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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by Zenkov on October 25, 2021 at 11:26pm

唐朝柳宗元《捕蛇者說》白話譯文

永州的野外出產一種奇異的蛇，（它）黑色的質地白色的花紋；這種蛇碰到的草木全都幹枯而死；如果蛇咬了人，沒有能夠抵擋蛇毒的辦法。然而捉到後把它晾幹用來做成藥餌，可以用來治愈麻瘋、手腳拳曲、脖腫、惡瘡，去除壞死的肌肉，殺死人體內的寄生蟲。起初，太醫用皇帝的命令征集這種蛇，每年征收這種蛇兩次，招募有能力捕捉這種蛇的人，抵他的賦稅。永州的人都爭著去做（捕蛇）這件事。

有個姓蔣的人家，享有這種（捕蛇而不納稅的）好處三代了。我問他，他卻說：“我的祖父死在捕蛇這件差事上，我父親也死在這件事情上。現在我繼承祖業幹這差事也已十二年了，險些喪命也有好幾次了。”他說這番話時，神情像是很悲傷。

我很同情他，就說：“你怨恨這差事嗎？我將要告訴管理政事的人，讓他更換你的差事，恢復你的賦稅，那麼怎麼樣？”

蔣氏（聽了），更加悲傷，滿眼含淚地說：“您是哀憐（我），使我活下去嗎？我這差事的不幸，還不如恢復我賦稅遭受的不幸那麼厲害呀。如果從前我不幹這差事，那我早已困苦不堪了。

自從我家三代住到這個地方，累計到現在，已經六十年了，可鄉鄰們的生活一天天地窘迫，把他們土地上生產出來的都拿去，把他們家裏的收入也盡數拿去（交租稅仍不夠），只得號啕痛哭輾轉逃亡，又饑又渴倒在地上，（一路上）頂著狂風暴雨，冒著嚴寒酷暑，呼吸著帶毒的疫氣，一個接一個死去，常死人互相壓著。從前和我祖父同住在這裏的，現在十戶當中剩不下一戶了；和我父親住在一起的人家，現在十戶當中只有不到兩三戶了；和我一起住了十二年的人家，現在十戶當中只有不到四五戶了。那些人家不是死了就是遷走了。可是我卻由於捕蛇這個差事才活了下來。兇暴的官吏來到我鄉，到處吵嚷叫囂，到處騷擾，那種喧鬧的樣子驚擾了鄉間的平靜，即使是雞狗也不得安寧呢！我就小心翼翼地起來，看看我的瓦罐，我的蛇還在，就放心地躺下了。我小心地餵養蛇，到規定的日子把它獻上去。回家後有滋有味地吃著田地裏出產的東西，來度過我的餘年。估計一年當中冒死的情況只是兩次,其餘時間我都可以快快樂樂地過日子。哪像我的鄉鄰們天天都在危險之中呢！現在我即使死在這差事上，比起我的鄉鄰就已經死在（他們）後面了，又怎麼敢怨恨（捕蛇這件事）呢？”

我聽了（蔣氏的訴說）越聽越悲傷。孔子說：“嚴苛的政治比老虎還要兇猛啊！”我曾經懷疑過這句話，現在從蔣氏的遭遇來看，還真是可信的。唉！誰知道搜刮老百姓的毒害有比這種毒蛇更厲害呢！所以寫了這篇文章，以期待那些（朝廷派遣的）考察民情的人從這裏得到它。

創作背景

柳宗元所處的時代，是唐王朝由盛到衰的歷史轉折時期。公元755年安祿山之亂後，中央政權與藩鎮不斷鞏固自己的勢力，對人民加重賦稅。史書記載：中唐賦多而重，除法定的夏、秋兩稅外，加征種種苛稅。繁重的苛捐雜稅，使勞動人民苦不堪言，如再遇天災，無疑雪上加霜，他們紛紛逃亡、流浪，以至十室九空。

柳宗元在唐順宗時期，參與了以王叔文為首的永貞革新運動。因反對派的強烈反抗，革新運動一百四十多天後失敗，順宗退位，王叔文被殺，柳宗元貶為永州司馬。在永州的十年期間，柳宗元大量地接觸下層，目睹當地人民“非死則徙爾”的悲慘景象，感到有責任用自己的筆來反映橫征暴斂導致民不聊生的社會現實，希望最高統治者能借此體察民情，推行善政。柳宗元看到“永州之野產異蛇”，聽到有蔣氏者“專其利有三世”的事例，他以進步的思想和身邊的素材構思了這篇《捕蛇者說》，以“貶時弊與抒孤憤”。 

