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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eridyne:砂拉越自家电视台 强势登场!
(古晋12日讯)砂拉越首家本土电视台-砂拉越电视台(TV Sarawak)昨晚正式由砂州元首敦泰益玛目主持推展,这场别开生面的推展仪式透过ASTRO和砂拉越电视台脸书官网直播,让全马人民一同见证历史性一刻!
砂拉越电视台配合砂州元首84岁华诞,于10月10日正式启播,而随着砂拉越电视台推展,砂拉越也成为马来西亚首个拥有自家电视台的州属。
砂首长拿督巴丁宜阿邦佐哈里昨晚出席砂拉越电视台推展仪式上致词时说,砂拉越电视台的诞生对砂拉越而言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大家聚集一堂,见证州元首敦泰益玛目推展砂拉越电视台。
他表示,欲促成砂拉越电视台的成立是一段漫长而艰巨的旅程。他感谢所有将砂拉越电视台成为可能的工作人员,特别是砂拉越媒体集团(SMG),得以应对所有挑战,以致今天可向所有砂人民和大马人民自豪地展示砂拉越电视台。
拿督巴丁宜阿邦佐哈里:砂拉越电视台不仅提供本地官方新闻、全国及全球新闻,也是一个促进多元民族和文化团结的平台。
“砂拉越电视台将成为砂拉越人参与内容创作、制作和演出的平台,更能激发人们展现创意领域的才华,通过这方面建立经济效益。虽然前方仍有许多挑战,但我不会低估砂拉越人在相关领域的才华和潜质。”
他强调,砂拉越电视台昨日下午配合州元首84岁华诞开播节目,这是送给砂拉越人民的好礼物,更重要的是,砂拉越电视台作为一个平台,在本地创意舞台上宣传本都作品。设立砂拉越自家电视台,也是他刚从已故丕显斯里阿德南手中接棒时所做出的承诺之一。
因此,阿邦佐哈里感谢上苍,让他在位3年时间内,履行了其中一项对砂拉越人民的承诺。他乐见,砂拉越电视台无疑将成为内容创作者、制作人和表演者展示作品的最佳平台,砂拉越电视台的成立,对砂拉越人民而言是一种梦想成真。
令他感到鼓舞的是,他相信,砂拉越并不缺乏向全国乃至全世界观众展示才能和内容材料,砂拉越大部分的才华都必须透过其他管道找到舞台,才能被更多观众所发现。
“谁不认识达央诺法伊莎(Dayang Nurfaezah)、鲍勃(Bob)、马来西亚世界小姐得主德薇丽雅娜(Dewi Liana)、马来西亚环球小姐得主法兰西斯卡鲁红(Fransisca Luhong),他们都是砂拉越子民。”
阿邦佐哈里续称,砂拉越电视台不仅提供本地官方新闻、全国及全球新闻,也是一个促进多元民族和文化团结的平台。砂各族团结精神不仅要受到维护,更要分享这项美德。
此外,他希望,透过砂拉越电视台,可让世界各地发掘砂拉越旅游潜能。他表示,今年砂拉越是透过ASTRO平台进行测试性运作,毕竟作为一家新的电视台,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测试,以确保技术稳定和运行顺利,并且符合业界水准。
阿邦佐哈里表示,砂拉越电视台计划明年扩展至MY TV旗下数码地面电视(DTT),即数码广播平台,届时可继续为观众提供免费观看。如今,人们可通过ASTRO频道122、NJOI频道122及ASTRO GO观看砂拉越电视台新闻和特备节目。(12.10.2020(https://tvstv.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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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坡《鐵拳飛踢真功夫》整代香港功夫片簡史
邵氏兄弟、李小龍?香港功夫片留名世界
如果要說有什麼擺出架式就可以有滿滿的華人味,功夫電影可說是最讓世界所認識的,並且可以與韓國和日本電影做出區隔。對於許多不了解功夫的人來說,是從看了李小龍的電影開始了解、更早的有許多港台中國的觀眾從邵氏兄弟的武打戲劇開始對「功夫」留下印象。
紀錄片《鐵拳飛踢真功夫》是一部簡要帶過觀眾觀看一整代功夫片站穩國際的簡史,從邵氏功夫片開始、李小龍傳奇、一直到洪金寶、成龍、跟李安導演的臥虎藏龍等,此外也對比關於中國功夫片在世界上意外的另類影響,而讓不同國度的人對電影產生共鳴,甚至讓人看見80、90年代香港功夫片風靡整個華人市場的盛況。
「功夫」算是中國在世界上很具代表的文化之一,早在1928年上海的明星影片公司拍攝的《火燒紅蓮寺》武俠片,算是第一部融合中國功夫的電影。但真讓功夫電影走進世界觀眾眼裡的,香港可說是功不可沒,不管在演員或是小成本大成本的電影上,都是國外影迷了解功夫的啟蒙之一。
也因國外對於中國的「武俠」、「功夫」等沒有太多概念,故在進入市場上有許多難度,直到1971年邵氏公司的《天下第一拳》在美國上映,一躍成為當年全球十大賣座電影之一。
《鐵拳飛踢真功夫》是一部以簡單人物訪談資料和歷史劇照影片整理講述中國功夫片的紀錄電影。在NETZFLIX平台上雖然多加了『邵氏出品』四個字,但電影整體介紹邵氏電影的篇幅只有在開頭較多甚至不全面。
