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嫂楊絳”的韌性

錢鍾魯先生向本刊記者回憶，他永遠記得他第一次見到楊絳的情景，那時他還是孩子，在錢家那個被稱為繩武堂的幾間大廳裏跑來跑去，新婚的楊絳帶給他一把有蛇皮外套的蒙古刀，他喜歡極了，立刻就別在腰上。
錢家規矩大，按照錢鍾魯先生的回憶，是極其“古板”，“一套封建老規矩壓在小輩頭上”，婚姻一般是遵從父母之命，像錢楊這種自由戀愛，“給我們以後小兄弟自由戀愛開了一個好頭”。
按規矩，新媳婦進錢家門，必須穿著紅裙在錢家祖先群像前和長輩前跪拜磕頭，才算錢家的媳婦。傳說楊絳沒有磕頭，可是按照錢鍾魯先生的回憶，大嫂向錢鍾書的父母親磕頭跪拜，一切如儀。
錢鍾魯的母親，也就是楊絳後來文章中提到的“嬸嬸”喜愛她，因為聰明，有幽默感的嬸嬸覺得，楊絳“真是上得廳堂，下得廚房，入水能遊，出水能跳，宣哥癡人癡福”。
錢鍾魯先生說，當初大嫂要去振華女校當校長，錢鍾書的父親錢基博不願意，覺得應該在家做家務，但是大嫂的父親老圃先生不樂意，鼓勵她出去工作。可是楊絳在抗戰後期真的身任錢家的“竈下婢”，為了節約開支，她自己和煤末，做煤球，踮著腳站在大水缸前，弄一臉煤灰;她還負責洗衣服買菜，知道她不好意思上菜場，錢鍾書陪她一起去，兩人說笑著就把菜買回家。她當時還在寫喜劇，解放後夏衍、胡喬木都提出想重版她的戲劇作品，被她拒絕了。她承認，當時寫喜劇，主要原因是為“稻糧謀”，出版後給家裏買肉吃。
錢鍾魯先生最佩服的，也是大嫂身上的這種堅韌之勁，錢鍾魯先生覺得，楊絳先生身上的堅強性格有她父親老圃先生的傳統，老圃先生豁達，並不訓示子女，不過他自己的言傳身教，使楊絳變得堅強樂觀。最著名的是老圃在京師高等檢察廳廳長任上，因為堅持審理交通部總長許世英受賄案，寧可被官官相護的北洋政府罷官的事例。
很多人是通過“文革”時期楊絳的堅強表現，覺得她不光是“文弱書生”，還有“怒目金剛”的一面。可是錢鍾魯先生說他早覺察這點。“她像一個帳篷，把大哥和錢媛都罩在裏面，外在的風雨都由她抵擋。她總是想包住這個家庭，不讓大哥他們吃一點苦。”甚至最瑣碎的事情也是這樣，錢鍾魯記得，錢鍾書穿著打扮都是大嫂一力負責，保證大哥每次都體面地出現在客人面前。
1997年錢媛去世，1998年錢鍾書先生去世，錢鍾魯和妻子陳霞清特別難過，他們從前在機械部工作的時候，就住在錢鍾書先生三裏河的住宅對面，兩家走動頻繁，深知這種痛苦巨大。可是去見大嫂，楊絳竟一點眼淚都沒有。陳霞清也是無錫人，用無錫話對大嫂說：“你哭吧，好受點。”
枯瘦的楊絳身體並不好，有陣子她只能扶著墻壁走路，陳霞清他們見到她沒有眼淚，但在晚上要吃安眠藥度日。“那時候安眠藥只能按處方購買，限制很厲害，結果她吃的量大，我幫她去要藥。”這種苦楚，只有身邊親近的人知道。錢鍾魯說，後來看到楊絳的文章，說“家在哪裏，我不知道，我還在尋覓歸途”的時候，眼淚就流下來。他說：“大嫂太苦了。她是個非常愛孩子的人，我去看她都帶著孫子孫女同往，她特別高興，說她們把福氣帶給她了，可是現在家裏人不在了，她如何過?”
