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嫂楊絳”的韌性

錢鍾魯先生向本刊記者回憶，他永遠記得他第一次見到楊絳的情景，那時他還是孩子，在錢家那個被稱為繩武堂的幾間大廳裏跑來跑去，新婚的楊絳帶給他一把有蛇皮外套的蒙古刀，他喜歡極了，立刻就別在腰上。

錢家規矩大，按照錢鍾魯先生的回憶，是極其“古板”，“一套封建老規矩壓在小輩頭上”，婚姻一般是遵從父母之命，像錢楊這種自由戀愛，“給我們以後小兄弟自由戀愛開了一個好頭”。

按規矩，新媳婦進錢家門，必須穿著紅裙在錢家祖先群像前和長輩前跪拜磕頭，才算錢家的媳婦。傳說楊絳沒有磕頭，可是按照錢鍾魯先生的回憶，大嫂向錢鍾書的父母親磕頭跪拜，一切如儀。…

        摘要：我問古巴人他們革命傳統的意義是什麽，幾乎每個人都以同樣的口吻回答道：古巴革命給全國人民帶來了普遍的醫療保障和普遍的教育。如果你問美國人有關他們革命傳統的意義，他們的回答將是：它帶來了自由，包括免於專制暴政的自由、宗教自由、出版自由、結社自由，等等。但是，當我問中國人這個問題的時候，他們通常的回答是不清楚的。

　　作者簡介：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1948年出生於上海。1969年畢業於紐約威廉·史密斯學院，獲政治學學士學位;1971年畢業於華盛頓大學，獲政治學碩士學位;1978年，畢業於密歇根大學，獲政治學博士學位。1972年起先後執教於密歇根大學、阿裏佐那大學、華盛頓大學、加裏福尼亞大學、哈佛大學。…

       什麽是中國的短板?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回答，但我以為，最多數的回答會是這個：科技。估計在改革開放之初，與此不相上下的是：錢。30多年的改開，財大氣粗了，但科技落後，沒有一個諾貝爾獎，卻令多數國民咽不下這口氣。

　　拉屎拉不出，是因為馬桶沒吸力。這是所有非西方國家的共識，中國自然不會例外。當年中國窮，那是三座大山造成的。現在有了錢，但是科技還落後，這要怪誰?

　　多數人認為，這只是一個時間問題，現在有了錢，再過30年，中國科技肯定上去，諾貝爾獎那時已經不稀罕了。當然還有少數認為，科技上不去還是因為知識分子太崇洋迷外，大學與科研機構這些年西方價值觀泛濫，要痛下殺手拔釘子、拔白旗、插紅旗………

       一次與友閑聊，朋友問：“文化是如何起源的？”因為這個問題我以前也曾思索過，所以不加考慮地回答，這是個人為規定，沒法給出原因，就如幾何學裏面的公理，無法證明，不證自明，譬如“兩點間直線距離最短”。

　　為何說是人為規定呢？因為我們把人與古猿的分界定為人具有文化，又把文化規定為人的存在。實際上人與文是同義反復。所以不能追問文化最初是如何發生的。

　　對此，朋友難以認可，他提出，文化的發生是人類應對環境的技能。譬如制造工具、使用火、采集食物、捕獲獵物等等。在求生存的過程中，發展了語言。確立了內部關系以維系群體的穩定等。…

        關於讀書的格言警句,我最認同魯迅的“我以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這句。我再狗尾續貂一句：特別是社會科學書籍，當以只看西方的原著譯本最為明智，少看乃至不看中國原創的，也別在中國學者現躉現賣西方觀點的書上耽誤工夫。

　　看外國書，多是“開卷有益”且“獲益匪淺”--增長知識、激活思想、開闊思路；對許多長期困擾我們的中國問題，書中即使不能說是給出了明確答案，起碼也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見解，耐人尋味，發人深省，能使國人活的明白不再傻逼，倒是逼出了一些中國時評和政論的垃圾本色。…

一九六二年的八月十四日，我們遷居幹面胡同新建的宿舍，有四個房間，還有一間廚房、一間衛生間（包括廁所和澡房），還有一個陽臺。我們添買了家具，住得寬舒了。

“三年困難”期間，鐘書因為和洋人一同為英譯毛選定稿，常和洋人同吃高級飯。他和我又各有一份特殊供應。我們還經常吃館子。我們生活很優裕。而阿瑗輩的“年輕人”呢，住處遠比我們原先小；他們的工資和我們的工資差距很大。我們幾百，他們只幾十。“年輕人”是新中國的知識分子。“舊社會過來的老先生”和“年輕人”生活懸殊，“老先生”未免令人側目。我們自己嘗過窮困的滋味，看到絕大多數“年輕人”生活窮困，而我們的生活這麽優裕心上很不安，很抱歉，也很慚愧。每逢運動，“老先生”總成為“年輕人”批判的對象。這是理所當然，也是勢所必然。

我們的工資，凍結了十幾年沒有改變。所謂“年輕人”，大部分已不復年輕。“老先生”和“年輕人”是不同待遇的兩種人。…

辦公室並不大，兼供吃、喝、拉、撒、睡。西盡頭的走廊是我們的廚房兼堆煤餅。鄰室都和我們差不多，一室一家；走廊是家家的廚房。女廁在鄰近，男廁在東盡頭。鐘書絕沒有本領走過那條堆滿雜物的長走廊。他只能“足不出戶”。

不過這間房間也有意想不到的好處。文學所的圖書資料室就在我們前面的六號樓裏。鐘書曾是文學研究所圖書資料委員會主任，選書、買書是他的特長。中文的善本、孤本書籍，能買到的他都買。外文（包括英、法、德、意等）的經典作品以及現當代的主流作品，應有盡有。外賓來參觀，都驚詫文學所圖書資料的精當完美。而管理圖書資料的一位年輕人，又是鐘書流亡師大時經常來關心和幫忙的。外文所相離不遠。住在外文所的年輕人也都近在咫尺。…

       〔摘要〕柏拉圖《王制》的開場非常著名，本文通過細讀這段開場描寫，著力理解其中所包含的對《王制》主題的寓意，並嘗試解釋柏拉圖這段筆法的政治哲學意蘊。

　　柏拉圖的筆法素為後人稱道，《王制》(又譯《理想國》、《國家篇》) 開篇的場景，就是非常有名的一個例子。在柏拉圖去世後不久， “有人發現，《王制》的開頭修改並重寫了好些次”〔1〕——如果這話不是編造出來的，那麽，至少在公元前二世紀，還可以見到《王制》手稿。哈利喀納斯蘇斯的狄俄尼索斯(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 是博學的精通文體的語文學大師，他也講過： 柏拉圖臨死前還在琢磨《王制》的第一句話。他非常驚詫，柏拉圖當時已經年屆80，竟然還在顛過去倒過來擺弄自己筆下的句式。後來，關於《王制》開頭的這段傳聞在羅馬人那裏繼續流傳，比如羅馬共和國的大文豪西塞羅就傳講過。到了羅馬帝國時期，修辭學大師昆體良(Quintillian) 說得更加活靈活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