在節奏上整體出現很大的問題,例如前面像是趕火車一樣快速穿插各種影片和解說,而後面又突然放慢速度,並且在資訊量上穿插了許多想說的事情,例如:功夫對各國人的影響、中國民主主義、後續歐美電影受到攻夫的影響動作片的改變,太多事情參雜再一起導致主題的「功夫」變得非常零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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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部紀錄片剪輯和製作都相當不成熟,甚至沒有考察全面。例如考察了邵氏電影,卻對一樣在香港賣座的黃飛鴻系列沒有過多描述,甚至在現代功夫片的考察只到成龍或李安導演的《臥虎藏龍》,李連杰、趙文卓等武術運動員出生當今在功夫片上的面孔幾乎沒有提起。
反而花了許多篇幅去講述黑人和白人功夫片演員,甚至在結尾最後來了個烏干達毫無相干的戰爭片?讓人不知所云,這讓整部片的品質大幅降低,甚至覺得過度延伸與跑題,像是沒有素材應是穿插來湊數一樣悲催。
《鐵拳飛踢真功夫》整部觀影下來問題很多、考察不夠甚至對於武俠和武功等也未給觀眾了解兩者的差異性。但是在一些延伸方面還是不錯的,像是過去邵氏電影中的女俠,甚至男扮女裝的女演員,在當時大男人主義年代的世界觀中反常的有強大可以跟男人披敵的女性。
而香港武俠片也有著各種重口味的血漿噴灑穿插等特殊化妝,雖有些兒童不宜但也是香港電影在當時勇於各種嘗試,而飛如今因受限於娛樂令讓整體綁手綁腳的情況。
電影中也敘述關於武打明星甚至各種的特技動作和打鬥套招都是真實上演,這也使當年香港功夫片誕生一堆真槍實彈的武打明星,甚至許多女性武打演員不亞於當代男星。而在種種武打明星敘述中,李小龍應該算是最深刻也最多的篇幅,甚至高過邵氏兄弟,這也使中文電影標題《邵氏出品:鐵拳飛踢真功夫》感覺有點莫名的違和感。
而在受到功夫片的引響上,電影雖然嘗試做出全面性,例如在:舞蹈、潮流文化、主流電影上去說功夫對於這些事物的引響,但卻不夠全面讓人覺得在節奏和論述上都轉得相當硬不夠讓人信服。
《鐵拳飛踢真功夫》像是有了主題卻沒準備好的台上報告,簡報雜亂不堪翻譯標題還打錯,甚至整體看下來有一大半都在敘述李小龍在美國影視與拍攝的電影史,並且想用黑人種族平等、女性主義的視角做出加分,但卻變得更亂七八糟,甚至最重要的華人演員幾乎都沒考究的一筆帶過,如同網路上粉絲剪出來的影片花絮。
只能說導演只想很快想給觀眾吃下他料理的東西,殊不知這些東西半生不熟難以下嚥。(延續閱讀:邵氏出品:鐵拳飛踢真功夫 / 2020-09-09 https://home.gamer.com.tw)
「一帶一路」知識產權
中新社北京2018年8月28日電 (記者孫自法)由中國國家知識產權局、國家版權局、商務部、北京市人民政府和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共同主辦的2018年「一帶一路」知識產權高級別會議,28日在北京開幕。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向會議致賀信,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會見了出席會議的嘉賓代表,中國國務委員王勇、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總幹事弗朗西斯·高銳出席開幕式並致辭。來自「一帶一路」沿線近60個國家的知識產權機構、國際及區域組織以及駐華使館代表,同東道主知識產權領域政產學研各界代表共聚一堂,圍繞「包容、發展、合作、共贏」的會議主題,共商知識產權合作大計,共謀「一帶一路」知識產權事業發展大局。
弗朗西斯·高銳表示,感謝中國政府對推動「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知識產權合作所作出的努力和對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工作的支持。此次「一帶一路」知識產權高級別會議的召開,充分體現了中國政府高度重視知識產權和知識產權國際合作。
他說,當前,全球面臨著數字化帶來的多重挑戰,尤其是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技術對知識產權保護提出了新的要求,世界知識產權組織願與各國一道,加強溝通,增進合作,共同促進全球知識產權體系建設,促進「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知識產權事業發展和經濟繁榮。
中國國家知識產權局局長申長雨主持開幕式並做會議首場主旨報告。他指出,推進「一帶一路」知識產權合作,促進經濟發展,實現共同繁榮,「始終是我們的合作宗旨和共同目標」。要發揮好知識產權在促進產業升級和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作用,關鍵是要凸顯知識產權的市場和經濟屬性,加強與產業發展的緊密結合,大力推動專利、商標、版權、地理標誌等工作,支撐創新型經濟、品牌經濟、文化產業和特色經濟發展,提高經濟發展水平。
