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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by moooi on August 29, 2023 at 7:05pm

李紀舍·物質、關係與詩學

講題：物質、關係與詩學
主講人：李紀舍（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暨研究所教授）
主持人兼與談人：涂銘宏（淡江大學英文學系副教授）
側記：阮芳郁(台大台文所碩⼠班生)
閱讀文本： Édouard Glissant. "Paths," "Theories," and "Poetics," Poetics of Relation. (pp. 89-210)
時間：2022年 5 月 21 日
地點：台大台文所國青 324 教室
本場活動由李紀舍老師導讀。

李老師介紹本書作者後，從歷史的概念談這本書的核心理念，他提到：Glissant 在書籍開頭爬梳了自身歷史，認為個人歷史即代表龐大歷史，尤其西方殖民對個人所造成的影響，深深形構了個人史。其中包括殖民者掠奪了非洲人、使之成為黑奴，以之替換掉中南美洲的原住民，在被殖民地上耕種、勞役，使非洲人及其後裔被迫成為當地住民。

李老師提到，值得注意的是 Glissant 自身的批判文化政治立場：相對於同為馬提尼克出身的政治學者 Aimé Césaire ，Césaire 接受早期的法國殖民歷史體制，傾向法國與黑人回歸運動；但是 Glissant 並不如此，自從在巴黎完成學業、回到馬提尼克後，面對身份課題無時不念茲在茲，在學術界尚未提出「他者」概念時，Glissant 已充分自覺這是他無法迴避且將終身思索的重要課題。從大都會／城市的角度回看馬提尼克，亦如薩伊德等後殖民知識份子所深切體悟與省思的立場。

李老師欲強調的是：儘管 Glissant 的基本立場與許多後殖民主義者接近，但某種程度上也將因此侷限讀者對 Glissant 的了解，忽略了他的特殊性。李老師提到 ，Glissant 談論關係時有三個討論方向，首先是 “the middle passage”，格里松回到對非洲人最為痛苦的這一段集體歷史，西方人不斷揣想如何掠奪非洲人（即圭亞那人）的主體性，將之鎖⼊船中，運至中南美洲等地，做生產苦力。

Glissant 嘗試從「祖先」的個人史出發，他提到：「萬一是我被抓到船上，那是多麽創傷性的經驗」，強調以祖先作為敘事主體，進⼊歷史。除此之外， Glissant 更以祖先初見現代文明的船隻時的驚嚇為例：「竟然不是我們那種船」，祖先以 ”belly”, “womb” and “abyss”等詞彙形容現代船隻，並以以 “nonworld” 一詞，凸顯「被迫與西方世界建立關係，這一建構本身在你（意指祖先）尚未理解之際，你已被迫進⼊這一關係」的暴力象徵。

李老師強調，Glissant 使用祖先的語言與詞彙，有意再現祖先的世界觀，並指出多數人鮮少以子宮、無底洞等詞彙來描述運送黑奴的船隻，語言上的難以理解，更凸顯祖先的創傷經驗的不可言喻，他們使用著看似奇怪的語言，正是人類創傷經驗的最佳例證。第二個討論方向是 “errantry”，在這一詞彙裡，Glissant 嘗試討論加勒比海人的生活歷史，回應「我們加勒比海人，到底是什麼人？」

這一攸關身份政治的問題，對多數讀者而言，這一提問應不陌生，我們時常以種族國族主義的語言及意識形態來回應，但對 Glissant 而言這是失效的，種族國族主義並不符合加勒比海人、格里松及其祖先們的歷史事實，「是我們把原住民都趕走，我們是暴力的居住者，我們到這裡後，也沒有建立文化統一與任何聯繫，種族的概念並不足以全是我們的歷史處境。」

（《Advent》經典研讀班第十一場〈講題：物質、關係與詩學〉；30—34頁；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補助學術研究群暨經典研讀班結案報告；計畫編號：MOST 110-2420-H-002-003-MY3-GB11008；執行期間： 2021 年 7 月 1 日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計畫召集人：楊乃女；執行機構及系所：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英語學系）

Comment by moooi on August 29, 2023 at 11:40am

（續上）藉由 “errantry”，肯認（歷史上）錯誤必然存在，但並不因錯誤而逃避存在的事實，這是 Glissant 談論加勒比海集體歷史的方式，亦藉此活化了德勒茲的根莖概念。

第三個討論方向為 “French”，Glissant 將世界語言分為三種：（一）、不涵納殖民性的語言，例如中文、印地語；（二）、部分歐洲國家的語言，強調大陸性思考且未曾與世界上的他者進行複雜的歷史交融，例：德語；（三）、充滿殖民歷史， 語言本身即經由歷史操作而成，例：西班⽛語、英語、法語等。其中，第三類語 言經由國家領⼟的擴張，納入更多落實該語言的被殖民者，這一語言操作， Glissant 認為即是關係的發生。

Glissant 認為，他藉由法語論述、寫作的行為本身， 即是法語與他自身爭奪論述場域的一種表現，也是因此，法語成為他終其一生必須面對的語言，「我同時要保有我的⽴場，以法語理解我所生存的歷史、我的地方、我的世界為何」，李老師進一步說道，Glissant 肯認這一競逐關係，並強調無法將法語與他自身（⾺丁尼克身份、克里奧語 ）一分為二，這一想法下，「語言」成為關係生成的操作要素。