Comment by Zenkov on October 21, 2021 at 9:02am

唐朝柳宗元《捕蛇者說》文學賞析

揭露現實

《捕蛇者說》揭露了當時“賦斂之毒有甚於蛇毒”的社會現實。文章由異蛇引出異事，由異事導出異理，即由蛇、征蛇、捕蛇、捕蛇人、捕蛇者說依次刻畫描寫，以蛇毒與賦斂之毒相對舉而成文。敘事開篇，因事而感，因感而議。全文先事後理、因前果後，處處設比，文風委婉曲折，波瀾縱橫，脈絡清晰，層層遞進。

內容索引

內容結構上，作者以“蛇”為線索，步步深入地展開文字。全文以蛇開篇，至蛇收束，其中按照產蛇、募蛇、捕蛇，到捕蛇者、捕蛇者說的順序步步遞進，最後得出結論。雖然題為“捕蛇者說”，卻不徑從蔣氏敘起，而從“永州之野產異蛇”下筆。

筆鋒奇異

寫蛇，飾之以“異”，使人醒目動心，便於為下文決口導流。寫蛇之“異”，由外及內，從形到質。寫性之異，一為有劇毒：“觸草木，盡死；以嚙人，無禦之者”。“盡死” 、“無禦”極言蛇毒之烈。一為大利：可以去毒療瘡治病。

寫性異，分出相對立的大毒大利兩支，再以“賦”將這兩支紐結起來。因有大利，才會造成“太醫以王命聚之”。蛇能治病，為醫家所重，為太醫所重，更見其功效之大。正因為被皇家的醫官重視，才會“以王命聚之” 。“王命聚之”，不僅說明蛇有大用，也反映了蛇有劇毒，一般地求之不得，買之不能，非以最高權力的“王命”不可。

可是，雖令出於帝王，也不過“歲賦其二”，仍然不容易得到，這更顯示了人們害怕毒蛇的程度。正因為皇家既要蛇，又不易得到蛇，才迫使官府采取“當其租入”的辦法。

租，是王室賴以活命之本；蛇，乃王室借以保命之物。納租，屬於王事；征蛇，出於王命。由於蛇和租在王家的利益上一致，這才出現了“ 當其租入”的措施，將兩種本來毫不相關的事物聯結起來。這一聯結，也就為永州人冒死捕蛇埋上了伏線，為將蛇毒與賦毒比較立下了伏筆。

寫作藝術

由異蛇引出異事，由異事導出異理——由蛇寫到捕蛇，由捕蛇者寫到捕蛇者說，先事後理，因前果後，脈絡清晰，層層遞進。作者以“蛇毒”為陪襯，通過反復對比揭示主題。

作者在藝術手法上善用襯托與對比以突出重點；表達方式以敘事為主，輔以議論點明中心，以抒情強化感染力。

Comment by Zenkov on October 20, 2021 at 5:04pm

唐朝柳宗元《捕蛇者說》寫作梗概

第一部分即是第一自然段，重點突出了永州之蛇的特點。

開頭至“無禦之者”，極力刻畫出蛇的毒性異常，令人聞之色變。接下來至“殺三蟲”寫出了蛇的功用異常。而這也是造成永州捕蛇者命運悲劇的重要原因：封建統治者征集異蛇，每年征收兩次，可以抵消應繳納的租稅。作者僅用“爭奔走”三個字，就寫出了永州百姓爭先恐後、冒死捕蛇的情形。百姓懼怕原因即繁重的賦役。文章開篇即寫毒蛇之害以襯托重賦苛政之害。捕蛇以抵賦，蔣氏之祖、父死在這上頭，而蔣氏卻甘願幹此差事，襯托出“賦斂之毒有甚於蛇毒”。

