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卻沒有這種美事兒。月票倒是有，但它跟普通車票一樣是案里程計價。的三公里和五公里的電車票價不一樣，月票票價也就不一樣。雖說買月票比買車票要便宜一點，但還是相當貴。所以在日本，人們買月票都是只買自己每天不得不往返的一段路程的月票。

那時，從我家到學校中途要轉換三次車，單程需要一個多小時，最要命的是買一次月票就要花三萬多塊錢。這筆錢幾乎佔去我一個月生活費的三分之一。東京的交通費高昂，連日本人都吃不消，更甭說像我這樣的窮學生。自費留學，處處要為錢而發愁。不光要考慮學費，房租，夥食費，書本費……還不能不考慮交通費用。…

要知道，這種擠實在是很可怕的。強大而持久的壓力常使呼吸幾乎窒息，支撐著胸腔的肋骨架常常像頃刻就要被壓扁。萬一要是遇上面前是一根鐵柱玻璃窗或門什麽的，你還不得不忍受那被擠壓著腦袋，硌著骨頭的疼痛。夏天，還要加上個。熱盡管冷氣吹著，可架不住人墻密不透風。一個個大汗淋漓的軀體楞被貼餅子似地貼在一起，死活動彈不得。特別可憐的是那些一本正經地穿著西裝的男人（在日本，除幹體力勞動的人之外，男人上班一年四季都必須穿西裝），在這種高溫和擠壓之，下一個個緊箍著領帶的硬挺挺的白襯衣領幾乎沒有不被汗水浸得透濕透濕的。…

很久很久以前，一位朋友曾對我講過：東京的電車每天早晨上班時間非常擁，擠甚至於擠得關不上車門。為此竟然產生了這麽一種工作——把在車門口，專管把那些想上車而擠不進去的人推進去。當時聽來，這話像是個笑話。世界上難道還有比中國更擁擠的電車，汽車嗎？耳聽為虛，眼見為實。來到東京，雖說沒瞧見過幹那種往車里推人工作的學生，卻實實在在地嚐到了擠車的滋味。甚至覺得，說東京的電車比北京的更擠並不算過分。

東京的交通盡管十分發達，可架不住在二千一百多平方公里的面積上擠著一千一百六十多萬人口（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公里五千三百多人），而人們上班所使用的交通工具又主要是電車，你想想，能不擠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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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化。究竟什麽是現代化？現代化的社會是什麽樣的？

一到日本，最先感覺到的就是交通事業的高度發達。密如蛛網的高速公路，處處林立著的各種結構的立交橋，來往穿梭的各類車輛，一切交通工具的高速度運，轉無以數計的交通線路……而更重要的是，在你需要的時候，你完全無需為尋找某種交通工具而犯愁，或為長時間的等待而心焦。

歷史，如今已進入到這樣一個嶄新的時代。時間的價值被提到了空前未有的高度。一分鐘，哪怕一秒鐘都意昧著“無價”的財富。平白無故地讓時間白白流失已成了最不可容忍的事。都說：“要與時間賽跑。”怎麽賽？拿什麽跑？腿兒？馬？牛？車三輪車？自行車？“嘣嘣車”？還是那不緊不慢，停停走走，邁四方步的公共汽？車都不行。唯有現代化的交通工具和現代化的交通服務。…

在集中著全日本人口十分之一的東京都，人們每天的一切社會活動都與四通八達的電車運行和電車運行的精密時刻密不可分地聯系在一起。幾乎每人兜里都揣著袖珍東京電車路線圖和各路電車精密行車時刻表。時間——這抽像而又客觀的東西，由此變得能動起來。它仿佛就揣在人們的兜里，捏在人們的手里，聽從著人們意誌的調遣與支配。

東京的公共汽車站是在大馬路邊上。而電車站則如同火車站一樣，或是在某幢龐大的建築物中，或是在地下。它宏大寬敞，多層。特別是一些主要大站（如銀座，新宿，上野，池袋），縱橫交織的各路電車線路與連接著幾十個出口的人行通路主體交叉，上上下下，左左右右，曲折迂回，一走進去既像是進了前門鬧市（里面擠滿商店），又像是闖入了一座迷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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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件事，我印像很深。

一次課間聊天，一個臺灣的同學抱怨說：日本家庭里洗澡的浴缸太小，進去轉不開身子，每天洗澡別別扭扭很不痛快。說臺灣家庭里的浴缸都很寬大，可以躺在里面休息……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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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和他們都常在業餘時間看報。自然，我們看我們的54321，而他們看他們的54321。後來，關係漸漸熟些了，作為一種了解也不免互相交換著看一看。但不管是我們還是他們，都覺得讀對方的報紙是一件頭疼的事。讀滿篇簡化字的54321，對他們來說，幾乎不比讀日文的54321省力多少，不認識的字一個又一個。他們說：“這樣下去，我們快要變成文盲了。”而我們對54321也很不習慣：麻麻紮紮，筆劃繁瑣的漢字；在我們生活中已不常用，看去十分陳舊的大量詞匯；以及由於讀不慣豎排版報紙，常常得像捉迷藏似地，在整個版面上來回苦苦地搜尋文章的上文或下文……

