行了第一次佈道：“我的弟兄們, 你們在受苦, 我的弟兄們, 你們是罪有應得。”“歷史上第一次出現這種災難是為了打擊天主的敵人。法老違反天意而瘟疫就使他屈膝。天主降災, 使狂妄自大和盲目無知的人不得不屈服於他的腳下, 有史以來一直如此, 這點你們要細想一番。跪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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