第二部分從“有蔣氏者”到“又安敢毒邪”，是寫捕蛇者自述悲慘遭遇，筆法曲折。是全文的重心。


先說蔣氏“專其利三世矣”，但這是以他祖父、父親的死於非命，和自己的九死一生為代價的，不能不說是一大諷刺。既然這樣，好心的作者準備幫他解決困境。出人意料的是，蔣氏“大戚”，並“汪然出涕”，開始了沈痛的陳述。蔣氏的這番話大致有以下幾層意思：一是恢復他的賦役將會使他遭遇更大的不幸；二是蔣氏祖孫三代在這個地方居住長達六十年，親眼看到同村的人因為繳納賦稅，背井離鄉乃至十室九空，而只有自己因為捕蛇才得以僥幸生存下來；三是兇暴的官吏到鄉下催租逼稅時飛揚跋扈，到處叫囂，到處騷擾，弄得雞犬不寧；四是說自己願意一年當中冒兩次生命危險去換取其餘時間的安樂。

第三部分即文章結尾段，是議論和抒情的完美結合。作者聽完蔣氏的話後，深受震動。引用孔子的話可謂恰到好處，由“苛政猛於虎”類推出“孰知賦斂之毒有甚於蛇毒乎”這一結論，並且用“蛇毒”襯托“賦毒”。“故為之說，以俟乎觀人風者得焉” 則是作者寫作此文的根本目的。從中可看出作者的無奈：自己如今位卑權輕，無能為力，只有寄希望於那些視察民風的封建官員。卒章顯志的同時也增強了文章情感上的感染力，讀來令人倍感憤懣。


蔣氏的這番話，繼續運用對比的手法：以他“以捕蛇獨存”和鄉親們“非死則徙”相對比；以他“弛然而臥”和鄉親們的驚恐相對比；以他“一歲之犯死者二”和鄉鄰“旦旦有是”相對比，說明捕蛇之不幸，確實“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

文章從多角度進行對比，從各層面揭示了嚴重的社會問題。死亡與生存的對比：文章以其鄉鄰60年來由於苛賦之迫而“非死則徙”的遭遇，與蔣氏“以捕蛇獨存”的狀況作對比，觸目驚心地表明“賦斂之毒有甚於蛇毒”。鄉鄰的痛苦是“旦旦有是”；而蔣氏“一歲之犯死者二焉”。諸多對比有力地突出了文章主題。

名家點評·唐朝柳宗元《捕蛇者說》

北宋文學家蘇軾：所貴乎枯談者，謂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實美，淵明、子厚之流是也。

明末清初藏書家、文學家孫琮《山曉閣選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四：“只就“苛政猛於虎”一語，發出一篇妙文。中間寫悍吏之催科，賦役之煩擾，十室九空，一字十淚，中谷哀猿，莫盡其慘。然都就蔣氏口中說出，子厚只代述得一遍。以敘事起，入蔣氏語，出一“悲”字，後以“聞而愈悲”自相叫應。結乃明言著說之旨。一片憫時深思、憂民至意，拂拂從紙上浮出，莫作小文字觀。”

明朝進士林雲銘《古文析義》卷十三：“按《唐史》，元和年間，李吉甫撰國計簿，上之憲宗。除藩鎮諸道外，稅戶比天寶四分減三；天下兵仰給者，比天寶三分增一。大率二戶資一兵，其水旱所傷，非時調發，不在此數。是民間之重斂，難看可見。而子厚之謫永州，正當其時也。此篇借題發揮，總言賦斂之害，民窮而徒，徒而死，漸歸於盡。淒咽之音，不忍多讀。其言三世六十歲者，蓋自元和追計六十年以前，乃天寶六、七年間，正當盛時，催科無憂。嗣安史亂後，歷肅、代、德、順四宗，皆在六十年以內，其下語俱有斟酌，煞是奇文。”


作者簡介：柳宗元（773—819），字子厚，唐代著名文學家、思想家。祖籍河東（今山西省芮城、運城一帶），世稱柳河東，柳出身於官宦家庭，少有才名，早有大志。唐德宗貞元九年（793）進士，曾任集賢殿正字、藍田尉、監察禦史裏行等職。順宗時，官禮部員外郎。他參加了主張政治革新的王叔文集團，反對宦官專權和藩鎮割據。王叔文失敗後，柳宗元被貶為永州司馬，十年後調任柳州刺史，病逝於任所，因又稱柳柳州。