至於說到日常的學習生活，我們與他們就更不同了。…

一回到教室，高就對班上其他臺灣同學說起來：“曉得嗎，剛才我們聽陳小姐彈鋼琴了。都是中國的民歌。好好聽喲！明天你們不去聽聽看？”

“真的嗎？要去要去！”

“我也去聽一聽！”

他們居然也是我的知音——我覺得是那麼不可思議，卻又那麼高興。

還有一件事，想起來更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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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笑見笑！”

“呀，彈得真好，我們還以為是在放錄音。”

“你彈的那些曲子好動人，一聽就是中國味道的。我們本來只想在這里坐坐就走的，結果你看，聽著聽著就不想走了，一直坐到現在。”和高一起的一位臺灣女生說。

“真的？”聽了她的話，我心裏說不出有多高興。連忙回過頭去招呼我的夥伴：

“喂——你們聽見了沒有？他們居然也喜歡聽咱們的曲子！”…

“你們中國的女孩子是不是越喜歡，就越對誰表示出冷淡呢？” 

“那可不一定，中國的女孩子也是各式各樣的。” 

“她說她畢了業以後一定要回中國，難道你們都必須回去嗎？”

“不能說必須，可是想回去的恐怕不是少數吧。” …

一上電車你就看吧：除了老人和帶著孩子的婦女，差不多的人手里不是捧著書就是拿著報紙或雜誌。坐著的在埋頭閱讀，站著的也在埋頭閱讀，甚至就是在相當擁擠的情況下也照讀不誤。確實，社會的高速度發展帶來了信息的瞬息萬變，一步跟不上就可能落伍，甚至一敗塗地。必須爭分奪秒地去捕捉信息和知識，從當天的報紙，到最新雜誌，書刊。

東京所有車站上都有報刊亭，那里出售當日乃至當時的最新報刊書籍。人們常常是在上車前買一份報紙或雜誌，坐一路車讀完，到下車出站時，順手扔進車站廢報箱。如果還要倒車，那就再買另一份報刊在下一段車上讀。還有很多人利用乘車時間工作——老師判作業，編輯看稿件，音樂家讀譜子……除了上學，放學的中小學生外，在電車上聊天的人一般很少。甚至就連幹站著的人也很少。要是不讀什麽，就索性打盹兒，睡它一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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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記得有一次，我和川崎去伊豆半島她父母家度假，乘的是長途電車“小田急線”。由於是長途，車內供應各式各樣的食品飲料，雜誌和地方土產。車內的女服務員一個個穿著剪裁精致的漂亮制服，微笑著細聲細氣地為乘客進行各種服務。

兩個小時的行程之後到了終點。大約是下午4點多鐘，天下著蒙蒙細雨。我從車門往外走時驚奇地看見，那些漂亮的女服務員在一個個車門之外排成一長列整齊的隊伍，冒著雨向一位位下車的乘客頻頻彎腰鞠躬，並一聲接一聲地：“您辛苦了！謝謝您！……”我不知道這列車總共乘坐了多少客人（總有上千吧），所以也就不知道她們一共要鞠多少次躬，道多少個謝。只知道，她們的頭髮全被雨水淋得濕漉漉的了。

 …

教室里靜極了，靜極了。我一邊講著，一邊在黑板上畫著。時不時地從臺下一雙雙緊釘著我的凝神，專注的目光中感受到一股股向往中華大地的感情和愛國之心的搏動。它們感動著我，也刺激著我，使我不能不想盡可能多地給予他們，滿足他們。原來只打算講講“海市”的，可不知怎麼隨蓬萊這個引子，有關祖國的山河風光的話題便像決了口的江流一般濤濤不絕地奔湧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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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關係沒關係，就講吧，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正要張口，偏偏就在這個時候上課鈴響了。他們只好不無沮喪地散到座位上。張志良坐在我的後邊，輕輕用手指頭捅了捅我：

“明天吃完中午飯！聽見沒有？”

我使勁點了點頭。

第二天中午，我匆匆忙忙吃完飯就趕回教室。一拉開門，我嚇了一跳：平常頂多只坐十一二個同學的教室里，今天竟擠了那麼多人，而且有不少人我都不大認識。坐在最前面的張志良朝我招招手：…

“到底，你們和臺灣同學之間存在不存在共同語言？”