申長雨還對進一步深化「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知識產權合作提出三點建議:一是共同推進更深層次的知識產權合作;二是共同推進更加完善的知識產權基礎保障;三是共同推進更加嚴格的知識產權保護。
2018年「一帶一路」知識產權高級別會議為期兩天,與會代表還將圍繞「知識產權在促進『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產業升級和經濟發展方面的重要作用」「發展全球知識產權體系及共同策略,應對數字時代全球知識產權體系面臨的新挑戰——法律、最佳實踐及合作」等議題展開深入交流討論。(完 / 2018年08月28日 來源:中國新聞網)
Heywhipple: Big Ideas vs Long Ideas
The new icon for a "long idea"?
Gareth Kay is one of the few certifiable digital experts out there and he proposes that there’s a subtle but important difference between big ideas and what he calls “long ideas.” These are ideas that are rich enough to be extended into digital and other channels for a long time. They are less brand ideas than they are brand stories.
Kip Voytek is another digital brainiac I’m lucky to call a friend and he added to Gareth’s description with this long wonderful email:
I still think it’s worth encouraging teams doing digital work to come up with good ideas – emphasis on good rather than big, and plural rather than singular. I have a speech slide with a picture of Madden 2010, World of Warcraft, the iPad, and Nike+ and I challenge people in the audience to come up with the “big idea” behind each of these products. While people invariably come up with a high-level descriptor, they usually wind up discovering that there are dozens and dozens of big ideas in them; design details, executions, lots of ideas that all add up to its market appeal. When I had the Nike account in 2002, Nike kept asking us, “What is the big idea of this site, this app, this page?”
An art director finally got exasperated at this ongoing request and said “Don’t you get it? I have to come up with dozens of great ideas to make a great digital experience. If you make me focus on only one, you’ll have an experience with one great moment followed by dozens of mediocre ones.”
Kip went on to suggest that teams who are briefed to find the one big idea almost always come up with a decent concept, while teams that are freed from the mandate for one big idea think about the long view of the customer and come up with rich experiences that work across the entire customer journey.