總結上述，“the middle passage”, “errantry” and “French”三點，提供理解 Glissant 的關係概念的路徑。李老師提醒到，Glissant 本身的混雜思考，易導致學術理解上的困難，是以回歸他面對自身身份的思考脈絡，是進⼊他的加勒⽐海知 識模型的重要起點，若以既有的認知習慣來認識 Glissant 是不夠的。

《關係詩學》寫成於格里松的生命晚期，對於關注龐大歷史的知識份子而言，晚期作品往往能顯現他對基本問題的深刻、基進思考，亦可從中看見其內在的強烈動力，在 Glissant 的作品中也不例外。是以，根據上述的提示方向，足見單憑英文或法文的 relation 字義來理解晚 期 Glissant 面對基本問題的態度，恐怕有所未及。

李老師說道，relation 本身是相當哲學化的概念，因它所處理的是哲學課題（知識、本體、現象等），理解過程勢必得溯至康德的本體論 ；為使大家更易理解格里松思考的思考方法，李老師舉例說明：在 ”relationship”一詞所涵納的英釋義中，反而不如 “make friends”這 一詞組來得深⼊，前者限制了關係模式且無指稱對象，後者則預設這一對象過去 並非我的朋友、且必須以個體形式出現方得以成為朋友，是以，一個以上的本體的動態並存，證明個體永遠無法找出絕對、單一描述整體知識的方法，多重個體 的並存所引發單一個體的局部知識，這一詮釋更接近格里松的思考路徑。

延續上述，李老師提出討論 “relation identity”有其必要，若 Glissant 欲從被殖民的馬丁尼克⼈的特殊身份回答「我是誰」，無法迴避的是對 identity 的扣問，以及在此之前對於本體、歷史等相對龐大問題的反覆思索，李老師已在上述 三條理解 relation 概念的路徑中清楚指出。

總結 relation 這一概念，李老師提到，當今批判理論強調哲學認識論與身份政治的二元性，但 Glissant 的行文方式、思考軌跡之下，identity 更是 “equal”and“open”的實踐場域，二元化的區分應朝向縮小差距、逐漸合一的方式，增進本體與本體之間共在的機會，這是 Glissant 面對他身上被迫烙下的身份政治的思索痕跡。(下續)

延續閱讀：

解域與根茎

格里桑《關係詩學》

Comment by moooi on August 28, 2023 at 5:42pm

格里桑：不透明性

總結 relation 這概念，當今批判理論強調哲學認識論與身份政治的二元性，但對身披政治烙印的格里桑，identity更是 “equal” and “open” 的實踐場域。二元區分應朝向縮小差距、逐漸合一的方式，增進本體與本體之間共在的機會。

第三個概念「不透明性」，對日後新物質主義產生影響，是格氏重要貢獻。不透明性兩種面向的詮釋，（一）森林景觀視角，具有非穿透性、有質量、且影响人類生活；（二）對黑人來說，不透明性是透過白人視角來看黑人的結果，另一方面，黑人意識到自身生存困境的無法表達，也是不透明性的深層解釋。從地理到人類個體，足見格氏的思考脈絡，其中「理解他者的欲望」昭然若揭，這裡的他者，可以是地景、亦或相異種族的個體，無論對象為何，「理解」的企圖即是不透明性的概念核心。

巴洛克是歐洲文化在理性高張期間，相對於當時的藝術概念所衍伸出的風格，巴洛克的本意是與科學理性站在同一邊，嘗試征服自然、本身即是一種面對自然的表達。格氏將巴洛克視為一種反思，若理性是透明的象徵，巴洛克則相對象徵了理性無法處理的侷限，在巴洛克之下，足見被理性所掩蓋的自然，亦即呈現出「不透明」。

格氏將不透明性視為一種美學知識，這一美學翻轉了哲學傳統中康德的美學概念，不再是以心智活動為美學起點，強調每一次的經驗都是一個接觸點，他不以理性為中心的態度與美學實踐，欲強調理性知識有其侷限，並嘗試向自然開放，這一實踐過程中的半／不透明性，便是對知識一知半解的證明。

從美學觀回到寫作，格氏認為開放性的語言使用，亦是他的美學實踐，跳脫官方控制，回到語言本身自我生產的力量，「listing（列表）」是 Glissant 所提出語言的最高層次。語言藉由列表中拼圖式的呈現，其間的空隙即是語言的開放與隨機性的證明，Glissant 認為這是解讀此一美學觀點最為複雜之處，也超越了既有文學批評的穩固結構。

從 Bruno Latour , John Berger 的論述来看，Latour 透過一張老鼠開會與立委開會的圖片並置，嘗試指出二者並無高下或差異之分，唯有主體將自身也視為客體，平等方可能發生；Berger 則在 “Why I Look at Animals?”一文指出 “Human and animals are equal.”將動物與人視為相對平等的主體。Glissant 與二人的觀點接近，更進一步將之抽象化為：不透明性是一建立在本體之間的絕對公平與共在觀念，如此方才是將主體—客體（self object）的對立拔升至 relation 層次的思考試驗。

在不透明美學之中，存在著我與共在本體的強烈互動，在行文中 Glissant 以 “give-on-and-with”來表示之。 他對新物質主義的重要貢獻，在於打破對傳統哲學中本體論的固著想法：過往固著於“本體為何不可知？”但對 Glissant 而言，重要的是透過美學知識，我與我的本體產生實質的開放性，且承認本體確實存在，便是 Glissant 對新物質主義論述發展的最大貢獻。