如果在我沒來日本之前，有人向我提出這樣的問題，我會不假思索地回答：“怎麼沒有呢？都是中國人。”如果，這個問題提在我剛到日本不久，我可能會考慮半天，然後說：“這個問題很難回答。似乎，他們和我們不是一碼事兒。”可如果今天，再有人向我提這個問題，那我會肯定地回答：“有共同語言。我們是兄弟。盡管我們之間有著種種不同，甚至剛接觸時都產生過某種複雜微妙的心理。”

確實。和他們認識一段時間，我就發現所謂“臺灣人”也是形形色色，而其中的絕大多數對中華大地非但不存在敵意，甚至相當地熱愛，向往。別看他們都是生在臺灣，長在臺灣的青年，但顯然中華民族的血液也同樣在他們的血管中流動。只要撥動了“中華民族”這根琴弦，我們和他們之間就會自然而然地產生共鳴。…

到日本語學校的第一堂課，同學們一個一個站起來進行自我介紹。來處臺灣的同學在介紹自己國籍時，都無一例外地自稱“中華民國”。我乍一聽到這個詞，一種反感夾雜鄙視的感情立刻控制不住地冒上來。明明是中國的一個島，卻偏偏要稱什麼“國”！

這節課剛下，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不約而同地聚到一起：

“什麼‘中華民國’，真荒唐！可笑！”

“咱們跟他們接觸可要小心，聽說那里邊有人是特務。”

“真的？”

“那還有錯！”…

一般說來，日語基礎差的自費留學生初到日本都得先專門進修一段時間的日語。在日本各地，為外國人提供這種學習條件的日語學校數量相當不少。我到日本的第一年就是在東京拓殖大學附設的日本語學校學習日語的。這所學校在同類學校中雖不能說首屈一指，卻也堪稱名列前茅。它有五十多名教師和幾百名來自世界各地的學生。學校根據學生的不同需要開設了各種教學課程。以程度劃分，有初，中，高級班；以學習期間劃分，有三個月一期的，也有六個月一期的；設有日間班，夜間班等等。

進入這個學校感覺最新奇的是，學生的所在學習班級並不固定，而是根據每次考試的成績不斷加以調整。成績好的不斷提上去，成績壞的不斷刷不來，一次又一次地循環。剛進日語學校的頭一天就是一場考試，根據程度編班。我最初是被編在B班（A班為程度最低），後來經過一場又一場的考試，漸漸由B班升到C班，D班………

到味道園做打工以前的日子是我覺得最難熬的一段。日語學校的課每天都是下午4點結束。我卻害怕下課，害怕回家。我怕在那四處散發著寒氣的幽暗屋子里幾個小時眼巴巴地等待川崎回家，我怕在那寂靜得如同墳墓般的空屋子里聽窗外嗚嗚嘶叫的風聲。

那時，時間過得是多麼慢，慢得叫人簡直受不了。紅光閃閃的煤氣取暖器幾乎不能給這座日本舊式木板屋帶來多少暖意。呆呆地蜷縮在沙發上的我，只有一遍又一遍無可奈何地咀嚼著寒冷，饑餓，寂寞的苦味。活像安徒生筆下那個賣火柴的小女孩，我閉上眼，眼前一會兒是北京那燒著暖氣的溫暖如春的家，一會兒是朗聲大笑的父親，日夜操勞的母親，一會兒又是大盤大碗香噴噴熱騰騰的餃子，燉雞，涮羊肉……

 …

身居海外的人常愛用“寄人籬下”這個詞來概括自己的生活感受。到日本以後，我多少也算是領略了一些“籬下”的滋味。這種滋味說透了，其實就是感覺受到某種無形桎梏的不自由的困苦。所謂“桎梏”，有時可能來自人為，但也常常來自另一個國家，民族的另一種截然不同的思想方法或社會習俗。

別看中國和日本僅僅一水之隔，坐上飛機用不了兩三個小時，可在思想觀念，生活習慣上卻天差地別般地不同。

比方說“吃”，中國人是講究實惠，首先從好吃，從增進食欲出發。而日本人則是營養價值第一，好吃不好吃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一頓飯（早、中晚飯還各不相同）要向身體里輸送多少維生素，蛋白質，熱量……。為此，他們不但雞蛋，牛奶，魚，蔬菜全都生著吃，而且把水果看得比飯更重要。…

“聽說松下君下個月就辭工不幹了，是嗎？”我問。“他馬上就要大學畢業，該正式工作了。還有山本君也要走。他母親病重，他得回鄉下去。”

松下，山本都是烹飪的主力。他們一走，店里的工作，尤其是店長更要忙得四腳朝天了。我甚至可憐起店長來。

“那店里的工作怎麽辦呢？”

“沒關係！”他反倒滿不在乎：“只要咱們每個人再加一把勁兒！”

“如果再有人要走呢？要是店里的打工的人都走光了呢？”我故意把情況說得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