When we pay to slavish obedience to a “big idea” we can end up leaving a lot of good concepts on the table. Does every single thing we produce have to look like a clone of the main idea? My guess is no. Yes, it needs to report to the same brand, the same idea, but let’s not get all Concept-Nazi. Sticking to the war metaphor for a minute longer, I am reminded by a cool thing my friend Mike Lescarbeau (CEO of Carmichael/Lynch) told me: he compares a really good idea to a nuclear bomb and asks “Does it really have to land precisely on target to work?”
Come to think of it, long ideas apply also to other areas.
Is every single Beatles song the best one they did? No, but the Beatles story, the Beatles voice, the Beatles brand? Solid as a rock. I liken this long idea concept also to the output of authors. I happen to like Stephen King. In my opinion, the last top-notch A+ story he wrote was The Green Mile, but the dude keeps puttin’ the new titles out there and I keep reading because I love his voice. I love the idea of Stephen King. Long ideas are what you want for brands that are gonna be around for awhile. This blog, it’s a long idea, too. Not every posting is A+, but I’m pretty sure I’ve done some good ones. What’s more important is that I keep at it, keep posting, keep adding to the original iteration.
So remember: It’s not a big idea if it’s only a big idea for a while.(https://heywhipple.com/big-ideas-vs-long-ideas/)
陳明發《夢魏源》
已經是第三天,同個時間
晨曦推開葉隙露出朦朧的臉
我不打算立即起床
寫下夢裏的經歷
當意念和情境對坐相看
任何符象都經不起翻譯
頭一晚的手信是豬肉三斤
素昧平生的你囑我西式烹製
第二晚你給我理頭髮
抖盡晚雪的批肩成圍巾
第三晚,我設法把一句話
攪進就快滾沸的熱湯
韻律像麵團在鑊裏不委婉
一用力,折斷鍋鏟
我明白圍巾的寓意
可新的勺具
在哪裏?
(21.7.2021)