（《Advent》經典研讀班 第十一場〈講題：物質、關係與詩學〉；30—34頁；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補助學術研究群暨經典研讀班結案報告；計畫編號：MOST 110-2420-H-002-003-MY3-GB11008；執行期間： 2021 年 7 月 1 日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計畫召集人：楊乃女；執行機構及系所：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英語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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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ing & Sympoiesis

詩性連綫

南海詩性文化特區

詩性專頁

遊客凝視

Comment by moooi on June 1, 2022 at 7:03pm

愛墾評·視覺體驗的前景是什麼？

第七章vision & photography圍繞三個問題，第一，「視覺」如何在各器官中「脫穎而出」，成為現代社會最倚賴的器官；第二，照相術的發明與普及（popularisation），這是關於「記憶」和「形象」的一次革命，也是對時空的一次改寫；第三，照相術的數字化。

「視覺的霸權化」，Urry歸因於從16世紀開始的科學研究過程，「眼睛」在「觀察」「實驗」中的核心作用，在照相術出現以前，上層旅遊隨身攜帶的Claude glasses就是frame自然的證據。

1840年照相術的出現，是Urry把tourist gaze定在這個時間段的重要因素，而照相術的根本魅力在於「毫不費力地把時空固定下來」，由此「objectify the world as an exhibition」。照相術和人類「超越時空」願望相呼應，由此大大改變了這個時代的圖景。1859年，Oliver Wendall發明了更為便捷的照相機。值得注意的是，早期的照相術和相片以代替旅遊的方式滿足了人們旅行的欲望，而不是激發，在這個意義上，柯達Kodak的出現是革命性的。1880年代末，柯達的出現p170”re-made and re-scripted photography as leisurely family-centred performance”。換言之，是柯達「教會了人們如何在鏡頭面前共度時光」，並且教會人們利用鏡頭給體驗賦予意義p179 tourist places are woven into the webs of stories and narratives that people produce as they construct and sustain their social identities (Hsiu-yen Yeh,2009)。

旅遊進一步私人化，家庭化。因為關於柯達的這部分講得太好，我覺得在寫中國旅遊史的部分，必須把照相機這部分加進來。而「背包客」的攝像，一定程度上其實是「反柯達」的，他們獨來獨往，不熱衷於被拍，也不熱衷於共度時光。所以很有意思。鑒於照相術的「廉價」「方便」，和大眾旅遊一樣，「民主化」的同時擺脫不了「庸俗」的罪名，所以p187 it is unsurprising to see the unproductive tourist-traveller dichotomy positioned around photography. （Tourist Gaze 3.0）

Comment by moooi on May 29, 2022 at 12:43pm

愛墾評·觀光客凝視理論在新世紀文史體驗領域的更新

回到1960年代，[成長中的中産階级]的青春期充滿反叛和權威的衰落，而且介於青少年和成人之間的那段時間又拉長了（an immensely extended luminal zone derived from the decline in parental authority and the extension of the period when one is neither child nor adult. (Martin, 1982)）所以媒體界，文化界的很多規則都重寫了。這群人極為矛盾，又懷舊，又崇尚新的。一方面是the loss of historical sense，一方面是媒體發達圖景下的three-minute culture. 不斷換臺，immediate consumption purchase。

這群人的品味對旅遊業的影響巨大，首先是在旅遊地問題上，the prioritization of “culture” over a particular construction of “nature” or “natural desire”.其次，要求使用的東西「純自然」。特別值得注意的是，80年代末, Independent報紙發起的 “Campaign for Real Holidays”，說旅遊被現成的系統綁架，號召不去那些重度商業化的地方，real holiday makers依賴盡量少的旅遊機構。但是這種提倡其實也很快被大旅遊公司收編，「我們提供一對一服務」。

在這個80年代末發起的運動中，有很多值得強調的地方，p108travel rather than tourism, individual choice, avoiding the package holidaymaker, the need to be an educated traveler, and a global operation that permits individual care and attention.他們對 “real”或者 “natural”的強調其實無甚新奇，也和當時的鄉村保護運動結合在一起，和農業，工業在英國社會中的角色發生變化有關。對鄉村的迷戀，本身就是時代變遷的一個符號，p109 there is a relationship here between postmodernism and this current obsession with the countryside. the attractions of the countryside derive in part from the disillusionment with the modern。是戰後對「現代性」的祛魅和反思。但是，鄉村作為tourist gaze, normally has erased from it farm machinery, labourers, tractors, motorways…這個現象就是MacCannell說的將東西「博物館化」，這不再是個生產性、創造性場所，empty。但是另一方面，也有組織專門experience it physically的活動p111

