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造未來世界的15種主要趨勢

一場革命正在改變著你的生活和你的世界。

你是生活在新時代的第一代人，這個時代在一個差不多一切都會發生的紀元裡提供了對未來無限的選擇。…

　　弗雷德裏克·詹姆遜、安德斯·史蒂芬森和考奈爾·韋斯將編纂

　　在卡拉杜賓人看來，與從博物館和資料庫中焚燒的舊東西相關聯的一百萬年在史書中也只需一句話就可以總結：基督耶穌死後有一個延續了幾近一百萬年的重新調整時期。

　　庫爾特·馮尼格特《泰坦的女妖》

　　1957阿爾及爾戰爭加納獨立

　　　　蘇聯人造地球衛星

　　1958戴高樂重掌政權；

　　　　第五共和國歐洲經濟共同體

　　1959古巴革命紐黑文的城市重建

　　1960中蘇分裂

　　　　美國北卡羅來納州格林斯巴勒市第一次靜坐示威

　　　　美國北卡羅來納州肖學院（Shaw College）的一次學生靜坐示威，會議成為學生非

　　　　暴力聯合委員會（SNCC）的開端

　　1961約翰·肯尼迪就任美國總統

　　　　激進的剛果領導人盧蒙巴被謀殺…

　　這是60年代的初期。我是一個失業的單身漢，一個心灰意懶的後斯大林主義者。距赫魯曉夫的懺悔已經有好多年了，但我仍然深陷泥潭不可自拔……我在政治上仍然是被束住了手腳，動彈不得。在漫長而又循規蹈矩的50年代，我將一生的激進意識和實驗全都束之高閣。然後，我隱約聽到了一絲新生的社會、政治和文化復蘇的回音。對於其中的一些表現形式，諸如靜坐示威、自由旅行、校園沖突和高漲的戰鬥精神，我是全身心贊同的；而對於另外一些方面，如吸毒、年輕人的個人崇拜、追尋極樂世界、奢華放縱的性愛、神秘的儀式、反對理性主義、沈溺於極樂狀態等等，我卻無心認可。根據我自以為不錯的觀察，這些小資產階級的年輕人還是老樣子：他們想去解放這個社會，可他們卻沒有從真正客觀的（也就是馬克思主義者的）社會關註出發，而是僅僅著眼於一種自戀式的快樂原則。 …

　　想像一下1959年的我：22歲，住在內布拉斯加州（我在那裏已差不多過完了我的今生），租了我第一間寓所，開始靠給《晚報》社會專頁撰寫頭條謀生，養息著我那顆因發現自己將不能像媽媽和灰姑娘一樣結婚、幸福此生而受傷的心。我是所謂“沈默的一代”的成員，我們中的很多人都默默無聞，40到50年代，在麥卡錫和朝鮮戰爭的余波裏，無聲無息。這對於一個想成為作家的女性來說是一種奇怪的情形。我在內布拉斯加大學受到新聞和寫作的訓練，在校報擔任政治記者，把約瑟夫·康拉德的名言“一個作家首先要讓讀者明白”作為自己寫作的準則。我實踐著觀察的美的藝術，讓自己處於事件的邊沿，在心裏把形象轉化為文字；除此之外，食和色是我課外的偏好。我極為困惑的是至今我還住在內布拉斯加。那時，這個州對我來說就是虛偽和生活沈悶的象征。我相信，在習慣的中西部微笑的背後，著作出判斷就像《聖經》裏耶和華的判斷一樣苛刻，但又要依據那種判斷。因此，生活似乎基本上是一個小心行事的問題，這是我尤其不能接受的，也是我最憎恨的。 …

　　在我開始把20世紀60年代當作一個歷史時期來寫時，我意識到我不得不勇敢地面對著一種令人不快的事情；不只是感受到像一顆催淚彈一樣籠罩著這一時代的悲劇和暴力，還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帶來的不快。我不是說我以前曾經經歷過，畢竟，我們難免會相信我們曾置身其中的歷史有其不同凡響處。但作為一個歷史學家，我發現了一些驚人的輪廓。從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角度看，60年代有一個熟悉的輪廓，很像是19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那時美國社會和政治生活中有一種相似而莫名的不安。我像尼克松喜歡大選一樣歡迎這種思想；我知道有些事不會發生，直到它真正地發生了我才意識到它為什麽發生，為什麽必然發生。從那以後，我就一直被已有的看法煩惱著。…

　　喬治·肯南（George Kennan）的文章《沒有計劃的叛亂》（《紐約時報》星期日雜誌，1968年1月21日）令人震驚。裏面幾乎沒有一個句子不是虛妄的指控，自我封閉的觀點，不合時宜的憤慨。它是對校園激進左派的全盤歪曲——完全是那種居高臨下、肆意歪曲的敘述，這種敘述認他們的角度出發認定20歲的人，認為“自由主義者”不能理解新的一代，也不能理解社會擺在我們面前的新問題。不止於此，該文還是一篇危險的文章，因為它用了通常羅納德·裏根才用的觀點和措辭，從而使肯南這個名字有了一種特別的分量……

　　我難以相信肯南看過多少立場鮮明的報紙，這種報紙經常由“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發行，而這一全國性的組織代表著校園激進左派的立場。如果他讀了的話，他不可能提到他們“巨大的確定性”，他們“尖叫的脾氣發作”，他們對“唯暴力主義”充滿了興趣。因為他們相信世界會變得更好，差一點使他們變成了“烏托邦主義者”。…

　　大衛·艾魯特（以下簡稱“大衛”）；從本成田機場運動中，我發現有趣的地方是它代表著農民與激進分子的聯合。農民開始起來捍衛自己的私有財產，對政府采取激進態度；而激進分子大多從學生時期就是左派人士，基本上都深入地卷入過反對越戰的示威遊行。這一運動到現在幾乎持續了二十年—一差不多一代人的時間。 

　　《社會文本》記者（以下簡稱“記者”）：我們正在思索這一事件的創造性。其絕大多數左派運動從未能夠動員起這樣一個社會基礎，惟一以與之相比的是歐洲發生的生態運動，但也實在發生得太晚，不能夠作如此的聯系………

　　無論是在英國還是在美國，60年代的名聲都不好。它是保守黨列在仇敵名單上的主要靶子。對於瑪格麗特·撒切爾及其同事而言，60年代是最糟糕的時期。這不只是一個黨的政治觀點，1964－1970年在英國執政的工黨政府就宣稱，60年代是造成動蕩的原因，更是廣泛動蕩產生的結果。英國60年代的病癥表現在文化方面；從人們對於極端自由主義的膜拜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一點。公眾放任不顧，個人則自我放縱，極端自由主義者陶醉於不要為任何後果負責的快感之中。事實上，從保守黨的角度來看，後果是讓人震驚的。社會的安定（老人與家庭，教堂與等級，文化與國家的權威）漸漸受到破壞，英國社會民主最終淪為一個軟弱無力的、空想社會改良的、福利的國家（就像藥片一樣），被用來避免任何道德闡釋的制度，模糊商業活動中規則所起的作用。 …

概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