李琛·詩歌的神秘主義闡釋—蘇布爾與馬利坦的比較:藝術創作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心理的、精神的創造過程,歷代文論家對此從不同角度作過各種解釋,但從神秘主義的角度闡釋詩歌,及其創造過程的卻并不多見。我在從事《阿拉伯現代文學與神秘主義》的課題研究中,接觸到了埃及詩人薩拉哈·阿卜杜·蘇布爾和法國當代哲學家、文論家雅克·馬利坦對詩歌創作所作的神秘主義解釋。他們的解釋引起我的興趣,因為它揭示出神秘主義與文學藝術的相通之處。我以為這一解釋是以歷代神秘主義者,和詩人的實踐為依據的,屬于經驗的總結,也符合文學創作的規律,值得介紹。
一
薩拉哈·阿卜杜·蘇布爾(1931-1981)是埃及新詩運動的旗手和代表人物,是埃及當代五位最著名的詩人之一。1957年他的詩集《我的家鄉人》問世,標誌著埃及新詩運動的開端。他一生創作了《我對你們說》(1961)、《老騎士的夢》(1964)、《受傷時刻的沉思》(1970)、《夜的樹》(1972)和《記憶海洋中的航行》(1979)等六部詩集。
他的詩作具有鮮明的人道主義精神和時代特色,優雅含蓄,充滿五彩繽紛的意象。他的詩劇《公主在等待》、《哈拉智的悲劇》、《夜行者》及《麗拉和癡情漢》發展了阿拉伯的詩劇藝術,得到評論界的一致贊譽。除此之外,蘇布爾還著有文學評論多部。其中,《我的詩歌生涯》(1981)最能體現他的詩歌理論。
他的理論建立在對人的關注和認識之上,涉及了詩與人、社會、生活和藝術之美的關係,帶有蘇非神秘主義的色彩。在論及詩歌的創作過程時,他將詩歌創作過程等同于蘇非靈修的過程,完全用靈修者的體驗和語言進行闡釋,很有新意。他了解西方文論,又能用阿拉伯伊斯蘭固有文化——蘇非文化——來闡釋詩歌,使其詩作和詩歌理論既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蘊,又富于現代性。
蘇布爾的詩歌理論以蘇格拉底的“認識你自己吧!”作為開篇,意義重大。他認為,人認識自我的前提是先具備自我意識,自我意識是批評自我的起點,也是前進旅程的第一步。然后,人方能在觀察和沉思自我中認識自己。人注視自我是人類認識上的最大轉變。因為這種認識由舒緩的靜態轉化為超越的動態,使人類語言提升到與自我對話的階段。若這語言是純凈、無誤解和含混的話,它就處于對話的最真實、純潔、連續的階段。注視自我的意思不是專注人本身,而是自我變成寰宇圖象及其事物的中心和焦點。人在觀察自我的過程中檢驗著他與周圍事物的關係。于是,這對話不是雙方的,而是三方的,是一種“三方對話”的結果。人成為“觀者的我”、“被觀的我”和外界事物三者之間的一種對話,并于對話中發現真理。蘇布爾援引蘇格拉底的話說,真理不能植入人心,必須通過辯論才能獲得。真理始于“觀者的我”開始思想,然后在“被觀的我”身上以懷疑和沉思面對所看到的事實(或稱為事物),并加以檢驗。蘇布爾由此引申到人類的歷史,認為歷史可以說是人沉思自我的歷史,或者說是“觀者的我”、“被觀的我”和外界事物三方對話的記錄。(下續)
(續上)在分析詩歌的創作過程時,蘇布爾揭示出了藝術創作過程中蘇非精神的心理模式。他把詩歌創作分為涌起、變化達到和返回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詩的涌起(wārid,瓦立德)。據《蘇非術語辭典》的解釋,“瓦立德”一詞是動詞“來、到”的主動名詞。伊斯蘭蘇非大師在解釋這個詞時都用近義詞來描述。大蘇非諸奴·密斯里認為“真實的涌起,心兒有所動”。蘇非派長老庫薩伊里用了“閃視、閃光、光亮”三個詞來限定它。這三個詞代表了蘇非靈修最初階段的狀態。“閃現”是靈修者在心靈的黑暗里看見一絲稍縱即逝的亮光。“閃光”說明閃爍的亮光消失得不那麽快,可能還會出現幾次。“光亮”又進一步,閃光消失時留下一抹光亮。(注:阿·穆·侯夫尼《蘇非術語辭典》,貝魯特,麥希拉出版社,1980年,第263頁。)
