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以来，马来西亚华社常以「华媒、华教、华团、华商」作为社群发展的四大支柱。这四者看似分属不同领域，实则血脉相连，其共同的精神基础皆源自中华文化。中华文化不仅提供语言系统、价值传统与历史记忆，也构成华社得以延续与自我辨识的核心。然而，若仅停留于「源自中国」的理解，而忽略其在马来西亚本土数百年的转化与生成，反而限制了华社的想像与前进的可能。

带动唱是青运每一回培训课程的重要活动之一。1990年代，陈明发博士配合沙巴青运实验采用录影制作活动，推进“我爱我的乡土”多媒体工艺醒觉运动。图为斗湖支会会员拍摄带动唱音乐视频一景。
图 11：陈明发博士（左四）与《追星星的人》众艺人于直播节目后合照。左起陈立农、周洁琼、吴奇隆、沙巴孔院院长邓嵘、林峰、丁禹兮、「阿牛」陈庆祥及蔡文静。

事实上，马来西亚的中华文化，并非原封不动地复制自中国大陆。自早期华人南来以降，经历两三百年的落地生根，它早已在实践中吸纳了马来社会、南亚文化、伊斯兰文明、殖民经验，以及全球化视野等多重元素，逐步形塑出一种独特的「在地中华文化」。这种文化既保留汉字、儒家伦理与节庆仪式，又在语言、生活方式、价值排序与社会关系上呈现混融与变异，其实是一种高度动态、跨文化的成果。

然而，这个现象长期以来被华族自身所忽略，甚至被视为「不够正统」。不少人仍以中国为唯一文化中心，将在地经验视为次要或过渡状态。这样的心态，使华媒在报导与论述上过度仰赖外来叙事，华教在课程与想像中难以自我定位，华团活动流于形式重复，而华商的文化责任也往往被简化为资助或赞助。四大支柱因此各自运作，却缺乏一个能够凝聚共识、面向未来的文化核心。

若华社希望在上述四大领域有所突破与提升，关键正在于重新认识并正视「马来西亚中华文化」本身。这不只是文化研究的课题，更是身份认同与集体方向的问题。当我们能够肯定自身文化的在地性与多元性，华媒才能发展出更具深度与公共性的论述；华教才能培养既扎根本土、又放眼世界的下一代；华团才能超越宗乡或功能取向，成为文化创新的平台；华商也才能在经济之外，承担文化引领与社会责任。

最终，发展马来西亚的中华文化，不是与中国文化对立，而是在承继之中转化，在融合之中创新。唯有如此，华社才能建立真正属于自己的文化共识与前进的认同，并在多元社会中，以自信而开放的姿态，迈向下一个阶段。

华创：在地中华文化创意生态

若说华教、华商、华团与华媒是马来西亚华社的四大支柱，那么在当代多元与快速变动的社会条件下，仅靠「支柱」的稳定已不足以支撑未来。华社需要的是一个能让四者彼此放大、交互作用的动能，这正是「华创」的意义所在。因此，（华教、华商、华团、华媒）× 华创，并非简单相加，而是一种倍增关系，其核心指向「在地中华文化创意生态」的形成。

所谓华创，并不是狭义的文创产业或商业包装，而是一种以马来西亚在地中华文化为根基，结合创意思维、跨界合作与公共价值的整体生态。在此生态中，华教不再只是知识传递者，而是文化创意的孵化场。课程设计、语文教育、历史叙事若能融入本土经验与跨文化视角，便能培养具有文化自觉与创新能力的新一代，为华创提供源源不绝的人才与思想。

华商则是华创生态中不可或缺的推动者。当华商跳脱仅以效率与利润为导向的思维，而将投资视为文化参与与社会实践，便能为在地中华文化提供可持续的资源与平台。文化品牌、内容产业、社会企业等，皆可成为华商与文化创意结合的具体场域，使经济力量转化为文化影响力。

华团在此方程式中，扮演连结与实验的角色。它们最贴近社群，也最能回应基层文化需求。透过跨族群、跨世代、跨领域的合作，华团可成为文化创新的试验场，让在地中华文化以更开放、包容的方式走向公共空间，突破传统宗乡或功能性的框架。

至于华媒，则是华创生态的叙事者与扩散器。媒体若能以在地中华文化为主体，主动书写、诠释与反思华创实践，不仅能形塑公共论述，也能建立华社对自身文化创新的信心与认同。

当四大支柱与华创相乘，所生成的，将不只是零散的文化成果，而是一个具有自我更新能力的在地中华文化创意生态。这样的生态，正是华社在多元社会中持续前进、共同迈进的关键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