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候，心湖的故事在這安地斯山脈的高原上，已經很少被傳說了。

每天清晨，當我赤足穿過雲霧走向那片如鏡般平靜的大湖去汲水的時候，還是會想起那段駭人的往事。許多許多年前，這片土地並不屬於印加帝國的一部分。自古以來便是自稱加那基族的我們，因為拒絕向印加政府付稅，他們強大的軍隊開來征服這兒，引起了一場戰爭。那一場戰役，死了三萬個族人，包括我的曾祖父在內，全都被殺了。

　　死去的人，在印加祭師的吩咐下，給挖出了心臟，三萬顆心，就那麼丟棄在故鄉的大湖裏。

　　原先被稱為銀湖的那片美麗之水，從此改了名字，我們叫它“哈娃哥恰”，就是心湖的意思。…

這一回，對面來的是個婦人，坐穩了才驚天動地的喘氣，先罵火車不守時間早開，再抱怨一路看見的印地安人臟，最後又幹脆怪起瑪丘畢丘來。

我閉著眼睛不張開，可是她說的是利馬口音的西班牙文，不聽也不行。

朦朧中開了一下眼，對座的腳，在厚毛襪外穿的竟然是一雙高跟涼鞋，這種打扮上到瑪丘畢丘去的實在不多。“你說我講得對不對？”雨傘柄敲敲我的膝蓋，原來跟我在說話。

　　我擡起頭來，對這短發方臉，塗著血紅唇膏的婦人笑笑，伸了一下懶腰，也不回答什麼。

　　她的旁邊，一個亦是短發瀏海的時髦女孩自顧自的在吃蘇打餅幹，不太理會看來是她母親的人。…

那個中午，陽光從厚厚的雲層裏透過，悶悶熱熱的照著這片廣場。

我們還在古斯各，等待著去瑪丘畢丘的火車。不看見那個地方是不肯離開秘魯的。

無盡的等待，成了日常生活中的煎熬，就如那永不停歇的雨水，慢慢在身體裏面聚成了一份全新而緩慢加重的壓力。旅程在這古老的城市中暫時中斷了。

　　這個大廣場是一切活動的中心，因為它的寬暢和清潔，便是每天坐在同一個地方望它，也是不厭的。這一日我坐在大教堂最高石階的上面，托著下巴靜靜的看人來人住，身邊一只總是自己跑來找我的小白狗。廣場上兜售土產的人很多，大半全是印地安的婦女和小孩，男人便少見了。…

那個瘦人坐在暗暗的光線裏吹笛子，一件灰紫色的襯衫下面是條帶著流蘇的破長褲。

棕色的頭發黏成一條一條，額頭綁著印地安人手編的花繩子，脖子掛著項鏈，左耳用了一只耳環。吹的是秘魯常見的木笛，不會弄，嗚嗚的成不了調子。房間沒有窗，只有對著天井的方向，開著一扇寬寬的木門。

房內兩張雙層床，無論上鋪下鋪都已成了一片零亂不堪的舊衣攤，就連地上，也滿是半幹的果皮、煙蒂和紙團。我進房的時候，室外雨水滂沱，低頭先用一把化妝紙擦凈鞋底，再對吹笛的人道了日安。

　　那個人理也不理，站起來大步走到開著的門邊去，用腳砰一下踢上了房門。

　　“請問上鋪的東西是你的嗎？”我用西班牙語問他，他不理，又用英文問，也是不睬。…

由墨西哥飛到宏都拉斯的航程不過短短兩小時，我們已在宏國首都“得古西加爾巴”（Ｔｅｌｇｕｃｉｇａｌｐａ）的機場降落了。下飛機便看見扛槍的軍人，雖說不是生平第一次經驗，可是仍然改不掉害怕制服的毛病。對我看制服象征一種隱藏的權力，是個人所無能為力的。

　　排隊查驗護照時，一個軍人與我默默的對峙著，凝神的瞪著彼此，結果我先笑了，他這也笑了起來，踱上來談了幾句話，心表便放松了。

　　那是一個寂寞的海關，稀稀落落的旅客等著檢查。碰到一個美國人，是由此去邊境，為薩爾瓦多湧進來的難民去工作的。

　　當這人問起我此行的目的時，我說只是來做一次旅行，寫些所聞所見而已。在這樣的人面前，總覺得自己活得有些自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