蘇布爾援引庫薩伊里的這三個階段,來描述詩在詩人頭腦中涌出的最初狀態。出現在詩人腦海里的是詩的一些意念、開頭或段落,它模糊無序,雜亂無章,詩人自己也說不清楚。這些涌起的東西在詩人頭腦中閃現,既沒有閃現的前兆,也沒有閃現的固定時間和地點,詩人當時可能獨處,也可能在人群中,可能在工作,也可能在休息。也許這些東西還會反復涌起,像閃現的光亮一樣,慢慢留下較為清晰的圖象或思路。詩人回想起它,就會發現它為即將寫作的詩開辟了道路。于是詩人便進入創作的階段。
第二階段,是變化和達到的階段 (at-talwīn wa at-tamkīn)。《蘇非術語辭典》指出,“變化”是靈修者能力的顯現。狀態的變化、心靈的變化與認識安拉秘密的增多,合起來就是獲得真理的標誌。蘇非杰爾加尼認為,“變化”指靈修者尋求和審視的等級。阿拉伯思想家伊本·阿拉比指出,“變化對多數導師來說是欠缺的等級,但是對我們來說是完美的。因為,在變化的狀態中安拉說出他的事,靈修者每天都在安拉的事里。”(注:阿·穆·侯夫尼《蘇非術語辭典》,貝魯特,麥希拉出版社,1980年,第48頁。)
蘇布爾在書中提及了庫薩伊里的看法。庫薩伊里認為,修道者不斷提升自己,經歷一個個境界和狀態,從出發地到達了牧場——春天和放牧的地方,這意味著他已達到。變化著的修道者處于提升之中,到達的修道者即與安拉同在。(註:蘇布爾《我的詩歌生涯》,貝魯特,讀書出版社,1981年,第14頁。)
蘇布爾巧妙地把這些蘇非用語轉換成藝術語言,描述了詩人創作的過程。他寫道,當詩人處于藝術創作中時,他便讓自己開始一次痛苦艱難的旅行。“從一個狀態上升到另一個狀態”這句話足以證明詩人創作的艱辛。詩人回憶這第一閃念所啟示他的東西,從那里可以捕捉到詩的源泉,成功的詩人有能力邁向那個源泉,與之聯系。一旦聯系上,詩人便與自我分裂或自我與詩人分離。然后,詩人在自我中將自我顯現。也就是說,“被觀的我”迅速變為“反映的我”(鏡子),將寰宇圖象及其事物顯現出來,詩人在鏡子里見到閃念所啟示的東西,若換成中國佛禪的語言,就是修道者在“智慧眼”中觀看到了幻象和光。
那麽,詩人在第二階段是如何“變化到達”的呢?蘇布爾寫道,詩人“從日常生活中會汲取成千上萬個映象和材料,在頭腦中形成許許多多的閃念、直覺和念頭,它們停留在腦海里的某個部位,可稱為潛在的理性。”(註:蘇布爾《我的詩歌生涯》,貝魯特,讀書出版社,1981年,第22頁。)(下續)
這些奇特的因素即是自我的話語,它是“被觀的我”與“觀者的我”進行藝術對話,形成詩篇的話語。事實上,區別藝術家自我的最重要的東西,是自我在自我中展現的強烈愿望,或者可以稱其為“潛在理性展現的渴望”。一旦光亮出現,自我迅速陷于沉思,盡快完成自我分離為“觀者的我”與“被觀的我”的過程,以便凝神注視這光亮(即那些直覺和閃念)。
那東西看起來僵死不動,實際上卻似“蠶繭一樣,具有潛在的生命力。反復的審視會再現它的存在,并使之復活”。詩人為了描繪這突然出現的新世界,必然求助于語言的象征。蘇布爾認為,詩歌不是對一個每日面對世界和宇宙的沉默朋友自我的直接表現。然而,多數詩人只滿足于這直接的表現。成功的詩人則必須凝神注視那另一個自我,它是一個“充滿夢境、知識和念頭的火藥庫”。當詩人用以表達的材料是話語的象征圖畫時,他便進入了對話的第三方,他即是事物。區分詩人、夢者、瘋人的重要尺度,就在于這對話第三方的進入。
第三階段是返回階段,即恢復到詩人的正常狀態。詩人經過前兩個階段,在看到出現在眼前的新世界,并找到表達新世界的象征圖畫后,便中斷了對話,開始作出判斷,運用他批評的敏感性,把握正確與錯誤。這時,第一自我(觀者的我)以他全部的意識,注視著能從對話的另兩方獲取的東西,對它進行加工。
