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有根 創意是伴 Bridging Creativity
虽说多国的孔子学院数目在减少,
另一个少为人知的中国职业技术培训中心
正在进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马来西亚尊崇鲁班先师的建造业者
人数庞大,百年来一直是建国大业的
一大主力军;这回能否为民族振兴事业
趁势培育更多素质拔萃的队伍?
风起云涌海丝路,实战智慧谁清楚?
铁木砼核心技艺,新人辈出重抖擞。
(21.09.2023 更新)
Photo By 沙巴文化攝影家、沙巴海絲會理事、可樂達人劉富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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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bums: 沉思·海上絲綢之路
Location: Sabah Maritime Silk 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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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建設十週年成效顯著·專家學者建言獻策高質量發展
(2023年03月06日;來源:中國新聞網;記者 孫自法)
“中國已與151個國家和32個國際組織簽署200餘份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文件”“2013年至2022年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貨物貿易從1.06萬億美元增加至2.07萬億美元”“設立海外‘一帶一路’人才培養中心,增強‘一帶一路’科技創新人才培養能力”“加強對海上絲綢之路的研究”。
2023年是“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和建設十週年,“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學術論壇”第二屆年會近日在北京舉行,聚焦“一帶一路這十年”主題,與會專家學者就“一帶一路”取得巨大成就、提高“一帶一路”話語權、防範“一帶一路”建設風險、“一帶一路”研究現狀等議題展開深入討論,積極爲推動“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建言獻策。
第十二屆全國政協副主席、全國政協絲路規劃研究中心第一屆理事會理事長陳元指出,十年來,“一帶一路”建設取得了實打實、沉甸甸的成果。截至2023年初,中國已經與151個國家和32個國際組織簽署200餘份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文件。中國與沿線國家的互聯互通水平大幅提昇,一大批重大項目投産運營,實現了互利共贏。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寧吉喆表示,目前,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已佔中國建交國83%、佔聯合國成員國的78%,中國對外投資工程承包勞務合作和對外援助的項目已覆蓋所有共建國。在擴大貿易規模方面,2013年至2022年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貨物貿易從1.06萬億美元增加至2.07萬億美元,翻了一番。中國對沿線國家直接投資累計超過1800億元人民幣,沿線國家對華直接投資800億元人民幣。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一帶一路”建設促進中心馬慶斌研究員在“新十年推進中歐班列高質量發展”的學術報告中説,中歐班列從2016年6月統一品牌到2022年,已經累計開行將近6萬列,基本上保持了月行千列的穩定水平。中歐班列已成爲國際經貿合作的新平台,未來發展機遇與挑戰並存,但顯然機遇要大於挑戰。
中國土木工程集團有限公司是“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學術論壇”16家發起單位中唯一企業,該公司總經理陳思昌表示,這十年裡,中國土木積極踐行“一帶一路”倡議,自身也實現跨越式發展。到2022年年底,中國土木新簽合同額、完成營業額比2013年增長約3倍,實現淨利潤增長約4倍。目前,中國土木業務遍佈全球111個國家和地區,通過共建“一帶一路”合作項目,基本完成亞、非、拉美及歐洲關鍵節點市場佈局。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總經濟師陳文玲引用世界銀行2019年的研究數據稱,僅“一帶一路”運輸項目可以幫助760萬人脫離極端貧困、3200萬人脫離相對貧困。她認爲,“一帶一路”的底層邏輯就是通過互聯互通將邊緣地帶打造成“一帶一路”的節點、支點和福地,從而形成世界的網絡體系,每個國家都是這個體系的自中心,各個國家都可以在這樣的網絡體系中實現共享、公平與普惠。
“一帶一路”建設在十年來取得豐碩成果的基礎上,下一步該如何推動高質量發展?