但是他這段引的文獻全是80年代的，必須考慮的是三十年後的適用度如何。（Tourist Gaze 3.0）

Comment by moooi on May 28, 2022 at 9:28pm

愛墾原創·如何經营文史體驗產品

熟捻維柯的詩性哲學以後，再細閲婆羅洲的歷史脈絡，教我們對這地球表面第三大島充满了想像，更容易明白它為何在眾多的“南洋想像”中，格外充满了詩性。更有條件成為南“海上桃源”。站在歷史文脈上抬頭遥望詩性想像的星光，其他資源如口耳相傳的故事、佚聞，都成了可貴的家底。若能盡早梳理南海各邦各族的文史淵源，便有機會將這些資源轉化成資產，打造具有世界影響的文化旅遊品牌，畢竟南海如此眾多的文化交集並不多見。為免同業不良競爭，避过優劣、主次、真假之別的爭鬧，鄉土精神、乡风为重非常重要，盡早擬定诗性渤泥文史觀光發展規劃與推廣也就非常必要。在地業者可主動牽頭，聯合相關或跨界業者盡快進行文史旅遊總體發展規劃，優先處理好文化遺產保護與開發的關係，盡可能有效保護確保文化遺產的原真性得到有效保護。今後這一地區應該嚴格按照此規劃進行文化旅遊發展。抓好基礎研究。文史旅遊發展與品牌塑造，離不開基礎研究。歷史文化遺產富集异常珍贵，但到底有多少鄉土文化資源家底，這些資源的現狀如何，哪些保存完好，哪些部分消失，有哪些已經消失，該如何進行叙事包裝和營銷策劃……諸如此類的問題，有必要一一厘清。大抵可分歷史文獻集成、遺址遺跡遺存考辨、非物質文化遺產分類以及保護與開發方案等進行整理與探討。接下来，則是豐富和完善以住宿如民宿、特色酒店為核心的遊客接待設施；努力提升接待服務等從業人員的業務素質和能力；針對不同區域的文化稟賦和條件，给予移动数字工藝如手机应用程序的支援，在城鄉建築風格、街道景觀、景區標識等方面，統一识别設計規劃，形成本身的獨特個性。（26.5.22 請勿轉載）

向“產業鏈旅遊”學習文史-文創跨領域融合

加里曼丹華族早期歷史

海絲大典

客家是語系民族？

潘艷勤：廣西-汶萊經濟走廊建設大有可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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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齊心開創共建“一帶一路”美好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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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拉越客家：詩巫廣東墾場先驅江嶧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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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創的回歸

Comment by moooi on May 23, 2022 at 5:42pm

維柯的生平與性格：一民族復興的熱潮在詩人、哲學家和幾乎每一個在意大利歷史上有些名氣的人物中引起了轉變，這場變革半浮誇、半虛構地把他們表現為愛國者、自由主義者，公開地反抗或秘密地背叛王權和宗教，這場變革有時以它的魔杖觸碰維柯，並以它的意志來影響他。據說維柯很清楚自己的思想嚴重打擊了傳統的宗教信仰，加之朋友們的警告，他費盡心思把《新科學》寫得晦澀難解，以至於只有最卓越的學者才能覺察到他的意圖。然而盡管這一傳說時常還有人相信，還有人像1799年時的愛國者和共和主義者那樣樂此不疲地傳播著它，但它無法長久地經受住對它的批評甚至是來自常識的挑戰。所以卡塔爾朵·揚內尼利帶著輕蔑嘲諷的口氣用寥寥幾筆把它一帶而過，這樣做是正確的。[2]

客觀地講，維柯的學說中肯定暗含著對基督教中神的超然存在及其神學和基督教歷史的批判。從主觀上看，有可能維柯從年輕時（關於這一點我們知道得很少）就是宗教懷疑的受害者。這種懷疑不僅有可能在他讀書的過程中湧上心頭，還有可能是來自於那個由與他同齡的年輕人所組成的社會群體，其中有不少人是「浪蕩子」，或如同時代的文藝作品所稱呼的，是「享樂主義者」或「無神論者」。[3]他在一封1720年致基阿齊神父的信中說，在那不勒斯，「他早年以來的弱點和錯誤」在記憶中沖撞著他，這些記憶中無法忘卻的東西時常會變成「判斷他後來成功做成每一件完美事情的標準」[4]。這些錯誤和弱點可能是什麽呢？

再者，當《普遍法律的唯一原則和唯一目的》（De universi iurisuno principio et fine uno）面世時，確切地說，當這個「綱要」宣布它的綱領時，維柯聽到反對他的「第一聲就帶有某種虛假的虔誠」。面對這種批評，他從宗教自身中找到了保護和安慰，也就是說，他在被稱為「最嚴格、最神聖的宗教團體的指示明燈」[5]的基阿齊的贊許中找到了保護和安慰。但由於我們不具備關於在這方面指控他的詳細資料，我們甚至連可能會對他造成麻煩的宗教懷疑的最一般的確切知識也沒有。維柯的所有著作都表明，天主教的信仰就像堅固的石柱一樣紋絲不動地扎根於他的心中，它是如此之堅定和強大，以至於維柯提出的對神話的批評根本觸及不了它。維柯並不是一個僅僅就外部表現來看不受指責的天主教徒。他把已經印出的每一個詞都交給教士朋友進行雙重審查（公開的和私人的），從而能夠作為一個哲學家和作家在教廷、修道院和法庭之間生活，而且他還能認真到不對格勞秀斯進行評論的地步，因為他認為一個天主教徒給新教徒作注解是不合適的。[6]他對天主教榮譽的感覺如此細膩，以至於他會拒絕承認自己曾就宗教感的事情作過爭辯。關於這個困難，他對《文學雜志》的批評者說：「當你向我提出有關靈魂不朽的事情讓我考慮時，似乎你已有了七個論證成竹在胸，如果它們一直不是你為我準備的，那麽我就應當認為它們需要走得更深以至於達到這種地步，它不僅由我的生活和行為所保護和保證，而且為它辯護就是對它的淩辱。還是讓我們回到我們的主題吧。」[7]他的天主教信仰沒有被當時影響如此普遍和深遠的迷信所侵染，尤其在那不勒斯，聖·詹努爾利斯作為始作俑者和指導者幹預著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中的每一件事。這是一個高貴的心靈對於天主教的信仰，而不是一個木炭燒制者的信仰。但是維柯從來沒有自己去審查迷信，他滿足於對它們不執一辭，如同人們對那些要求被人尊重的人或制度的失敗保持緘默一樣。