蘇布爾在談及詩的涌起時,沒有直接用靈感一詞,而用了“念頭”一詞。他認為,這念頭是由遠離人類的源泉降下,但未明確指為神靈。與此同時,他又提到:希臘人和阿拉伯人是把詩的源頭與神靈聯系在一起的。希臘人稱之為靈感,與祭司的預言同源;阿拉伯人則稱之為啟示,是精靈所為。正如伊斯蘭前的大詩人烏默魯·蓋斯所說:“精靈為我選擇了詩句/從中我挑出自己喜愛的。”蘇布爾認為,念頭的涌起是模糊的,無序的,有時是強烈的,它似閃電一般驟然出現。這時,寧靜的自我渴望捕捉到它。為此,他需獨處,靜靜地等待它一次次地出現,從而把握它的存在。自我的孤獨是為了意識到自我,經由同一而認識自我。因此,偉大的藝術都產生于同一(at-tawahhud)之中。同一在這里指“自我趨向沉思自我的高級階段”(註:蘇布爾《我的詩歌生涯》,貝魯特,讀書出版社,1981年,第10頁。)。
此后,蘇布爾又援引庫薩伊里的見解,來解釋詩人不成功的原因。庫薩伊里說,修道者是否發生變化取決于瓦立德的力量夠不夠大,或者人是否太軟弱,而修道者能否保持虛靜也取決于修道者的力量或瓦立德對他的影響力。由此,蘇布爾認為,詩人寫作的失敗,可能是自我情感過于熾熱強烈,或是由于自我的抗拒(掙扎)使之不能與自我脫離,讓閃念控制自己;另一個原因是詩人對“涌起”的閃念缺乏強有力的感受。在分析自我的強大或抗拒或缺乏感受力的原因時,蘇布爾認為,它歸根結底與人心靈凈化的程度有關。也就是說,修道者經過一系列的變化之后,必須最終戰勝自己的心,才能達到幸福的終點。正像他引用一位佚名蘇非所說的那樣:“求道者的旅行終止了戰勝自我。一旦戰勝自我,他便達到了目的。”(註:蘇布爾《我的詩歌生涯》,貝魯特,讀書出版社,1981年,第20頁。)
蘇布爾對詩歌創作的神秘主義解釋并非從理論到理論,而是以個人的蘇非體驗為依據的。14歲時,他曾通宵達旦地祈禱,企盼能像虔誠者那樣忘記自我,心中只有安拉。果然,當他專心默唸古蘭經的段落時,眼前出現了光環,這令他吃驚不小。過后他有意識地重復這一經驗,卻一無所獲,這又令他不安。他15歲開始寫詩,那種感受令他激動發狂。他越發內向和孤獨,尋找著真正詩人的感覺。
在敘述詩歌創作過程中,蘇布爾試圖結合自己的創作經驗加以說明。他引用了《旅行》(1952)一詩,描繪對意義旅行的向往和渴望。這首早期未發表的詩已經運用蘇非的語言將詩歌創作過程稱之為“意義的旅行”。在美麗如畫的靜夜里,“我漫不經心瞥見一絲微笑/習慣聽著恩主的回響/薄霧中傳出輕輕樂曲/我摘取清新的夢幻/收集起來驅散陰沉/夢中的新娘婷婷玉立/小鼓和笛聲喧鬧不息/花冠微笑令我呆立不動/心火竄動用手掌撫平/玩偶木然的感覺令我心痛/至高拒絕她向我走來/和隨后出現的萬丈輝煌/啊,心中的意義旅行/居于荒漠擁抱著虛無”,“夜那迷人的氣息逝去/黎明現出了她的笑臉/啊沉睡的兄弟,在睡意/和思想天真的懷抱里多愜意”。(註:蘇布爾《我的詩歌生涯》,貝魯特,讀書出版社,1981年,第17頁。)心火和木然的感覺說明心兒不虛不靜,沒有“涌起”發生,只有像孩子般純潔、安寧,靈性之光才能閃現。(下續)
(續上)在《親和之歌》一詩中,他通過描述失敗的經歷,強調愛于合一中的重要。沒有愛便不能犧牲自我、達到無我的境界。詩中表示,他在自我分離、獲得物象以及自我對詩的親和上取得了新的進展,但是詩意并未來臨。于是詩人從自我中剝下一切生活的標誌,像一個朝覲者奔向至聖。
詩人為詩歌筑起聖壇,可是他親愛的造訪者還是沒來。詩神不來讓他惱火,他推倒神壇,丟掉所有的東西,像出生時一絲不掛,不穿受戒的外袍。在漆黑的夜晚走向山谷,詢問先驅欲生者是否以愛的殉道者的名義死去。他曾在想像中埋葬過溫柔的心和僵死的體。
他呼喚著:“愛人啊,折磨我的人兒/難道你那兒沒有追隨的禮物/我是順從聽話的僕人/若允許,我是你奧秘中的朋友/我的故事空前絕后/性情似杯中酒般柔和/能否賜與眷戀的凝視/我以愛來證實友情的親密/在你深邃的心里可有我的位置/為愛你,我打碎了/人的本性,不再返回”。(註:《蘇布爾詩歌全集》,貝魯特,奧達出版社,1972年,第103-104頁。)失敗在于他欲念過強,沒有戰勝自我,處于自然而然之中。
二