“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學術論壇”主席、“一帶一路”國際科學組織聯盟(ANSO)主席白春禮認爲,科技合作在“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中發揮重要作用,高質量發展的關鍵環節是圍繞可持續、惠民生,在“一帶一路”沿線研發推廣綠色實用技術,並把它作爲拓展國際合作新空間的載體。
他表示,科技支撐“一帶一路”建設下一步的總體思路是,深化科創合作,密切民心相通;聚焦共性問題,開展多邊聯合研究;共商共建科創平台,促進技術轉移;明確重點領域,探索合作新路徑;聚焦重點國家,構建合作共同體。其中,在人才領域的重點合作方向上,設立海外“一帶一路”人才培養中心,增強“一帶一路”科技創新人才培養能力,並建立“一帶一路”青年科學家培養計劃,實施“一帶一路”高層次留學生選拔計劃。
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林毅夫指出,“一帶一路”建設是以基礎設施爲抓手來實現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的一個發展合作倡議,實現高質量發展就要求在推進基礎設施建設的時候,必須幫助沿線國家發展具有比較優勢的産業,然後從比較優勢變成競爭優勢,同時通過優勢産業發展創造最多的就業機會,當地民衆就能從發展的過程當中得到最大的好處,從而實現民心相通。“所以我們講思路決定出路,我想只要思路對了,那麼‘一帶一路’建設確實可以實現高質量發展”。
中聯部原副部長於洪君表示,“一帶一路”倡議順應了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道路多樣化、社會信息化的歷史大勢,引導世界各國探索相互尊重與相互支持、共擔風險與共克時艱、互利共贏與合作共贏的新道路,最終形成更爲公正合理、更爲健康穩定、得到廣泛認同並使各國人民普遍受益的新型國際經濟體系。如今,“一帶一路”建設要在新的起點上將高質量、高水平合作融入到更大範圍的全球安全與發展合作之中,將可持續、惠民生的“一帶一路”建設,納入到中華民族與世界聯動發展、人類文明互學互鑒的歷史大潮中。
商務部原副部長魏建國指出,“一帶一路”倡議承載着全球經濟復蘇的厚望,將成爲推動新一輪經濟全球化和全球治理體系變革的最大貢獻者。未來五年,“一帶一路”將成爲全球高質量發展的合作平台,必須做好三件事情:一要制定出未來五年“一帶一路”的路線圖和時間表,使頂層設計更具有可操作性、更受歡迎;二要把中國式現代化和“一帶一路”緊密銜接;三要消除貧富差距、地區差距,推動經濟全球化朝着更加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方向發展。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社會司原司長歐曉理認爲,“一帶一路”是中國對外開放長期性、同理性的建設倡議,它的核心要義就是開放。“一帶一路”研究接下來需要“補、強、提”,“補”即補一些弱項,包括加強對海上絲綢之路的研究等;“強”就是強化發展趨勢研究;“提”即提昇研究質量。
國家開發銀行原首席經濟學家劉勇提出,將“一帶一路”在中國和沿線國家的實踐,研究形成一種規則,來豐富世界的發展因素,同時,應通過第三方合作等方式,推動“一帶一路”與聯合國2030議程、非盟《2063議程》等都能更好融合,找出最大公約數來共同推進,實現合作共贏。
全球化智庫理事長王輝耀建議“一帶一路”朝多邊化推動,成立“一帶一路”國際委員會、設立秘書處,拓展聯合國框架下的多邊合作對象,建立“一帶一路”與現有國際秩序框架下主要治理機構的聯系,搭建“一帶一路”多層次公共合作與服務平台,包括成立“一帶一路”國際開發銀行合作聯盟,同時,“一帶一路”要吸引更多發達國家參與,增進南南合作與南北合作。
北京師範大學“一帶一路”學院執行院長、新興市場研究院院長鬍必亮認爲,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可歸類爲促發展、防風險兩大塊,防風險方面要儘可能避免問題出現,“一帶一路”才能行穩緻遠。
中國對外承包工程商會副會長張湘從參與“一帶一路”建設企業角度提出三點希望,一是爲中國企業“走出去”提供更高水平的智力支持,幫助企業科學謀劃發展、有效提昇管理、規避風險挑戰;二是推動建設科學高效的政策體系,爲企業高質量參與“一帶一路”合作爭取更有利的政策支持;三是共同營造國際交流合作的良好氛圍。