二

維柯對待社會和政治生活的態度在許多方面相似於他對宗教的態度。在他身上沒有傳教士、宣傳家和鼓動者的痕跡，這些在文藝復興時期的一些哲學家身上是存在的，喬爾丹諾·布魯諾和康帕內拉最為突出。後者雖然是那不勒斯人，但維柯卻從未提到他。當然，他的時代和祖國不適於出英雄，由英雄導致的劇烈的社會變革和革命並不存在，但政黨積極支持奧地利和法國，人們獻身於這個或那個黨派，不是被迫害就是被流放。首先，在這時期教會與政權、那不勒斯與羅馬之間的鬥爭達到了頂峰，這一點體現在彼得羅·詹農身上，維柯從未提起過這個人，正如他從未提及並且似乎忽視了整個運動一樣。政治生活在他頭頂上一卷而過，就像天空及其星辰，他從不枉費精力致力於此。一如宗教論爭，政治的、社會的論爭處於他的活動範圍之外，他的確是一個非政治的人。我們不能認為這是一個錯誤或缺點，因為每個人都有他的局限，一種鬥爭排斥另一種鬥爭，一方面的努力使得其他成為不可能。

他並不避免一切與政治生活及其代表人物的接觸，相反，他經常被迫以用拉丁文和意大利文寫成的來歷、演說、散文和短詩的形式來關注這兩方面。單單這些就足以重寫一部那不勒斯史，以詳述其從17世紀末到18世紀中葉的所有變遷：西班牙的統治，奧地利黨派的密謀與革命，西班牙統治的反撲和重建，奧地利的勝利，奧地利的統治，西班牙的再次征服和波旁王朝的統治。但維柯「迫於其必然性，非常順服」[8]，作為皇家大學的修辭學教授，他被迫提供了一些受當局之命的應景之作，就像布商提供窗簾、泥水匠提供各種圖飾一樣。他提供了怎樣的窗簾和圖飾啊！17世紀的西班牙風格在文學領域仍占主導地位，僅僅這一事實幾乎就足以解釋我們所能看到的維柯那諸多頌詞中的誇飾和華麗。他本人態度的淡然和率直可以從他的自傳中看出。（下續）

Comment by moooi on May 23, 2022 at 4:09pm

在提到奉西班牙總督阿斯卡羅那公爵之命撰寫的《獻給腓力普五世的頌詞》（Panegyri-cus Philippo V inscriptus）之後，他若無其事地僅僅用個「不久以後」又接著寫道：「不久以後，這個王國轉而處於奧地利統治之下，時任駐軍司令的道恩伯爵命我」為紀念卡佩塞（Guiseppe Capece）和桑格羅（Carlodi Sangro）[9]撰寫銘文，這兩個反對腓力普五世的造反者在馬基亞（Macchia）密謀被鎮壓前一些年被前政府處決了。維柯在他的《那不勒斯親王的密謀》（De Parthenopea co-niuratione）中，從波旁王朝的立場描述了這一密謀案。

但這並不能表明維柯性格的根本特征。必須指出，在他的這些作品中，雖然他是演說家和贊頌者，但他決不能被稱為阿諛者。阿諛者，那種沒有良知的人，會辱罵和誹謗他所稱頌者的敵人，甚至會攻擊被征服的一方：這就是奴性。但維柯雖然知道把對自己有害的字條送到Acta Lipsiensia去的那個意大利人或那不勒斯人是誰，卻仍然大度地拒絕說出這個人的名字。因為這張字條在傾向上是反天主教的，所以很可能會輕易就毀了他。[10]他毫不猶疑地盡了自己作為修辭學教授的義務，卻避免介入他所稱頌的恩主的利益中去。關於他受委托和為了他的一位出嫁的女兒的收入而作的《安東尼奧·卡拉法傳》（Life of Antonio Carafa），他說，該著作是關於按道義來錘煉主題、對名家的尊敬、對真理的公正主張的。[11]回到前面提到的卡佩塞和桑格羅一事，當他在《論帕耳忒諾珀的結盟》中說起這兩個勝利黨派的敵人時，他在此也在一些細節上表現了他精神的高貴。關於拒絕向西班牙士兵投降的卡佩塞，他說「他袒胸赴死，以他勇士的氣概要求一死，他無怨無悔地倒下了，死得非常英勇，他因其事業而榮光」。關於桑格羅也是，在寫完有關路易十四給他送去一個到達太晚的緩刑令的傳聞之後，他補充說：「然而這個被定罪的已經遭受到刑罰的人，卻更值得同情。」[12]

他必定已經知道並且無疑確實知道，他所撰文為之稱頌的那些人大部分幾乎無甚價值。讀他的頌詞，人們會猜想那不勒斯因其德行、教養和學識而被賦予了一種輝煌的高貴性。然而，在向德·維特里教父告知他所渴望的那不勒斯的研究條件時，維柯沒有隱瞞事實：「貴族們沈迷於享樂的生活之中。」[13]他的學生安東尼奧·傑諾韋西（Antonio Genovesi）為我們保存了一條他關於這種高貴性（貴族性）的諷刺的說法：經常極度貧困卻又表現得很高傲，為了衣冠楚楚坐著馬車出行而準備在家里餓肚子。[14]關於勞倫扎諾的文學公爵，他提出了這樣一個理論，即「高貴的」作家不能不傑出[15]：但我已經在他的文章當中發現了這個公爵所寫的一本書的手稿，它完全是由維柯一個人改寫的。[16]這些是當需求的壓力使他變得膽小和謹慎時，一個窮人所陷入的矛盾和妥協。因此很難判斷他的溢美之詞在多大程度上是出於恭從，或在多大程度上說是他對自己較低的社會地位的感覺發展成了一種對那些地位在自己之上，擁有財富、尊榮以及他所缺少的一切的「老爺們」的真正的艷羨。

