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個是政治上的。從表現形式來看，不同的藝術在公共性和私人性，建築是公共性最強的藝術，其次是音樂、表演藝術、造型藝術和工藝美術，最後是詩歌與文學。政府的責任是提供公共服務和公共物品，它所應資助的主要是各種“公共藝術”。但即使是公共性藝術，英國政府也未予支持，如不再保護受到開發破壞的鄉村、不再修繕林肯大教堂等。

而且，一些最具公共性的莫過於公共表演和公共儀式，不只是英國，而且西方民主國家都普遍被忽視了。民主政府和輿論將這類公共藝術或視之為古舊的奇特之物，或視之為野蠻的、或至多是幼稚的行為。

凱恩斯認為，這是一個極大的、也將是災難性的誤解。因為同一地方的人聚集在一起共同慶祝、共同感受，是人類的一種普遍性需要；而這類活動所喚起的共同感情也是地區、民族與國家的聚凝力之一。無論從滿足公民需要還是強化國家整合來說，政府都應對之高度重視。那麽民主政府何以不鼓勵、不支持這樣的活動呢？據說，這是因為政府擔心大量人群的積聚可能會導致動亂。

凱恩斯明白地指出：“大量民眾積聚起來，表達自己的感情，這可能非常危險，超過了任何其他場合；然而，正是由於這個原因，這樣的情感應該受到正確的引導，並且加以滿足，而不是被忽視。”[51]

英國工業革命以後，大量人群的聚集確實是社會動亂的溫床。對此，阿諾德（Mattew  Arnold）在《文化與無政府》（1869）一書中，從維護秩序的角度予以批評，恩格斯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1845）一書中，基於工人的立場予以支持，而英國政府則是長期為公眾的集會、遊行和示威而頭疼，進而把公共文化活動與社會抗議甚至政治對抗聯系在一起，因而對之毫無興趣。

可以支持民主政府這種冷漠的事實是，在德國、俄國這類獨裁國家，卻頻繁地舉辦這類大型公共文化活動。凱恩斯認為：“在一定程度上，這是具有侵略性的種族精神或者國民精神的一個側面；就此而言，這就帶有危險性。

然而，它在某種程度上也可能證明是一種可供選擇的途徑，借此滿足人們對社會團結的渴望。我們閱讀相關文章時將會發現，現在國外流行的這類公共儀式和慶祝典禮帶有強迫的特征，完全是人為之物，是發表激烈演說的場合，有時候非常愚蠢。我們應該對此有更多了解。是政府具有的一種古老功能，是政府的一種統治之道，在大多數情況下被視為基本的東西。這樣的東西大體上已被我們拋棄，被視為僅僅適合兒童和野蠻人的做法。我們這樣做是否正確？”[52]

獨裁國家的公共儀式和慶祝典禮有其確定的政治目的，比如納粹黨就特別善於組織大規模的群眾集會，希特勒則是第一個、也是最成功地以演講對群眾進行催眠的政治家。[53]民主國家拒絕種政治化的公共藝術是合理的，但如因此而忽視甚至取消這類公共活動，則會又帶來兩個消極後果。一是文化品格的下降。“在這個世界上出現的許多時代、國家和文明中，是否只有我們給後人留下的除了防彈避難所之外，沒有什麽具的全國意義的紀念碑式的建築呢？”[54]

另一個是社會團結的松馳和政府權威的削弱。“一般說來，提供適當機會，滿足這類幾乎堪稱人類的普遍需要，這在政府事務中應被置於很高的地位。在歷史上，如果哪種社會制度以不適當的方式忽視了這類活動，可能被證明給其自身帶來危險。”[55]“民主政府在19世紀沒能繼續政府的莊嚴和體面，我認為這至少是其衰敗的根源之一。”[56]

[51][英]約翰·梅納德·凱恩斯：《政府與藝術》（1936年8月26日），《凱恩斯社會、政治和文學論集》，嚴忠誌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年版，第417頁。

[52]同上書，第418頁。

[53]參見單世聯：《黑暗時刻：希特勒、大屠殺與納粹文化》，第6、13章，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54][英]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給〈新政治家與國家〉編輯的信》（1938年8月22日），《凱恩斯社會、政治和文學論集》，嚴忠誌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年版，第431頁。

[55][英]約翰·梅納德·凱恩斯：《政府與藝術》（1936年8月26日），《凱恩斯社會、政治和文學論集》，嚴忠誌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年版，第417頁。

[56][英]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給JR愛克利的信》（1936年5月28日），《凱恩斯社會、政治和文學論集》，嚴忠志，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年版，第40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