藉鑒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浙江理工大學“一帶一路”與非傳統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儲昭根建構出“一帶一路”六大基本需求理論,包括開放需求、發展需求、安全需求、健康需求、綠色需求、共富需求。他認爲,“一帶一路”建設可行性的根本和關鍵在於成功滿足了沿線國家及人民的六大需求,從而激活新希望。“一帶一路”建設是沿線國家的“大合唱”,通過全面提昇合作水平,打造新型合作平台,更好造福沿線國家和人民。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院長王文稱,“一帶一路”十年建設過程中,一批專家學者因“一帶一路”研究結緣,並隨着研究不斷深化,也形成一個學術共同體。
“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學術論壇”秘書長、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研究員劉衛東總結表示,根據本次年會上專家學者的意見與建議,論壇組委會後續擬舉辦若干專題分論壇,主要涉及科技合作、可持續性評價、發展融資、風險防範等“一帶一路”建設議題,將結合具體案例展開深度研討。
愛墾評註:新文科~中國文化强國2035願景的推動力
“新文科”建設給中國經濟學教育與研究提供了一個追趕並達到世界一流水平的難得契機。隨着中國的崛起,世界經濟中心正在由西向東轉移,而世界經濟中心的轉移必然帶來世界學術中心的轉移。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納德·科斯(Ronald H. Coase,1910—2013年)曾説:“在過去,經濟學曾是英國主導的一個學科,現在美國成爲了經濟學的主導。如果中國的經濟學家能有正確的態度,那麼經濟學就會成爲中國主導的一個學科。”實現這一宏偉願景,需要全體中國經濟學家的共同努力。這是一個相當長的過程,我們任重而道遠。(“新文科”和經濟學科建設;作者:洪永淼,單位:澎湃商学院;原載 2021-04-30 澎湃平台)
評註:這“正確的態度”是什麽?有待查證。可是中國作者能把這問題提出来,顯示一份文化自信。科斯在十年前過世前說過的話也說明了,成為經濟大國以後的中國,還有成為經濟學大國—世界經濟學主導邦的奮鬥餘地。而有志于重寫世界秩序的中國,提倡“新文科”,是“2035文化强國”議程下另一個具體的學術行動。
中國駐檳城總領事周游斌出席馬來西亞全國華團文化大會第40週年紀念升旗禮
2023年3月19日,駐檳城總領事周游斌出席馬來西亞全國華團文化大會第40週年紀念升旗禮並緻辭。檳城州首席部長曹觀友,馬來西亞中華大會堂總會總會長吳添泉,檳州華人大會堂主席陳坤海,檳州華人大會堂會務顧問林玉唐、許廷炎,柔佛州中華總會會長林家全,彭亨華人社團聯合會會長林廣有,吉蘭丹中華大會堂會長黃保俊,森美蘭中華大會堂主席黃俊棠等出席活動。
周總領事在致辭中表示,馬來西亞是一個多元文化和諧共存的國家,這離不開華人先賢們爲堅守中華文化所做的艱苦奮鬥和無私奉獻。馬來西亞各華團40年來堅持在檳城集會舉辦紀念升旗禮,不僅要重溫歷史,更要讓年輕一代學習並繼承華人先賢們自強不息、團結奮鬥的精神。今年是中馬全面戰略夥伴關系建立10週年、明年是兩國建交50週年,中馬關係面臨新的發展機遇。希望馬來西亞各華團帶頭行動起來,引領馬華人華僑抓住難得機遇,在實現自身發展的同時,助力中馬雙方在“後疫情時代”打造更多合作新亮點。
曹觀友首席部長表示,馬來西亞的華人社團、華文教育、華文媒體是華社的頂梁柱,也是凝聚華社的重要橋梁。希望華人文化節能夠揚帆起航,將中華文化的火炬傳遞到馬來西亞每一個有華團的角落。
吳添泉、陳坤海在緻辭中介紹馬來西亞全國華人文化節有關情況,表示因新冠疫情停辦兩年,今年是第38屆華人文化節,將由沙巴中華大會堂承辦,以“文化神山、東西共榮”爲主題,讓我們的下一代不忘傳統文化。文化節同時也會納入其他民族文化元素,使各民族文化在馬來西亞這個多元種族、多元文化的國家裡百花齊放。
1983年,全馬15個華團齊聚檳城,召開馬來西亞“全國華團文化大會”,決定通過舉辦馬來西亞華人文化節等活動,傳承、推廣中華文化。爲紀念這次大會的成功舉辦,馬各華團每年均在檳州華人大會堂舉辦馬來西亞全國華團文化大會紀念升旗禮活動,同時揭開本年度馬來西亞全國華人文化節的序幕。(2023-03-19 16:20 原載:http://penang.china-consulate.gov.cn)
“一带一路”10年了,谁需要回家找人补习;谁又是全线优质生名列前茅?