三

因為正如我們所知道的，他的經濟狀況一直很糟。作為一個那不勒斯小書商的兒子，他起初不得不作為一名私人教師到西蘭托（Cilento）一個荒遠的小鎮去。後來他回到那不勒斯，他曾試圖謀取市政秘書一職卻未成功。他於1699年當選修辭學教授後，以一百杜卡特（17英鎊）的年薪在任36年。或是因為運氣不好或是由於缺乏能力，他1723年試圖爭取一個更加顯要職位的努力失敗了。他發現自己是一個「無心於實際事務的人」[17]，他被迫放棄在學術職務上得到升遷的希望。因此他不得不靠我們提到過的文學作品以及授私課來維持生計；他不僅在家里也像在大學那樣教課，還仿效其他人給年輕人甚至孩子們教語法。他的家庭生活並不幸福。他妻子不識字，不具備一個女性通常所具有的才能；她不會做任何家務，因此她丈夫不得不替她操持這些；在他的孩子中，有個女孩在生了很長時間的病又耗費了很大一筆醫療費之後死去了，這一切使這個可憐人的病又加重了；有個男孩的表現極為惡劣，以致做父親的只好招來警察把他監禁起來。但畢竟父子情深，等到他從窗子里看到警察來帶走他頑劣但自己仍然深愛著的兒子時，他跑過去喊道：「我的兒子，快逃啊！」[18]

他的性情確實特別可親，這從他為朋友唐納·安吉拉·奇米尼（Donna Angela Cimini）的去世而作的高貴而感人的講演可以看出，從他在《新科學》中說到他正在研究歷史上被壓迫的平民，說到普里阿摩和波立克辛娜（Polyxe-na）（其故事使他深為激動）的悲劇形象時所用的那種充滿同情和憤慨的語調可以看出；最後，還可以從一些散見於各處的行文細節看出，比如在一格言中他說，女巫們為了使她們的儀式莊重而「無情地殺害和切碎可愛無辜的孩子們」，他以這種非常不合時宜但卻很有意味的方式，為這些小孩子的命運深感不安。在他活躍的想像中，這些小孩子無比地可愛。他最大的天倫之樂來自於有涵養且富於詩人氣質的女兒路易莎（Luisa）以及兒子簡納羅（Gennaro），後者分享並最終繼承了父親的講席。當他在阿爾坦（Althann）伯爵夫人的頌歌中譏諷那些走在宜人的花園里，遠離妻兒之累，在雕梁畫棟的廊柱下爭論不休的哲學家們時，我們感到他是比照著自己深受家庭瑣事之苦的經歷來說的。

我們經常碰到——尤其是在這些日子里——一些有才能的人，他們自認為擺脫了這種或那種卑微的職責。我們更應該欽佩這個有天分的人，他接受了所有這些職責，並且（用福樓拜的話來說）在思考著半神的思想的同時還過著一個普通人的生活。他已經養成了「在孩子們的喧鬧聲中與朋友們討論事情時」讀書、寫作、思考和著述的習慣。[19]

他的身體狀況一直不好，朋友們稱他為「皮包骨先生」（Mastro Tisicuzzo）。[20]他年輕時身體就很弱，晚年又受喉疾和股痛之苦。總之，其他哲學家終身或長期所享有的一切安寧祥和一是維柯所缺少的。他不得不同時扮演瑪爾莎和瑪麗的角色，時刻為自己和家人的實際需要而工作，同時履行自降生起就為之獻身的使命，賦予活動於他體內的那個精神世界以具體形式。

Comment by moooi on May 23, 2022 at 2:51pm

（續上）四因此我們不必在宗教、社會或政治生活中尋找、創造或者要求一個英雄的維柯，真正的英雄就是站在我們面前的維柯，哲學生活的英雄。我們注意到他對「英雄」這個詞以及所有它的衍生詞「英雄主義」、「英雄的」等的偏愛。他不斷地使用這些字眼，並賦予其各種用法。對他來說，英雄主義是出現在歷史之初並在歷史進程中重現的強大的原始力量。在他尋求真理，克服各種障礙開辟科學之新路時，他一定在自己身上感覺到了這種力量。正是這樣一種力量，使他能夠戰勝年輕時的疑懼和挫折——這些時常使他深深地陷入個體的、宇宙的悲觀情緒，如我們在那首題為「絕望之感」的詩中所見到的那樣——而上升到科學方法的確定性，這體現在《我們時代的理性研究》（De nostri tempo-ris studiorum ratione）以及由《論古代意大利人的智慧》（De antiquissima Italo-rum sapientia）所代表的歷史哲學研究的最初嘗試之中。由此出發，部分地拋棄原有的想法並重新謀劃布局，使他在——如他在談到其著作中的發現時所說——「經過二十五年的不懈的艱苦思考」之後，寫出了《普遍法律的唯一原則和唯一目的》和《新科學》。