早在50年代初蘇布爾正進行意義旅行的時候,遠在美國的法國當代著名哲學家、文論家和美學家雅克·馬利坦(1882-1973)就已寫就了他的代表作《藝術與詩中的創造性直覺》(1953)一書。
這部書詳盡地論述了作為一種精神現象的人類藝術活動的制作過程。他的理論建立在以下認識之上:藝術存在于靈魂之中,它是靈魂的某種完善;智性是精神的、天生的、沉思的,它遠遠超出概念和邏輯,在想像和情緒的重要聯系中活動。藝術是一種智性的創造;同一性的原則是關于存在的最初的規律。經由同一性的認識在人的生活中起著巨大的作用。
馬利坦的論述具有明顯的神秘主義特征,首先表現在他對智性的推崇和解釋上。他認為,“智性是純精神的”,“在智性和欲望之先有一個廣泛而原始的前意識的存在”。它是認識和創造力之源,是隱藏在靈魂那原始半透明黑夜中的愛欲,以及超感覺的欲望之源。意識的種種產物和行動,思想觀念以及概念邏輯理性推理等等,都是在智性和欲望中形成。
在這種形成中,智性活動采取了確定的形式和外形。這種有生命的智性活動是“在一個半透明而富于想像力的黑夜中發展”,這黑夜與在上帝產生之前最先被創造出來的那種原始擴散之光的黑夜類似。“這種啟發性智性以其純而又純的活化的精神之光滲入意象之中,驅動或喚醒包含在它們中的可理解性。”馬利坦把啟發性智性描繪為“不斷放射出光芒的太陽”,這太陽之光是馬利坦借自神秘主義者在修煉中的體驗。
他們在靈魂黑夜中,“心見”上帝之光,其亮度幾倍于太陽的光。馬利坦充分肯定了這光的價值,認為“它的光使得我們所有的觀念在我們心中產生”,“從啟發性智性之光對意象世界的影響中生出斑狀的云彩。它是微不足道而抖動不定的初兆,然而它是無價的,朝向可被把握的概念的內涵”。(註:馬利坦《藝術與詩中的創造性直覺》,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1年,第80-84頁。)
其二,表現在馬利坦對同一性的認同上。同一性的概念也是馬利坦從神秘主義借用來的。他認為,“智性認識的形成過程,是一個極其複雜的漸進性精神化的過程。因為智性想像力的活動,只有通過智力與在活動中被帶入精神狀態的客體的同一才能完成。”這里,馬利坦指出,阿奎那以前的學者以及阿拉伯的哲學家都認為這種智性與神的智性同一,是超然的,只有聖托馬斯認為它是與生俱來的,因為人本體上是完美的。
一種參與了創造神之光的內在精神之光,它通過不斷移動的純精神性而存在于每一個人中,成為每一個認定全部智性活動的原始活躍之源。馬利坦解釋說,“概念是在啟發性智性的驅動下,被智性以概念胚芽的形式自意象中得到的。智性來自概念的胚芽,它通過最重要的發展過程在自身之中生出他自己的生命之果,即它的概念和觀念。”
其三,表現在他運用這種非概念的智性活動,這種非理性的理性活動解釋詩的起源及其在詩性靈感中起的作用。馬利坦敘述詩歌創作的全過程時,運用了“詩性直覺”、“詩性認識”、“詩性經驗”幾個重要的概念。他認為,“詩性直覺本質上是一種智性的閃現”,“是智性的非概念生命幽深中的一種創造衝動”,所以它既是認識性的又是創造性的。
這種創造性的直覺“是一種在認識中通過契合或通過(產生自精神的無意識中的)同一性對它的自我和事物的隱約把握”。“詩性認識是一種經由傾向和同一性的特定認識,是一種經由表達情感的同一性的認識。這種表達情感的同一性,本質上與精神的創造性有關,他傾向于在作品中表達自身。”它“以一種無意識或潛意識的方式自詩人的思想中產生,然后以一種感覺不到、然而又是強制性的和不可違背的方式出現在意識中,提示自己的存在,但并不表達它的存在。”而“詩性經驗”則是“浮現在精神前意識界限之上的一種隱約的、無法表達而動人的認識狀態”;“在智性中,來自靈魂的靈感成為來自概念的理性靈感,即詩性經驗。”(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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