習近平第三次就任中國主席,最早接见的外国领导,按先后顺序,分别是 1、新加坡;2、马来西亚;3、西班牙。習近平对他们个别的谈话,有何深意?看“北京日报”怎么看。从现在起,南海絲路,谁领风骚?
命运共同体、新机遇与弘扬亚洲文明,是一带一路10年来的主调,是中国与沿线数十个絲路国家合作的基本立场,不是只和马来西亚才有的关系。此三项由習近平主动提起,其实是一个善意的提醒:一带一路,坚持初心;别今天讲一套,明天做一套。马中关系有望升上一级?回去看看过去10年的一带一路记录,在希盟2018年上台以前,马来西亚原是一带一路最初65国中,最受优惠的国家。现在,只能希望不继续往下掉就谢天谢地了?1700亿投资,根据星洲日報郑丁贤的分析,只是一块大饼。中国这次连买多一粒榴槤、一桶棕油的具体承诺都没有,大家猜想一下为何又会这样呢?反而有的单位借这场戏而股市得意,来届州选基金有着落了。读报要读仔细些,中国官方喉舌环球日报对碌碌的访问,步步紧逼,是要他说明火箭针对一些关键议题的思想意识底牌。碌碌被问多了,居然抖出了曾受美国压力选边站一事。
在北京日报的评论中,谈到马来西亚时有这么一句:“...... 一些话,应该也是有所指的。"叫人深思。
习近平会见李显龙 宣布提升中新伙伴关系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到访北京,于周五会见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两国发布联合声明宣布将建立“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致力于今年内完成自贸协定的议定书签署。据中国官媒报道,李显龙在会晤中反对在国际事务中“非黑即白,选边站队”。
3月31日,习近平和李显龙在北京会晤
(德国之声中文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五在北京接待了来访的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并宣布将两国关系提升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
根据中国官媒报道,习近平在双边会晤中表示,中国愿意同新加坡加强战略沟通,利用双边合作机制,加强"陆海新通道建设",推进两国人员往来。
习近平还指出,这些年来,亚洲地区保持总体和平稳定和快速发展、整体崛起的良好势头,而在当前国际背景下,亚洲国家应该“共同守护好地区和平红利”,并“坚决反对霸道霸凌,明确抵制‘脱钩断链’,不允许任何国家剥夺亚洲人民追求更美好幸福生活的权利”。
在今春闭幕的全国人大会议上,习近平成功获得了他的第三个国家主席任期。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习近平向李显龙介绍,今年两会选出了新一届国家领导机构的领导人,“这次你来了也都可以见一见”。他强调,“中国会和与中国共同合作的国家一起,来享受当前的重大战略机遇”。
这是习近平和李显龙两位领导人时隔四个月再次见面。上一次是在去年11月曼谷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期间。李显龙表示非常高兴在2019年访问中国之后,再次来到中国。他对“中国各地的生活已经回归正常”表示欣慰。
习近平向李显龙介绍,今年两会选出了新一届国家领导机构的领导人,“这次你来了也都可以见一见”
这位新加坡总理指出,中国有了新的领导团队,也为下一阶段的而发展规划了愿景和长远目标。“我有信心中国的经济会继续加强,包括新加坡在内的很多国家都积极希望加强与中国的经济联系,我希望我的访问能为双边合作注入新动能和高层交流”,他在讲话中强调。
