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上所述，從古到今的文化審查，說到底都是一個權力問題。重要的不是文化要不要審查，而是誰來審查、依據什麽標準來審查、審查是否有效？

中國學者朱光潛在總結西方文化史上有關文藝與道德的討論後指出：“柏拉圖是第一個主張文藝要經國家審查的人，不過他的理想國並未實現，他的文藝主張也是徒托空言。

“中世紀耶教徒一方面想利用文藝，同時也設法箍投制文藝，但是說來很奇怪，最放任不羈的也莫過於中世紀歐洲文藝。雖然在表面上它有時塗了一些宗教的色彩做護身符，……英國清教徒當政時以為戲劇傷風敗俗，嚴加禁止，但是查理二世復辟以後，戲劇復興，偏要觸犯清教徒所忌諱的猥褻佻達的言貌。

“近代各國政府多設專門機關去檢查審定文藝作品。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和波德萊爾的《罪惡之花》都受法國政府檢舉過，惹起轟動一時的訴訟。喬伊斯和勞倫斯的幾種名著也被英國政府禁止過。但是這些被禁止的書籍銷行反而更廣。政府的干涉恰好替它們做了廣告。……有遠見的政治家和道德家最好讓思想和情感自由流露，如設堤防去阻止它們，一旦堤防決口時，它們便不免泛濫橫流，走到另一極端，影響反更壞。

“到了最後，文藝作品的檢查審定者還是人民自己。哪一個時代沒有一些無藝術價值而且有害世道人心的作品？但是這些作品中哪一部分後不遭自然淘汰？一般負檢查審定文藝作品之責的官吏不幸大半都不是理想的文藝裁判者，他們不是見地狹隘，就是趣味低下，結果不但無補於世道人心，而且引起一般對於文藝與道德的討論生極強烈的反感。”[40]現在看來，這些觀點仍然是合理的、正確的。

當然，禁止與限制只是政府管理文化的一種手段，這是對“異端”和反對派而言，與此相應的另一種手段，是以補貼的方式鼓勵和支持符合政府標準的文化。權力不僅是文化發展的壓力和破壞力，也是文化發展的推動力。

2、藝術補貼是否合理？

文化藝術是寶貴的。它不但人類創造精神和理想價值的充分表達，而且也為最廣大的公眾所需要和喜愛。但是，令無數創造者和欣賞者不安的是，從事文化藝術的人經常不能養活自己；一些偉大的傑作無法獲取經濟和實用的回報；以牟利為目的創作通常會受到批評，至少也是評價不高。法國路易十四時代的布瓦洛（Nicolas Boileau Despreaux）在為文藝制定規則時，明確批評“憑利害決定褒貶，為金錢出賣謳歌”的拜金主義，並在金錢與文藝之間劃下一個嚴格的界限：“如果你的心目中一味地只愛金錢，/那麽，趕快離開這白美斯幽雅之區，/因為這河的兩岸絕沒有財神廟宇。/對最淵博的作家正如對偉大戰士，/阿波羅只許給了一些榮譽和桂枝。”[41]一直到文化產業、文化經濟蓬勃發展的今天，文化活動也不能與逐利行為完全等同。

1、永遠的遺憾：藝術無法得到充分支持

文化與經濟、藝術與財富的這種疏遠甚至對立，除了一些文化人或作品自覺對抗當時當地的政治—宗教權力，挑戰流行的趣味和標準，因而受到打壓或冷落之外，文化藝術一般不能直接進入交換領域是一個更基本的原因。詩歌不能賣錢，美術不能致富，音樂無法謀生，在貧困中死去的並不只有《堂吉訶德》的作者塞萬提斯（Miguel de Cervantes Saavedra）、音樂家舒伯特（Franz Seraphicus Peter Schubert）和畫家凡高（Vincent van Gogh）。

所以，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文藝繁榮的前提是恩主（patronage）的保護和資助。19世紀之前，首先是宗教機構，然後是宮廷與王族，最後是特權階級，如貴族和富裕的資產階級，擔當了藝術資助者的角色。文藝復興時期意大利的梅迪奇（Medici）家族的王公貴族、奧地利的帝王等都是著例。“恩主制”意味著藝術家和贊助人之間存在一種個人關係，藝術家得到的自主程度取決於恩主的個性和價值觀。就社會地位而言，藝術家比一個仆人好不了多少，不過這種情況並不像聽起來那樣沮喪，因為那時社會中的每一個人都是這個或那個王公的仆人。

[40]朱光潛《文藝心理學》（1936），《朱光潛全集》第1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313—314頁。

[41][法]布瓦洛：《詩的藝術》（1647），任典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67頁。“白美斯”（Permesse）與“巴那斯”(Parnasse)是希臘神話中是詩神阿波羅（Apollon）手下各司一種文藝的9個繆斯(muses)的徜徉之地，此處代表指詩壇、文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