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個是政治上的。從表現形式來看，不同的藝術在公共性和私人性，建築是公共性最強的藝術，其次是音樂、表演藝術、造型藝術和工藝美術，最後是詩歌與文學。政府的責任是提供公共服務和公共物品，它所應資助的主要是各種“公共藝術”。但即使是公共性藝術，英國政府也未予支持，如不再保護受到開發破壞的鄉村、不再修繕林肯大教堂等。



而且，一些最具公共性的莫過於公共表演和公共儀式，不只是英國，而且西方民主國家都普遍被忽視了。民主政府和輿論將這類公共藝術或視之為古舊的奇特之物，或視之為野蠻的、或至多是幼稚的行為。



凱恩斯認為，這是一個極大的、也將是災難性的誤解。因為同一地方的人聚集在一起共同慶祝、共同感受，是人類的一種普遍性需要；而這類活動所喚起的共同感情也是地區、民族與國家的聚凝力之一。無論從滿足公民需要還是強化國家整合來說，政府都應對之高度重視。那麽民主政府何以不鼓勵、不支持這樣的活動呢？據說，這是因為政府擔心大量人群的積聚可能會導致動亂。…

高更稍後來補充道：“那些獨立藝術家的才華和他們樹立的榜樣足以說明經費的無用和官方藝術部的無能。庫里埃的話至今仍是真知灼見：‘政府鼓勵的東西日趨衰落，政府保護的東西壽終正寢。’……”[47]



對此，我們或許能夠用19世紀政府資助方式的不完善來解釋，但當代的情況又如何呢？直到20世紀末，法國社會學家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等人還發現，存在著“國家資助者像私人資助者那樣將掌握國家權力的作為資助的對象或者甚至組成一個‘作家’、‘藝術家’、‘研究者’的小朝廷”的現象，存在著“國家資金常常用來支持矯揉做作的藝術粗或官方藝術，國家訂貨很容易被政治壓力所左右”的現象。[48]…

這一簡要的歷史敘述表明，文化藝術在經濟上不能自我維持，而傳統的恩主還是現代的的市場，在支持、回報藝術方面都有內在的不足。文化藝術的繁榮，需要有新的贊助方式。

當代文藝的贊助體系，主要由社會主導和政府主導兩個體系。不同的社會組織有其特定的考慮和動機，為了獲得這種贊助，藝術家必須遵循組織所制定的繁縟的標準，藝術品則被用於體現組織的目標，成為公共關係的一種工具，因此很難體現其公共性。這是一個需要重新討論的主題。這里主要討論的政府資助問題。

政府的文化政策基於不同的國情和傳統。在歐洲，藝術資助主要來自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這樣的體制相對簡單、固定、集中化，主要由大型的文化部門來實施。同時，由於藝術人才通常屬於公務員序列，或屬於執政黨政治上的受益人，因此具有很強的政治色彩。…

以18世紀為例，當時的藝術家一般是在貴族贊助下進行創作，他為那些在社會地位和財產地位上比他高的公眾創作。這並不意味他的作品沒有普遍意義，因為接受贊助的藝術是技巧嫻熟的大師，是接受贊助人的委托而工作的匠人，而贊助者感興趣的是他的作品而不是他的個性，所以其創作必然會被引向古典主義的客觀性和自我克制，而不只是對恩主個人的趣味和標準的滿足。



贊助制度使藝術家能夠獲得經濟保障並能夠在其中社會中發揮作用，這種制度使那些成功地適應了它的要求的偉大藝術家得到很多好處，像德意志音樂家海頓（Franz Joseph Haydn）所顯示的那樣；而奧地利作曲家莫扎特（Wolfgang Amadeus Mozart）的悲慘命運又說明那些不能適應的藝術家來說，這一制度強加給他們的負擔是多麽沈重。進而，這種制度贊助的對象總歸有限。…

綜上所述，從古到今的文化審查，說到底都是一個權力問題。重要的不是文化要不要審查，而是誰來審查、依據什麽標準來審查、審查是否有效？



中國學者朱光潛在總結西方文化史上有關文藝與道德的討論後指出：“柏拉圖是第一個主張文藝要經國家審查的人，不過他的理想國並未實現，他的文藝主張也是徒托空言。



“中世紀耶教徒一方面想利用文藝，同時也設法箍投制文藝，但是說來很奇怪，最放任不羈的也莫過於中世紀歐洲文藝。雖然在表面上它有時塗了一些宗教的色彩做護身符，……英國清教徒當政時以為戲劇傷風敗俗，嚴加禁止，但是查理二世復辟以後，戲劇復興，偏要觸犯清教徒所忌諱的猥褻佻達的言貌。…

能否接觸淫穢作品的標準，取決於教育程度和性別年齡。這種中產階級紳士們的規範其實是一種教育不平等、性別不平等和年齡不平等。政治上是否正確之外，它還面臨著事實上的困難。比如到20世紀末，女性觀看者已成為色情電影潛在的、最龐大的市場，而女性制版人、導演和明星也已在色情電影產業中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



嚴格地說，無論是區分藝術作品與色情作品，還是區分不同讀者，其理論基礎都還是柏拉圖式的不平等觀念。這種觀念以改頭換面的方式在現代文化觀念與制度中復興，與現代大眾文化、文化產業相關。

首先是大眾的崛起。區分文學傑作與淫穢作品、區分作品與讀者（實即不同讀者）的背後，核心是對“大眾”的不信任，是對少數人文化權利的維護。根據英國學者肯德里克（Walter…

所以，文化審查的歷史是一部非人道的歷史，是權力專橫肆意干涉文化的歷史，它實際上是以一群人、甚至一個人的標準來打壓大多數人的文化權利。



正因為如此，文化審查理所當然地也是一部“異教徒”和文化殉道者反抗和抵制的歷史：種種逃避審查、挑戰權威的文化行動譜寫了文化史的無數悲歌。在此過程中，有兩個特別值得研究的現象。一個是反常性的，即審查制度使自己變成了被禁思想的最佳傳播者。一個文化產品，往往因其成為禁止的對象而廣為傳播。



2014年，根據德國版權法，書籍版權在作者死後70年失效，希特勒《我的奮鬥》一書的版權將於2015年到期，屆時此書將歸屬於“公共領域”圖書，出版禁令將自動解除，因此多家出版商表示了對該書的興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