這個貧窮的語法和修辭學教師，這個被同時代一位嘲諷者描述為「瘦弱的、轉動著眼珠、手里拿著戒尺」[21]的老師，這個不幸的一家之主，他所完成的著作是令人驚訝甚至是令人敬畏的。這就是灌注在其中的一股精神力量。這是一部保守的同時又是革命的著作：對現在而言是保守的，由於它和古代世界及文藝復興的關聯；就它為後來所知的19世紀奠定了基礎而言，他是反對當時和過去的，因此又是革命的。

在科學的領域內，這個地位卑微的人就成了一個貴族：他誤歸之於他同時代那些驕傲自負的貴族和教士的拙劣之作的「貴族風格」[22]，其實是屬於他自己的。他憎惡當時正在法國、意大利和其他歐洲國家逐漸流傳開來的政治和社會文學，所謂的「女士書籍」。[23]但他竟然也回避那種被我們現在稱為「手冊」的另一類書，這類書詳細解釋了其他人所確定的基本定義和事實，它們只對年輕人有些用處。[24]從青年時代起，當維柯還在學校的時候他就飽受折磨，他認為沒有必要為此浪費哪怕一丁點自己神聖的科學生命。他所面向的公眾不是孩子們、貴族老爺和太太。當他寫作時，他的第一個實際的想法是，「像柏拉圖、瓦羅或者魁因圖斯、墨修斯、斯坎沃拉這樣的人對他的思想成果會怎麽看？」其次是「後代會怎麽看？」[25]在他的同時代人中，他唯一關注的是文壇、學者們的友誼、歐洲的學術界。這樣一個公眾群體不需要他重復科學史上已被發現和表達的東西，而僅僅要求他寫出那些構成真正的知識進展的思想：不是成卷的大部頭著作，而是「充滿原創性的小冊子」。[26]他的公眾是理想中的，時常被他簡單地混同於現實中的職業性學者和文藝評論家。這一錯誤經常使他感到驚訝，正如有關形而上學話題的簡短著作事實上所是的那樣，這些著作在他看來具有一種特別的力量，他很公正地把它們與宗教的沈思相比較。後者「簡短地提出了一些要點」，它們對於基督教精神的發展，較之「那些最有天分的布道者的最雄辯最清晰的說教還要更具價值」。[27]這種對簡潔性的熱愛使他拒絕用很多的書來給文壇增加負擔，用他的話說，文壇已經不堪重負而下沈了。他沒有出版自己的那些論文，只是出於責任感才刊印了《我們時代的理性研究》。他經常表達出這樣一個願望，即《新科學》應該在他身後留存下去，因為這部著作是總結性的，它完美地集中表述了他此前的所有成果。

與他的貴族式理想相伴隨的是他的「科學生活」這一觀念所體現出的最高貴的尊嚴和最深切的忠誠。我們可以從他的論辯中編出一整套關於文學爭論正確方法的教學問答來。他說，我們必須旨在勝於真理而非勝於爭論，因此他希望爭論要「以最冷靜的推理方式」來進行，因為「強大的人不會威脅別人，正確的人不會辱罵別人」；爭論無論如何必須富含平和的語詞，「表明爭論者的心靈是寧靜安詳的，而不是激動不安的」。他在回答那些意見模糊的論爭對手時說，「這個判斷用詞太籠統了，除非提出的批評具體明確，否則嚴肅的人是不屑於回答它們的」。當這些對手訴諸「時代的精致品位已經拋棄了這種說法」雲雲時，他輕蔑地回答道，「這聽起來像是一個嚴肅的批評，但事實上它根本就不是批評。通過說對手對自己所說的東西根本就一無所知，從而在作出自己的判斷之前先避開對手，一個人就從對手變成了法官」。他拒絕依賴自己的權威，但也沒有貶低它；權威應該「使我們注意尋求讓作者，尤其是最重要的作者采取這樣或那樣觀點的原因」。另外，當有人指責他為了能夠輕易地駁倒哲學家而像亞里士多德那樣把錯誤歸之於他們時，他威嚴地反駁道：「我寧願享用自己的一小點簡單的知識，也不願存心不良地與一位偉大的哲學家相比較。」他的謙和態度從他為笛卡兒所作的文詞華美的頌詞中就可以看出，雖然他把自己精神力量的最好部分都用來反對他了。他的誠實表現在他能很快地承認自己的錯誤：「我承認」，他對《文學雜志》的批評家們說，「我的區分是不完善的」。[28]（他在《新科學》第二版中寫道：）「我們對諸如此類的一些人關於我們著作的肯定性評論不滿意而否棄這些著作，讀者不能認為我們是在矯情，相反，這證明了我們對這些人的尊敬。粗暴傲慢的作者維護自己的著作，甚至反對別人正確的指責和合理的改正。有些鄙俗之人滿足於他們所得到的肯定性評論並因此而不再進一步追求完美；但就我們而言，來自偉大頭腦的贊譽增加了我們修正、完善甚至以一種更好的形式重寫我們這部著作的勇氣。」[29]（下續）