Comment by Zenkov on September 22, 2021 at 11:07am

葉莎〈在心靈的黃昏低飛〉

去探望一個斑駁的人
她的世界仍是新的
溫暖紅和冷靜藍
不停堆疊
偶爾放出蝙蝠，零零
星星，在心靈的黃昏低飛

她說出的話語
植披今天的晚霞
我向她說一首詩的光照
溫度和雨量
她向我談及死亡和身心垢相

當最後一抹餘暉
爬上身，爬上心，爬上塵
我們靜靜為彼此磨鏡
祈願垢盡，光生
像是等待另一場黎明

（2021-09-18 / 見葉莎臉書）


《詩性生態·典範》

疫情裏，人人自危
在嚮往重投大自然懷抱的同時
更盼望不受無形威脋的自在

葉莎老師從日常身邊的“此在”
敞開了生命的“存在”
讓我們想得比雲霞的變幻更豐饒
又比“空中”来得更纯净

謝謝葉莎老師
學習了

借用到愛墾網《文化旅遊》羣组

Comment by Zenkov on September 8, 2021 at 4:24pm

詩歌語言的內在速度很多時候，代表著詩人的內省品質以及生命的本質狀態。同時，詩歌語言內在的速度變幻在更深的層面又常常受到文化氣質的影響或指引。法國的左拉（Zola）當年在討論馬奈（Manet）的作品時，使用了témperament這個詞，可以勉強翻譯成中文“氣質”。實際上，“氣質”是一個純中國式的理念，很難找到完全相對應的西方術語。它與人的個性、修養、風度、稟賦及靈動的思想緊密相關，同時也與涵養其人的整體文明本質互為表里。宋人張載在《語錄鈔》中寫道：“為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這句話的意義在於，一個人、一個民族或一種文明，只有通過不斷向傳統學習、不斷向傳統吸取力量，才能造就自身的氣質。

就中國傳統文化的氣質而言，總的傾向是舒緩而內斂的（通識的例子如太極、書法、圍棋、古琴、禪坐等），其舒緩或緩慢的氣質滲透於詩歌之中，形成一種特有的詩學律動——它似乎更接近於詩歌的本質——甚至成為對抗時間飛逝的一種方式。即使是前面我們提到的李白、郭沫若或北島，在看似急速的表象中，仍然深潛著一種中國式的緩慢律動。就像孔子所感嘆的那條河流一樣，它日夜不停地流淌，仿佛是快捷的；然而在孔子看來，這條永恒之河，卻又是如此安祥，聽不到一絲消逝的濤聲。一條奔騰的河，在孔子的詩思中，也是一條緩慢的甚至趨向於靜止的河。

事實上，作為時間藝術的詩歌，其內在速度大多時候是緩慢而非快速的，縱然是面對快捷無比的物象時，詩人也會有意無意間將之變慢，使之停留片刻，成為凝神的詩章。因此，詩歌語言在本質上更接近於音樂。蘇姍·朗格（Susanne Langer）認為：音樂揭示的是一種由聲音創造出來的虛幻時間，這個虛幻的時間並不是由時鐘標示的時間，而是由生命活動本身標示的時間，這個時間便是音樂的首要的或基本的幻象；在這個幻象中，樂曲在行進，和諧在生成，節奏在延續。虛幻的時間在詩歌中，成為構成內在速度的基本的幻象，可以稱之為速度的幻象。速度的幻象同音樂一樣，不受“時鐘”（物理時間）的約束，詩人常常會努力使速度的幻象慢下來靜下來，然後以詩歌的方式獲得永生。（向以鮮：緩慢的隱喻——詩歌語言內在速度的文化觀照 / 2019年06月03日《詩刊》）