楊絳讓錢鍾魯他們不要擔心她，她說自己“要打掃現場，盡我應盡的責任”。她的辦法，就是一頭把自己紮進書裏，把自己忘掉。她讀了些古聖哲的書，最後選擇了柏拉圖對話錄中的《斐多篇》，反復讀了很多遍，最後決意翻譯這篇對話。蘇格拉底相信靈魂不滅，堅持自己的信念，因信念而選擇死亡，楊絳想借翻譯自己不識的希臘文，投入全部心神而忘掉自己。
錢鍾魯覺得，她做到了。錢鍾魯先生說，大嫂一向是他們家的長者，平素大家敬重她的為人，不僅因為她的學識和名聲，純粹是因為她的人格上的魅力。陳霞清則告訴本刊記者，大嫂是整個家庭的偶像，最困難的階段，她也不抱怨，只是為家裏擋風遮雨，“‘文革’受了多少不公平的待遇，我們從沒聽她說過，後來看書才知道”。
楊絳臨近百歲的時候，家裏人帶著孫女去看她，帶著蛋糕，錢鍾魯特別想孩子們能從老奶奶身上學到東西。楊絳並不像個百歲老人，特別會說話，有趣，口齒清晰，常叫錢鍾魯要聽陳霞清的話，不聽話就要陳霞清告訴她。還把孩子們送的生日小帽戴在頭上照相，做八段錦給他們看，說自己身體很好，前些年她還帶著陳霞清她們送的計步器在院子裏走路。她已經超越了生死。
陳霞清說，每次去看楊先生，都預先跟保姆說好，不能去太早。楊先生要梳妝打扮，陳霞清也特別佩服大嫂這點，穿的衣服全是半新不舊的，可是特別有派，百歲老人還有她自己的氣度。
這種氣度，在錢鍾魯看來，是天生的。他特意舉出楊絳在“文革”時的例子來佐證：當時楊絳在“人民群眾”揭發錢鍾書張貼的大字報下貼小字報，講清錢鍾書沒有反革命行徑，結果被拉到千人大會上示威，要求她講清楚。給她一面鑼鼓，她一面跺腳，一面頂嘴，後來幹脆就使勁敲鑼。“人民群眾”鬧翻了天，押她去遊街，眾人始知楊先生不是嬌小姐。到晚年和錢鍾魯說到此事，她還很高興：“文革”中，外文所就她一人敢於和“革命群眾”發脾氣。她解釋，在艱難憂患中，能吃苦是最重要的品質，“有信念”，就能克服艱難困苦，就像老百姓常說的“有念想”一樣。
有尊嚴地活著
“文革”中，外文所同事鄭土生是楊絳的朋友，他向本刊記者回憶，他當時就在楊絳“貼小字報”的現場。鄭土生原來是北京大學外語系的學生，他的老師是有“小錢鍾書”之稱的吳興華，在來外文所工作之前，老師就叮囑他一定要去找錢楊二位老先生多請教，可是鄭土生不敢冒昧上前，覺得自己學問不好，有攀附的嫌疑。當時看見錢楊兩位先生拿著小糨糊桶，在“人民群眾”聲稱要打倒錢先生的大字報下貼聲明，心裏欽佩至極。“只有經歷過‘文革’的人才知道那意味著什麽。”
鄭土生在外文所不久就被糾出來，說是反革命，被打成“五·一六分子”。要他填表登記自己的罪行。那時候他吃不下，睡不著，想到自殺。他把欠外文所同事的錢一一還清，其中欠楊先生75元，是他在前段為來北京申冤的老鄉親買火車票所欠的錢。可能就因為他還錢的姿態讓人起了疑心，楊絳先生把錢扔到他抽屜裏，並且留條子說：我的錢不用馬上還，馬上我們都要下幹校了，你拿著錢買生活必需品吧，來日方長，你要註意身體。
看到這個條子的鄭土生激動得渾身發抖，當時所裏人人懼怕，沒人敢安慰他，就為這件事，鄭土生說他感念了楊先生一輩子。
到幹校後，楊先生在菜園班，鄭土生幹最苦最累的活，因為大家不讓他打籃球，所以自己買了一個籃球，結果都說他有精神病。可他不在乎，楊先生也不在乎，照舊和他來往，聽說他暖瓶碎了，要買一個送給他，被批判為“資產階級人道主義”。
鄭土生說自己盡量讓楊先生過輕松點，收工時候陪楊先生走夜路，下大雪的時候，一早起來去掃楊先生門口的雪，怕老人滑倒，結果眾人看見了也沒什麽話說。有一次錢先生和錢媛來看楊先生，三人在路上散步，鄭土生不敢和他們說話，走近的時候悄悄用英語說：散步有利於胃。錢先生父女都對他會心一笑，他知道，楊先生肯定把自己為她做的一點小事都記在心裏，對錢先生說過了。
更早時期認識楊先生的外文所的朱虹回憶起楊先生來，更是感動。讓她難以忘懷的，同樣是楊絳先生的人格魅力，特別有尊嚴感。1953年朱虹從北大西語系進外文所工作，當時楊絳她們都被稱為“老先生”，可是楊先生並不老，每周開會，給朱虹深刻印象：“她特別端莊，穿得很整齊，可是不趨時，絕對不穿列寧裝之類，有時候一些公共活動，我們不當一回事，知道是走過場，可是她很認真。”那個年代外文所鬥爭不斷，批胡適，然後是拔白旗，楊絳被當白旗拔出來，當時被迫寫批鬥材料的是北大畢業的楊耀民，他事後非常痛苦，這位朱虹的同學後來在“文革”中被批鬥自殺。朱虹向本刊記者回憶，楊耀民曾經和她懺悔過，說他抵擋不住組織的壓力，是被迫的。朱虹說她一直想找機會和楊先生說這事，後來看楊先生自己的書中提到過楊耀民，心境很平和，顯然已經原諒了楊耀民。