Comment by moooi on May 23, 2022 at 11:26am

他的科學生活是正直的，稱得上是一個嚴肅的真理追求者；他的情感生活是不安的，可以說是一個直面他長期追求和向往的真理，並為自己能向人類展示這一真理而感到高興的人。因此他那高貴的詩意不是以韻文而是以散文表達的，特別是在《新科學》中。「維柯是一個詩人，」托馬塞奧寫道，「他從煙中取來了火，從形而上的抽象中取來了生動的形象；他在敘述中進行推理，而在推理時又進行描述；他不是走過而是飛過思想之巔峰，一句話，他經常灌注了比許多頌歌更多的激情。」[30]德·桑克提斯在《新科學》中看到了詩歌的進展，認為它幾乎是一部新的《神曲》。維柯像但丁一樣偉大，但他比但丁更嚴肅。如果說居伯倫（中世紀意大利貴族政黨成員）的嘴唇時常浮現出「一閃而過的微笑」，維柯則以一副「從不微笑」的面孔來看待歷史。不僅如此，一個風格常受人批評的人不會是一個等閑之輩。他是純潔的圖斯坎（Tuscan）的一個認真的學生，就如卡帕索所說，他是一個出色的拉丁文辭鑒賞家。[31]但他在自己著作的安排上是有誤的，因為他腦子里未能掌握他所積累的所有哲學的、歷史的材料。他因狂亂而粗心地寫作，好像被惡魔所控制，因此導致作品中各部分、一頁之中以及單個段落之中的缺乏比例和混亂。他經常留給我們一瓶被迅速倒置的水這樣一種印象：里面的液體要流出來，卻由於過分擠壓瓶口而「只能費勁地一滴一滴地出來」，費勁地、片斷地、不連續出來的。當他正在表達一個念頭時，這個念頭又引出了另一個念頭，一個事實又會引發另一個事實：他試圖一下子說出所有的東西，經常使用各種插入成分，這讓人頭腦發暈。但是這些由於那些原創性的思想而加重了分量的混亂的語句，卻是用引人入勝的、威嚴的、充滿感情的詞句和生動的形象寫就的。你可以說他是一個糟糕的作家，但他的作品是那種只有大作家們才能掌握個中奧秘的糟糕作品。

五

維柯在哲學上的英雄主義不僅表現在他為創建他的科學而與自己進行的內部鬥爭中，還表現在其他更為嚴酷的努力中。他的思想雖然是站在當時的對立面上，然而這種反動在現實中顯然是朝向未來的，因而不可避免地使他不能被人理解。無疑，這是每一個天才人物的命運：他最深層的思想從未被理解，即使是當社會命運眷顧他時，當他激起了人們的熱情，找到了一大群門徒和效仿者時也是如此。據說黑格爾在臨終時說過這樣一句話——「我的學生中只有一個理解了我，而且是錯誤地理解了我。」這絕妙地表達了這一歷史必然性：完全為時代所理解的人，將會隨其時代而消逝。然而，一個人思想的價值和他的同時代人對他的不理解之不成比例鮮有甚於維柯的。如果他沒有任何其他不滿的理由，僅這一點就夠了。這種「想要得到贊揚的願望」在普通人那里不過是看到他們所認為正確的和好的東西被其他人分享、贊成和普遍化，而這對於維柯來說卻是一個「徒勞的願望」。

我們不難推測，正因為他充分地意識到了自己發現的意義，他才更為這種誤解和冷漠而痛苦。他明白，天意已經賦予了他一項崇高的使命。他知道自己是「為祖國的榮譽而生的，因此生在意大利；由於生在那里而不是摩洛哥，所以他成了一名學者」[32]。當他出版《新科學》時，他相信自己引爆了一座礦山，時刻期待著其巨大的爆炸聲。然而，什麽也沒有發生，沒有人跟他提起過它，以至於他數日後寫信給一個朋友說：「我在這個城市發表我的著作，似乎是把它擲向了沙漠。我避免到任何公眾場合去，以免碰到我曾贈過這部書的人。如果碰巧遇到了他們，我就腳也不停地跟他們打個招呼匆匆走開。這個時候，沒有人給過我任何他們收到了這本書的最輕微的暗示，這使我堅信我是在荒郊野地里發表了它。」[33]他曾經率真地期待一個迅速而直接的反響，他曾經希望在他的同時代人和那不勒斯的熟人中間找到願意接受他的思想成果的頭腦，他曾指望那些忙於通過死記硬背來創作和學習繁冗的布道詞的僧侶們，那些忙於寫作十四行詩的蹩腳詩人們和編纂二手講演的鼓動者們能有這樣的心智！

與此相反，他發現了許多懷疑者、漠不關心者以及一些笑話他的人。如梅塔斯塔西奧所告訴我們的，[34]他的《普遍法律》（Diritto universale）一書剛一出版就「因其晦澀而遭到了普遍的譴責」；它並未被廣泛閱讀，卻因一種心不在焉的、膚淺的閱讀而遭到了草率的批評。[35]保利神父——作者曾經給過他一個抄本——在書中寫了一首兩行詩以取笑它的難懂。[36]《新科學》的情況就更糟了。我們知道有一個頗傾向於維柯的學者尼古拉·卡帕索，他一開始試著讀這本書就以為自己失去了理智，並以開玩笑的方式匆匆跑到了他的醫生西里洛那里去讓醫生摸摸他的脈搏。[37]一位那不勒斯貴族在威尼斯時，費內蒂問他那不勒斯人對維柯的意見如何，他說，他一度被認為是一個真正有學問的人，但後來他的奇怪的觀點為他贏得了怪人的名聲。「那當他發表《新科學》的時候呢？」費內蒂繼續問道。「噢，到那時候，」另一位回答說，「他太瘋狂了！」[38]他的詆毀者們甚至因為他以最卑微的職業謀生而攻擊他。他們說他「擅長於教授那些已經完成了功課的，也就是說已經知道了所有需要的東西的年輕人」，甚至別有用心地說，「比起教書，他更適合於為教師提供好的建議」[39]，他們只是為了損害他的私人利益才承認他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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