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的散文，“郁郁乎文哉！”卓然海內大家。他自謙地說：“我寫散文，是摟草打兔子，捎帶腳。”好像無心插柳，緊接著的一句話卻是：“不過我以為寫任何形式的文學，都得把散文寫好。”① 可見他對於散文的重視，看似輕松平易，卻是苦心經營。他一生的創作，特別是早期和晚年的大量作品，體現著一些基本的美學風格，構成其文學的主要成就，也充分流露他天真瀟灑的性情。尤其是散文文體自由，行雲流水一樣的沖淡平和，自然流暢。即使悲憤為文，也是以含蓄節制的筆法點到為止，不傷基本的文脈。比較而言，早期的散文更個人化，而晚年的散文更註重思想，因此也更平實。他的散文內容之博雅，遍及人文地理、草木生靈、歷史文化、人物掌故、民俗風土、藝術文物……處處體現著他對世界的好奇，對民族、對人類深摯的感情和對生活的熱愛。體現著他獨特的憂傷、內在的歡樂、諧謔與幽默。他在談到小說創作時說：“小說當然是要講技巧，但是：修辭立其誠。”②…

二

他少年時代，即接受了儒家經典的熏陶。小學時期，祖父就為他講解《論語》，並且教他寫作小論文“義”，這是用以闡釋《論語》、掌握八股文的入門練習(14)，使他進入了中國文章學的正宗源頭，也形成了對於文體的獨特敏感。

 決定他基本人格修養的儒家思想，熔鑄在他文體意識的核心。至於其他的散文家則主要是形式的借鑒，比如莊子：“我對莊子感極大的興趣的，主要是其文章，至於他的思想，我到現在還不甚了了。”(15) 他理解的儒家，當然是審美化了的儒家。他一再援引《論語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座章》，認為“曾皙的超功利的率性自然的思想是生活境界的美的極至”(16)。理想的藝術人生與人生的藝術理想，在民族的原始思想中找到精神的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