Comment by Zenkov on August 28, 2021 at 10:53pm

周作人《小河》
一條小河，穩穩地向前流動。
經過的地方，兩面全是烏黑的土；
生滿了紅的花，碧綠的葉，黃的果實。
一個農夫背了鋤來，在小河中間築起一道堰。
下流乾了；上流的水被堰攔著，下來不得；
不得前進，又不能退回，水只在堰前亂轉。
水要保他的生命，總須流動，便只在堰前亂轉。
堰下的土，逐漸淘去，成了深潭。
水也不怨這堰，—便只是想流動，
想同從前一般，穩穩地向前流動。
一日農夫又來，土堰外築起一道石堰。土堰坍了；
水沖著堅固的石堰，還只是亂轉。
堰外田裏的稻，聽著水聲，皺眉說道，——
"我是一株稻，是一株可憐的小草，
我喜歡水來潤澤我，
怯怕他在我身上流過。
小河的水是我的好朋友；
他曾經穩穩的流過我面前，
我對他點頭，他向我微笑。
我願他能夠放出了石堰，
仍然穩穩地流著，
向我們微笑；
曲曲折折的盡量向前流著，
經過兩面地方，都變成一片錦繡。
他本是我的好朋友，
只怕他如今不認識我了；
他在地底呻吟，
聽去雖然微細，卻又如何可怕!
這不你我的朋友平日的聲音，
—被輕風攙著走上沙灘來時，
快活的聲音。
我只怕他這回出來的時候，
不認識從前的朋友了，——
便在我身上大踏步過去；
我所以正在這裏憂慮。"
田邊的桑樹，也搖頭說，——
"我生的高，能望見那條小河，——
他是我的好朋友，
他送清水給我喝，
使我能生肥綠的葉，紫紅的桑葚。
他從前清澈的顏色，
現在變了青黑；
又是終年掙扎，臉上添許多痙攣的皺紋。
他只向下鑽早沒有工夫對了我點頭微笑；
堰下的潭，深過了我的根了。
我生在小河旁邊，
夏天曬不枯我的枝條。
冬天凍不壞我的根。
如今只怕我的好朋友，
將我帶到沙灘上，
拌著他卷來的水草。
我可憐我的好朋友，
但實在也為我自己著急。"
田裏的草和蝦蟆。聽了兩下的話，
也都嘆氣，各有他們自己的心事。
水只在堰前亂轉；
堅固的石堰，還是一毫不搖動。
築堰的人，不知到哪裏去了。 

創作背景

《小河》一詩寫作於1919年1月，在1919年2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六卷二號上以頭條位置發表。當時正值“五四”運動的前夕，新文化運動已經興起，文學革命正在逐步深入，也是白話詩創作方興未艾之際。小河被土堰攔住、不能暢流，因而水稻和桑樹為之擔憂，隱喻出因違逆自然規律必將引起悲劇的發生，告誡人們要順應自然的法則，才能和諧完美的道理。

Comment by Zenkov on August 25, 2021 at 4:51pm

詩性内涵

教育是詩性的事業—詩性，大抵是因17世紀義大利歷史哲學家維柯在其《新科學》中提出了詩性智慧這個概念後逐步得到重視的。朱光潛可以說是我國最早研究並翻譯維柯作品的專家之一。1986年《新科學》的中譯本面世以來，我國對詩性的研究逐步走向高潮。

在維柯那裡，詩性智慧的提出是相對於同時代的「有條理的懷疑和對理性的信賴」的笛卡爾主義的矯正，它是指義大利最古老的智慧，是對原始人思維方式的一種統稱。


從目前學界來看，對詩性的認識與理解大體體現在三個方面：


作為表達的詩性

它是針對詞彙、言語和句法等外部形態而來表達詩意的，屬於文體學層面的。此時，詩性更多的是指其情感性或者文學性。

作為思維的詩性

這主要是相對演繹等理性思維方式而言的非理性思維方式。詩性智慧在認識論的意義上就是原始人的思維方式。這裡，詩性更多的是指在思維過程中強調形象、想像、直覺和整體性。

作為本體的詩性

這是從本體論上來認識詩性的，認為詩性智慧是人類原始時代所共有的智慧，詩性是人性的一種境界。如海德格爾提出「詩意的棲居」：人類詩意地生活在大地上，他們以審慎的思想（logos）關切他們的家政(oikos)。在這裡，詩性往往被認為是世界的本體。


詩性的內涵極其豐富，但是我們大體能從其哲學內在的本體、思維方式和外在的表達方式來把握其要義。（原載：一讀平臺）

思潮庫

Margaret Hsing

韵文化：和谐的声音

意大利都靈聖卡羅廣場

IN SEARCH OF MY SENSES 追隨感官

Comment by Zenkov on August 12, 2021 at 2:55pm

藝術分界

藝術與非藝術的分界，由於藝術本身的不斷變化而很難劃清。就西方的情況看，起初古希臘時期所說的“藝術”包括了一切“技藝性”的活動，很明顯，這個所指範圍是比較廣泛的，諸如建築、雕塑、製陶、裁縫、戰術、醫術、論辯術、經商術、航海術等等，凡是一切依靠手藝的、有著既定程序的、需要某種特殊技術的活動，都被古希臘人看作是藝術。