路透社指出,李显龙的这番热情发言,正值中国与西方尤其是美国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之际。从乌克兰战争到人权领域,中西之间的对峙都在不断加剧。
“今天的中国已经不再是过去的中国了,这是其它国家必须要接受的一点”,李显龙在接受中国央视采访时说,“它已经变得更加繁荣,对世界经济的贡献更大,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也更大。”
据新华社报道,李显龙还在会谈中强调了对“一个中国”政策和“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的认同,并且表示鼓吹“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会带来不可预测的严重后果。他强调新加坡主张国与国之间要基于“相互尊重与信任”,不能“非黑即白,选边站队”。
根据中国外交部官方网站于4月1日发布的《关于建立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双方欢迎根据2018年签署的《关于升级的议定书》启动的中新自贸协定升级后续谈判实质性完成,将在今年尽快完成相关议定书签署”。
路透社指出,中国是新加坡最大的贸易伙伴,而新加坡也是中国最大的外国投资方。(德国之声、路透社、新华社、联合早报)
胡文虎與台灣七虎藍球隊
籃球運動於清光緒年間(西元 1902 年)由美國傳教士傳入中國,藉由教會推廣和訓練,逐漸在中國興盛了起來,當時中國的球員還曾出賽遠東區運動會和奧林匹克運動會。對日抗戰及國共戰局中,籃球運動普遍成為軍人們拼搏殺場之外解脫苦悶的方法,不同軍種間自組籃球隊風氣興盛,經常借移防之便切磋球技。
而這些球隊當中不乏早期代表中國參加國際著名運動會的選手,隸屬於軍需署輜汽部隊的七虎籃球隊,便是一九三六年柏林奧林匹克運動會籃球國手—王士選所創建。七虎籃球隊,原名輜校籃球隊。是民國二十八年春,由王士選、鄭大光、廖滌航、 沈大偉等,同在貴州龍里的輜重兵學校受訓的前後期學員所組成。熱愛籃球運動的他們經常藉部隊調防之便,前往大陸各省球場打球,足跡遍及東南、西南、華中各地,更在全國運動會上技驚全場,聲名大噪。
聯合報記者王信良、劉俊卿在其著作《時光隧道台灣籃運 60 年》中,對他們早期身影有兩段生動的文字素描: 「早在抗戰勝利時,輜汽隊從重慶遠征上海,全隊穿著土布衣服出現在十里洋場的上海時,大家都不認為他們會有何作為。那時在上海是華聯和大公隊分庭抗禮的局面,上海東南日報竟以『土兵打洋仗』標題表示輜汽隊將大敗而歸,但是比賽中才發現並非如此。」 「民國三十七年底,三度征滬,和已集訓三個月將訪歐的大公隊一戰,大勝十餘分,令人驚奇。」
前住在台北市大直的沈大偉是七虎初始球員之一,已白髮斑駁的他描述當時動盪戰局裡一場場球賽印象深刻,「我們那時候真是土喔,到處移防嘛,吃沒得吃,穿沒得穿,不過人土球可打得不土。」 在炮火中求生,朝不保夕的不確定感,讓打球成了戰爭中唯一的慰藉,練起球來自然不畏辛苦:「那時候大家都拚命打球,每個星期天,我們都要從龍里上 37 公里外的貴陽打球,穿著草鞋不好走路,就把車上的輪胎底割下來,割薄了,裹在腳下,那時候從來也沒穿過一雙球鞋。」 操著濃重的鄉音,沈大偉回憶起當年物質缺乏下練球的情景:「現在的球是橡膠做的,我們那時候的籃球是用一塊一塊牛皮縫起來的,裡頭做了個『膽』,從膽打氣灌飽 了之後再塞進球裡去,球破了就找鞋匠縫補。」
據老球員們的說法,九一八抗戰後,大家都在逃難,唯一的希望就是國家富強,所以練球時,不管多苦、多難,總想著鍛鍊身體、強身報國。不過當時克難的程度的確令人無法想像,別說穿著土布軍服上場賽球,有時候練球練到襪子磨破了洞、沒底、空前絕後了,也捨不得換雙新的。 另外一位「七虎隊」第一期球員鄭大光,提起投入球隊的點滴,亦頗多感慨,他說, 戰爭的時候原來是把籃球當作一種精神寄託,雖然也曾嚐過一天只吃幾個饅頭,打起球來眼冒金星的滋味,不過,拼搏的是球場而非槍林彈雨的戰場,鄭大光覺得他們算是得天獨厚了。
