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尼日利亞之前，我就一再跟來瑞羅嗦，叫他在住房申請上請求大使館分一幢帶後院的房子給我們。根據我有限的知識，非洲的植被不同於中國和美國，我怕買不著吃慣的蔬菜。到達阿布賈之後，發現房子和家具醜陋得無以復加，但打開客廳的後門，果然有一片不小的院子，一看就是被冷落許久的。

第二個禮拜我設宴邀請了管理員，意圖在拉攏他，讓他準許我在院子裏開個中國蔬菜農場。這意味著要毀掉院子裏現存的草坪和一部分花木。荒蕪盡管荒蕪，畢竟勉強可以叫它後花園。管理員表示他對我的墾荒計劃將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並告訴我院裏雇傭的清潔工可以做我的幫手，打發給他三兩百尼拉就行。三百尼拉等於美金兩塊八角，看來殖民的悲壯歷史就是這樣譜寫的。…

我身無分文地出了門。那是一月的芝加哥，北風刮得緊，回去取錢便要頂風跋涉半小時，無疑是要耽誤上課了。

這時我已在地鐵入口，心想不如就做個赤貧和魅力的測驗，看看我空口無憑能打動誰，讓我蹭得上車坐，賒得著飯吃。我唯一的擔心是將使芝加哥身懷絕技的扒手們失望。

“蹭”上地鐵相當順利——守門的黑人女士聽說我忘了帶錢，5個一寸長的紅指甲在下巴前面一擺，就放我進去了，還對著我的後腦勺說：“要是我說‘不’你不就慘了?你該感謝上帝，我一天要說99個‘不’才說一個‘是’呢！……”

她笑得很猙獰，像個刀下留人的劊子手。

12時59分下課，很想跟同學借點午餐錢，又怕他們從此跟我斷絕來往。…

我平生參加的第一個葬禮，竟是母親的葬禮。

今年三月的一個下午，我照例完成了一天的寫作，心裏莫名地生出一陣微痛的思念。我通常是在這種思念之痛突然發作時，一把抓起電話的。

三月的那個下午（正是祖國的清晨）接電話的竟是我的繼父。媽媽是個敏捷至極的人，電話鈴一響，她總是聞聲起舞似的向電話一躍。我甚至懷疑她時時都埋伏著，守候我的電話。自我遠嫁，她知道早晨七點的電話鈴聲必定發自我這裏。我劈頭就問：“媽媽呢？”

繼父說媽媽住了醫院，前兩天剛剛經歷胃切除手術。他接著告訴我，媽媽胃癌已是晚期。…

那還是這個世界上沒有我的時候。大概已有些哥哥的影子了。那些修長的手指，那個略駝的背，還有目空一切的默想的一雙眼，後來都是哥哥的了。哥哥的一切都來自這個人。那時只有十八歲的我的母親總是悄悄註視這個人。據說這個人的生活中一向有許許多多的忽略。連母親的歌喉、美貌，都險些被他忽略掉。母親那時包了歌劇團中所有的主角兒，風頭足極了，一匹黑緞子樣的長發，被她編成這樣，弄成那樣，什麼佩飾都不用，卻冠冕似的華麗。十八歲的母親，眼睛驕傲天真，卻有了一個人。

這個人是我的父親。一天她忽然對他說：“你有許多抄不完的稿子？”

他那時是歌劇團的副團長，在樂隊拉幾弓小提琴，或者去畫兩筆舞臺布景。有時來了外國人，他還湊合著做做翻譯。但人人都知道他是個寫書的小說家。他看著這個挺唐突的女子，臉紅了，才想起這個女子是劇團的名角兒。…

“波西米亞”在英文中也是個形容詞。比如我的一個畫家朋友向我推薦一處住所時用種贊許的口氣說：“那幢樓你我這類人會喜歡的——特‘波西米亞’！”他指的“這類人”，意思是掙紮中的藝術家。我被這位畫家帶到了這座“波西米亞”公寓裏，發現它的確和意大利歌劇“波西米亞人”的布景有一絲相仿。樓是普通的40年代公寓摟，但內部裝潢卻很奇特：粗碩的原木門窗，墻壁的磚石壘砌全然裸露，壁爐也是精心設計出的笨拙，兩張蕩椅被粗大的鐵鏈吊在橫椽上。所有的家具都顯出質樸和灰暗的調子，樓中的氣氛因此也就是沈重而憂郁，透著一層無可言狀的懷舊情緒。我馬上喜愛上了這座公寓樓。它似乎是逃遁現代物質文明的一個避難所，也有一層對強大無情的美國主流社會叛逆以及自我流放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