但奇怪的是，像詩歌、音樂這些被現代人看作標準藝術的東西，反而未被列入藝術的範圍之內。因為，在當時的人們看來，詩歌、音樂等同哲學一樣，都是依靠智力的、創造性的、高貴的活動，都不屬於“技藝”的活動，而被歸入“藝術”的技藝活動則是機械的、粗俗的、低賤的活動。

直到1747年法國學者查理斯·巴托首次提出了“美的藝術”的概念之後，藝術的外延邊界才隨之發生了重大的改變，這就是把原來被認為是藝術的那些純技藝活動排除出去，而把繪畫、詩歌、戲劇、音樂、舞蹈等具有審美意義的活動吸納進藝術的範疇，由此就形成了近代以來關於藝術的新概念。（王汶成·論“藝術審美經驗”的涵義，作者為山東大學文藝美學研究中心教授 / 本文同時珍藏於愛懇網·思潮庫）

Comment by Zenkov on July 29, 2021 at 2:33pm

遊記文體研究

有關遊記文體的探討，須涵盖其要素、發生、形態、意涵及體式，并指出遊程、遊觀、遊感是遊記文體的三大核心要素，三者構成一個由下而上、依次遞升的金字塔結構；遊記文體的發生既需要“遊”的審美意識、實踐活動與文學創作三者的依次推進，又需要“遊”的文學創作中遊程、遊觀、遊感三大要素的同時具備，兩者同步完成於魏晉南北朝時期；遊記文體形態的分化與演變，突出表現為詩人遊記、哲人遊記、才人遊記、學人遊記的主潮興替；遊記文體的發生序列決定了遊記意涵以審美為本原和核心，同時又有巨大的文化涵化力與包容性；遊記文體樣式以記為主而賦、書、序多元並存。

基於“天人合一”的哲學理念，以構建人與自然審美關係為核心的遊記文學創作可謂源遠流長，久盛不衰，並逐步匯聚成一個因時而進、別具一格的文學傳統。但與遊記創作的高度繁榮與卓越成果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有關遊記文體的理論研究不僅相對滯後，而且普遍缺少應有的深度。（梅新林·崔小敬：遊記文體之辨，2021-07-19《爱思想》）

Comment by Zenkov on July 15, 2021 at 11:41pm

工業化：無詩意的文化研究

法國政治思想家亞里克西思·德·托克維爾（Alexisde Tocqueville）早在1835年寫到英國的工業化城市曼徹斯特時作了這樣的描述：


從這汙穢的排水溝里，流出了人類工業的最大巨流，澆肥了整個世界；從這骯髒的下水道里流出了黃燦燦的純金。在這里，人性得到了最完全的，也是最殘暴的發展；在這里，文明表現了它的奇跡，文明的人幾乎變成了野人。


這里的話雖不多，卻揭示了工業文明給人類帶來的是雙重的“禮物”。一方面是物質的豐富，巨大的財富，想象不到的奇跡，才能的充分發揮；可另一方面是環境的汙染，生存條件的破壞，人的貪欲的泛濫，人性的片面的發展等。

後來，很多國家的工業化也產生同樣的問題。

在如此現實面前，作為人文社會工作者，作為一個作家、文藝理論家，他們能做什麽呢？難道他們就一味地加入到推銷那種消費主義、享樂主義、拜金主義、拜物主義這種行列中去嗎？當然不是，我們要用我們的作品去影響經濟發展，要制約經濟發展給我們帶來的某些負面的影響。

基於以上的原因，在中國當前的學術界，就流行起“文化研究”。文化研究是西方引進來的一個詞，但是，它被引進以後，就成了中國當前的一種思潮。文化研究是對現實的一種回應，是具有積極意義的。


但是，在目前這種文化研究的對象轉了向，已經從解讀大眾文化等等現象，進一步地蔓延開，比如說去解讀廣告，解讀模特表演，解讀小區熱等，結果，解讀的對象就離開了文學、藝術作品本身。

更重要的是，在文化研究向所謂的日常生活審美化蛻變之後，這種批評不但不是去制約消費主義，反而是為消費主義推波助瀾，越來越成為了一種無詩意的和反詩意的社會學的批評，像這樣發展下去，文化研究必然就不僅要與文學、藝術脫鉤，要與文學藝術理論脫鉤，而且成為新的資本階級制造輿論，成為新的資本階級的附庸。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我們提出了文化詩學的新構想。（童慶炳：“文化詩學”作為文學理論的新構想，原載《愛思想》2015-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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