七虎籃球隊來台,仍然是臨危受命,為戰火蜂起時代團結軍民一心而演出籃球賽, 鄭大光說起在台灣的第一場球賽,: 「七虎隊到台灣來打的第一場球賽,地點就在今天總統府前面的凱達格蘭大道上(三軍球場的前身)。當年,比賽場地是臨時搭建的,籃球架、白線都是臨時準備的,練習的時候因為馬路不平,球老是對不上籃框。」
球隊取名七虎的由來採集口述歷史過程中,老球員們說「七虎」隊名的由來與香港著名的鐵打傷藥「虎標萬金油」有關。 民國三十七年五月,王士選所率領的輜校隊代表聯勤總部出賽在上海舉行的第七屆全國運動會,幾場比賽下來果然技驚全場,輜校隊不僅贏得季軍榮銜,也吸引了香港星報記者桑榆(陳福榆)的矚目。
民國卅八年,輜汽部隊行軍至柳州,香港籃壇在桑榆的推薦下,邀請輜校籃球隊這批球場悍將赴港作聯誼賽,行前主辦人—星報社長胡文虎先生,也就是「虎標萬金油」 的老闆,提議輜校籃球隊改名為「七虎」以減低軍方色彩,王士選同意接受,從此「七 虎」這個名號便再也沒有更換過。
七虎籃球隊與台灣籃球運動 在籃壇近半世紀有限的歷史紀錄當中,七虎隊和空軍大鵬、菲律賓黑白籃球隊、美國哈林籃球隊、歸主隊的幾場激烈戰役,始終是今日壯年球迷最懷念的一頁。不僅代表著專屬於那個世代的集體記憶、少年時的青春紀事,更象徵性地紀念了不同時代氛圍裡濃烈的國家民族意識。 民國八十八年出版,由聯合報體育記者王信良、劉俊卿在「時光隧道—台灣籃運 60 年」一書中,回溯民國三十八年到四十年間幾場「國際性」精彩球賽時,提供了對當時 籃球賽事的基本認識。 「當時台灣勁旅鐵路、技總、警光、海光和大鵬等隊都被(菲華)黑白擒服,最後 一戰由七虎把守。前一天中午起就有球迷排隊買票,首度出現大批『黃牛』」擾亂秩序。第二天下午五時三十分進場,立刻造成紊亂的大爆滿,甚至在一團亂中許多沒 票的觀眾也擠進場內,不得已比賽順延到第二天,由大批警衛維持秩序才使比賽順利進行,結果雙方以 4 8 :4 8 握手言和皆大歡喜。」
「對台灣籃運而言雖然最早正式成立的是台電隊,然後鐵路隊崛起,但造成最大熱潮、全面刺激水準的,無疑是七虎與大鵬,兩者對抗更是籃壇盛事。」 書中並且提出,當年籃球風潮的帶動與王士選組成的七虎隊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對台灣籃球運動推展和普及的貢獻,王士選功不可沒。」。
筆者求證書中所述王士選對台灣籃球運動之貢獻,拜訪七虎隊員時,七虎隊員霍劍平、王毅軍在訪談中,自己看七虎隊對台灣籃球運動風氣之貢獻也認為,「王士選打下 了一個很好的基礎。」 王士選會在台灣籃球史上留名,除了球技出眾外,最重要的是他堅持「體育精神重 於球場得失」的哲學理念。霍劍平分析說,「七虎』的精神並不在於贏球,最重要的是帶 起全民運動的風氣」。所以七虎隊在籃球比賽中,常刻意保持贏對方 1—2 球分數的水平, 有時候也會與對手打成平手,不銳意挫敗對方,讓對手因為失分過多而喪失了運動的樂趣。
霍劍平舉當年應邀前往香港僑界賽球的例子說明,「當年在香港,最後一場與『港聯』 的比賽,名義上雖然打成了平手,但七虎隊其實放棄了兩次罰球的機會,為的就是給對方面子,同時也保持不敗紀錄!」 時報週刊 547 期專訪中,霍劍平回憶當時的香港報紙,還以「七虎隊仁俠可風,王士選兌現諾言」來肯定七虎隊的作法。
三十七、八年時國共戰爭局勢雖然緊張,但七虎籃球隊因為名氣大,所以仍 有比賽邀請,淪陷前他們應香港星報之邀前往,與香港「港聯」籃球隊做表演賽,比賽結束後國軍已陸續移駐台灣,十月二十四日,他們在東南長官公署安排下,從貴陽至香港後飛到台灣參加十月二十五日光復節勞軍義演。 義演球賽結束第二天,貴陽便淪陷,兵荒馬亂中隊員們只好急電部隊將家眷接出來, 從此在台灣落腳。 (節錄自:高淑玲〈文化空間、集體記憶與地方感形塑過程研究--以北投七虎新村為例〉專班碩士論文;指導教授:黃光男博士,2011年 7 月))