當時在外文所，整體氣氛就對楊先生不友善。朱虹記得，當年作為最高標準的研究成果都是蘇聯的一些所謂馬克思觀點的文學批評，那些東西，她們都覺得價值不高，何況楊絳、李健吾、羅大岡等老先生，他們只能翻譯小說來充當研究成果。“現在想想，老先生們的那批翻譯，是最重要的學術成果，體現著那個時代的最高水平。”
楊先生即使在那種情況下，氣質也很端莊，朱虹最佩服楊先生的，就是她在什麽情況下都抱有尊嚴感，一直到現在還是這樣。朱虹用了“漂亮”來形容楊先生，她的那種漂亮，是整個詩書氣蘊的外在顯示。“不用說幹校階段了，她始終收拾得幹幹凈凈的，見到我們，拿把糖過來，讓我們補身體;不管多臟多累，始終不像我們，拿著臟手就抓饅頭，她天生有種大家氣派——100歲了還這樣。我和柳鳴九要送孩子回老家，沒錢犯愁，結果楊先生不知道怎麽了解到了，立刻送了300塊錢過來，當時她送出去很多錢，別人不還，她也從來不要。”
朱虹告訴本刊記者，“文革”初期，工宣隊要求所有人住單位，楊先生和另外5名同誌住大通鋪，朱虹說也沒怎麽看見，就發現楊先生已經換好一身舊衣服，睡在床邊上，大家本來是不同政治派別，沒話找話，楊先生輕聲細語說到她愛給錢媛做炸小雞吃，那種說話的態度，和她平時在大會上態度一樣。
當時大會小會整天鼓勵相互揭發，年輕人不知道如何自處，常有人做出異常舉動。可是在朱虹眼裏，楊絳先生和那些老先生從不做侮辱他人之事，揭發胡適，鬥胡風，包括後來鬥俞平伯、吳晗，大大小小的運動，楊先生都不做落井下石之事。“別人捶胸頓足互相揭發，可是楊先生從不會借運動去踢人一腳之類，其實老先生當中照樣有矛盾，可是楊先生從沒有做出過讓自己後悔的事情。”朱虹覺得，那就是楊絳身上的尊嚴感，她把尊嚴看得很重，主要是因為她信仰文化，她不相信，幾千年寶貴的文化會被暴力毀滅，她還相信人性，不相信會徹底泯滅。
60多歲的時候朱虹出國研修，當時漢學家韓南和她討論人生有什麽後悔的地方。朱虹第一個想起來的是，自己年輕的時候，沒有對楊絳、李健吾這樣的老先生多加保護。“那時候人人自危，不敢去安慰他們，看楊先生被鬥爭著去洗廁所、剃陰陽頭，也不敢上前安慰，到老了想想很難受，因為沒有在楊先生需要的時候給她安慰。”
在朱虹眼中，錢楊二位先生還有點和別的老先生不一樣：“老先生有的愛吹牛，可是他們兩位在公眾場合很不愛放肆說話，他們的觀察能力體現在文章裏。”楊絳的《幹校六記》和《洗澡》都是哀而不傷，怨而不怒的好文字，描繪周圍的世情與人物又非常準確，朱虹覺得，楊先生的文字，就是西方諺語裏所說的，戴著絲綢手套的鐵手。
楊絳的小說和戲劇其實有廣泛的讀者群，可她一點不為意，夏衍就多次說：“你們捧錢，我捧楊。”在楊絳被拔白旗之後，他對人說：“我遍找你不得，原來你在這裏。”
楊絳先生的學問
不過楊絳對於自己的作品遠不如錢鍾書先生的在意，熟悉她的人知道，錢先生逝世後，楊先生所做的一大工作，就是整理錢先生從上世紀30年代到90年代的中外文筆記，除了厚重的《容安堂館劄記》，現在的《錢鍾書手稿集》馬上要出版，都是她整理的結果。另外，她還經常重新翻看錢先生過去的著作，最常讀的是《槐聚詩存》，還時常與周圍的人說，有個字值得斟酌一下。百歲老人，在靈魂上和錢先生息息相通，她的精神世界裏，錢先生和錢媛都還在。
說到楊絳自己的學問，朱虹深有體會：楊先生的學術文章絕對不是八股文，她的知識系統其實很博大，在漫長的時間裏，楊先生不僅翻譯了《堂吉訶德》，還翻譯了系列的流浪漢小說，包括《小瘌子》、《吉爾·布拉斯》，後來又是《棄兒湯姆·瓊斯的歷史》，事實上，這背後有類似於艾略特提出的“原型”理論在支持。朱虹說，當時中西學術交流隔絕，他們不知道艾略特的理論，所以楊先生寫的系列學術文章她們也看不明白。“現在想想，楊先生的那些小說的序，不都是最好的學術論文?”