愛墾評註:南海香料文化商贸
在王炳文撰写的〈千年絲綢香瓷路 一部文明交匯史〉一文中,提到“長期以來,人們認為海上絲綢之路是在宋元以後興起的,但作者基於對中古佛教與民眾社會生活的深入研究,指出香料需求的激增,與南北朝隋唐以來佛教對大眾生活習慣的影響塑造密不可分,而佛教對民眾行為的規範原因有二,首先在於佛教本身的不斷華化,從初入中國為求適應而借助老莊,到東晉南朝持續的儒佛衝突,直至最終完成佛儒融合;其次則離不開中古後期整個禮法文化的下移。「海絲」的興起源於需求,而需求的產生又離不開民眾思想和社會倫理的嬗變。”
黃禍論:「黃禍」論起源於歐洲,其發端可以追溯到當地人對亞洲韃靼人進攻歐洲的恐懼記憶。而從「啟蒙時期」開始,厭惡東方(主要是中國)「專製」、「野蠻」、「封閉」的文明優越感,逐漸在西歐形成。18世紀末,馬爾薩斯的「人口論」、自由貿易和保護關稅等學說的提出,客觀上起到了為「黃禍」論火上加油的作用。19世紀初,英國駐馬來西亞總督拉斐爾斯危言聳聽地叫嚷東南亞的華人移民在「建立第二個中國」,則意味著西方在東南亞的排華實際是「黃禍」論的延伸。
19世紀60年代以後,美國出現了排斥華工的輿論和行動,號稱社會主義者、主張「單一稅」的亨利•喬治亦從土地占有的問題出發,贊同趕走中國移民。70年代,德國人拉采爾在談到美國西海岸和澳大利亞的華人移民時,使用了「黃色恐怖」的說法。而80年代之初,中國徒有其表的洋務運動居然引起了某些歐洲人的憂慮,德國人施邁茨納提醒他的同類說:「中國正在異常熱心地學會和開辦歐洲人的工業、技術和交通事業。至於這個東亞大國的數不盡的人重又開始流動,使歐洲第二次為蒙古人所淹沒這種危險,那就更用不著說了。」[1](p42)
甲午戰爭翌年,即1895年,德皇威廉二世率先宣傳「黃禍」,並自稱是這個名詞的發明者。德國外交大臣比貝斯坦則對俄國外交官表示:「日本人和中國人同屬黃種人……如果他們(指日本人——筆者)能對中國人建立一種保護關系,那就有可能產生一種利害的融合,這種利益對全體黃種人來說都是共同的,而與歐洲列強的利益則背道而馳。」[1](p45)自此「黃禍」之說亦把日本包括在內。
1900年義和團事件之中和之後,幾乎所有的西方報刊都把「黃禍」當作熱門炒作的話題。在中國生活長達半個世紀之久的英國人赫德,撰文稱「未來人們需要對付黃種人問題——也許是『黃禍』問題,這是一種確鑿不移的事,正如同明天太陽必定要升起一樣」。當然赫德指出了西方對義和團事件應負的責任,主張列強應「克製自己,尊重對方,跟中國進行和解」,甚至提出「必須切除」「國際帝國主義的癌腫」。他說:「這一四億人口的大國的精神決不是黷武好戰的」,但如果白種人堅持采取不明智的作法,「將來的義和團將擁有一切可以用錢買到的武器,到那時人們就不能對『黃禍』再置之不理了……五十年以後將有幾百萬個義和團團員在中國政府一聲號令下立刻全副武裝地排成密集隊形,這一點是絲毫不容置疑的。」[1](p66-67)因此他主張「平等」地和中國打交道,建立「和平、友好」的關系,使中國人不再仇恨西方人。
1904年發生了日俄戰爭,戰爭之前英、法、德、美諸國雖然傾向於偏袒日本,但俄國戰敗之快之慘,卻難免使得西方國家驚愕不已。戰敗的俄國自然大叫「黃禍」,英、美的報刊書籍也再次對「黃禍」口誅筆伐。從20世紀初年起,日本移民在各地尤其是在美國受到排斥,美日矛盾加劇,美國報刊對日本的攻擊一直持續到美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此期間,曾任美國總統的西奧多•羅斯福、海軍上將阿•瑪漢、在美國思想界政治界具有較大影響的亨利•亞當斯和布魯克斯•亞當斯兄弟、人類學家馬迪遜•格蘭特、外交官休•臘斯克、軍火工業商人哈德遜•馬克西姆、作家傑克•倫敦、布瑞特•哈爾特、瑪爾斯登•曼森等等眾多人物,都宣傳過「黃禍」論。如傑克•倫敦在1904年表示相信,未來一定會發生種族戰爭,如果日本控製了中國且兩者結合,就會對盎格魯撒克遜人產生嚴重威脅。