朱虹說，楊絳在早年對中西方文學廣泛涉獵，也研究過李漁等人的作品，特別好的母語底子，使她的翻譯能夠體會作者的弦外之音，也能把作者在文字上放上去的含蓄未吐的句子亦信亦達地翻譯出來。她因為喜歡塞萬提斯，60多歲新學西班牙文，從原文翻譯《堂吉訶德》，肯定是中國最好的譯本。前些時候有翻譯者說楊絳譯本的錯誤，事實上，她的譯本是不可替代的。楊家人似乎都有翻譯的天分，她的妹妹楊必翻譯的《名利場》同樣是名篇。
外文所的薛鴻時告訴本刊記者，他一直聽楊先生講，她和錢先生初次見面，兩人就表示自己一生的誌趣不過是在書齋做普通人，貢獻一生，做做學問。兩人誌趣相投，非常和睦幸福地走完了一生，所以楊先生始終把自己定為普通人，絕對淡於名利，對自己的學問也始終不誇耀，實際上，她的學問比很多大學者要高明。薛鴻時當年常常幫錢先生借書，經常去錢家，有時候也拿些小問題向楊先生討教，第一次翻譯美國作家門肯的散文，楊先生輕巧的幾句話就讓他明白了很多道理。“她寫的《翻譯的技巧》，我是拿著當寶典的。”後來他翻譯狄更斯，也是受到楊先生鼓勵而成的。
鄭土生在1976年因為給中央寫信反對“文革”，再次面臨牢獄之災，他很痛苦地去錢楊家訴苦，楊先生安慰他，要是他真被抓走，兒子的養育問題由他們負責，並且鼓勵他去研究莎士比亞。“我就此走上了研究道路，可是第一篇文章就沒人敢發表，我是研究哈姆雷特的，考證結果和當時所有的大家，朱光潛、朱生豪以及王佐良都不一樣。我去找所長卞之琳，他沒有管，找到錢先生楊先生，他們不研究莎士比亞，可是楊先生看了文章覺得很好，推薦給了《讀書》雜誌，發表出來後，我的學術成績才被認可。”
在這些後輩看來，楊先生和錢先生同樣可被稱為國寶，可是楊先生一點不願意別人這麽說她，她只是習慣於稱錢先生的博學和自信，當代學者無幾人能比，外人說錢先生驕傲，她說她一點不覺得。最近編輯錢先生紀念文集，朱虹寫了一件軼事：美國哈佛大學英美文學與比較文學教授哈裏·萊文(HarryLevin)著作等身，是享譽西方學壇的名家，其高傲也是有名的。就是這個高傲的人，與錢鍾書會見談學後回去，悶悶冒出一句“我自慚形穢”。陪同的朱虹問他為什麽，他說：“我所知道的一切，他都在行。可是他還有一個世界，而那個世界我一無所知。”
就這麽簡單的一篇文章，楊先生非要放在文集最前面，朱虹都覺得意外，可是隨即就明白了，楊先生的世界裏，錢先生遠比她自己要重要。唯一提及她自己的，就是錢先生有“譽妻癖”，總說她聰明，朱虹不勝神往地說，楊先生的聰明，放在那裏，像她給《圍城》撮要為“城裏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進來”，包括給三聯寫文章《不官不商有書香》都是信手撚來，那已經是她八九十歲的事情了。
不過這些外在的贊美或感嘆，都和楊先生的世界沒有多大關系了。楊絳先生自己說：我今年100歲，已經走到了人生的邊緣，無法確知自己還能往前走多遠，壽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我得洗凈這100年沾染的汙穢回家。我沒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裏過平靜的生活。（來源：三聯生活周刊，2016年05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