大體上從1904年日俄戰爭起,俄、美輿論界的「黃禍」論開始突出對日本的警懼,但整個西方世界的「黃禍」論仍然包括中國。而且由於西方殖民主義者的挑撥,東南亞地區也時有排華輿論和浪潮。如1910~1925年在位的暹邏國王羅摩六世,也曾用筆名在報紙上撰文攻擊中國,這些文章後來集結為一本名為《東方的猶太人》的小冊子。
總之,西方的「黃禍」論雖來源甚久,但高潮是在1895~1914這20年間。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這種喧嚷有所減少,以後又被「赤禍」論取代,但類似或變相的種族主義觀點,在西方的思想界、輿論界中始終沒有完全消除。而「冷戰」結束之後,此類思想死灰復燃,1993年亨廷頓的《文明的沖突》的問世就是一個標誌,而且他在巴爾幹——近東劃下的東西文明斷裂帶,幾乎可以說是對阿•瑪漢的亞洲大陸北緯30~40度(即從土耳其亞洲部分經過伊朗、阿富汗、西藏、長江流域一直到朝鮮)所謂「潛伏危機地帶」的模仿。
那麼,這段時間的「黃禍」論具體所指,尤其是涉及中國的有些什麼內容呢?其一,中國人口眾多,四出移民會占據各處的土地,「苦力」和「廉價勞力」會搶去白種工人的「飯碗」。其二,當時日本工業生產的成就已使歐美感到恐慌,如果中國也實現「工業化」,將使歐美的工業產品失去市場。其三,如果「黃種民族在政治上完全解放,他們在現代化武器的配備之下站了起來,他們由於人數數量上的優勢,能夠把歐洲人和美國人趕出東亞,奪得亞洲甚至世界的霸權」[1](p18)。其四,中國人「排外」、「不開放」,西方人難以和中國人共處,西方的商品、資金也難進入中國市場。還有人稱中國人「不文明」,包括前述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就是以此為由支持排華。他們甚至認為中國的「衰弱」、「落後」不僅造成了內部混亂,更因此而引發了列強在中國的爭奪(例如日俄戰爭),「危害世界和平」。總之,中國強大了會造成威脅,弱小了也會帶來「危害」,由此自然得出了只有對中國加以「分割」或「共管」的結論。
說孫中山曾遇到「黃禍」論的挑戰和困擾,並不是想象之詞。孫中山讀過亨利·喬治的書,而亨利·喬治的書中就有排斥華人移民的觀點。1924年冬孫中山在《對神戶商業會議所等團體的演說》中,稱「美國便有一位學者,曾做一本書,專討論有色人種的興起。這本書的內容是說日本打敗俄國,就是黃人打敗白人,將來這種潮流擴張之後,有色人種都可以聯絡起來和白人為難,這便是白人的禍害,白人應該是思患預防。他後來更做了一本書,指斥一切民族解放之事業的運動,都是反叛文化的運動。」[2](p404-405)孫中山這裏所說的美國學者,應該是前述亞當斯兄弟、格蘭特、臘斯克等人中的某一個。
而且凡是研究孫中山或辛亥革命的人都知道,從辛亥革命發生前數年直到南京臨時政府時期,孫中山與他的軍事顧問即美國人荷馬•李過從甚密。不過人們不大知道荷馬•李也是一個「黃禍」論者。當然他與前已提到的另一個「黃禍」論者、美國海軍上將阿•瑪漢不同,阿•瑪漢主張美國與日本結盟,徹底征服中國;而荷馬•李主張美國和日本進行「生存鬥爭」,為此他要幫助孫中山推翻清王朝,改造中國並使中美結盟。荷馬•李的《無知的勇氣》、《撒克遜的日子》和《不列顛帝國的命運時刻》等書,同樣充滿了征服欲和「黃禍」論的觀點,孫中山對此顯然不會一無所知。
此外,從《孫中山全集》可以發現,從1901年到1924年,總計有10位以上的西方和日本記者曾就「黃禍」論或類似的相關問題向孫中山發問。尤其是美國《展望》雜誌記者林奇(G. Lynch)曾當面向孫中山表示:「實現他的抱負將會釀成真正的『黃禍』」[3](p211)。而孫中山對這些動機各異的提問都作了解答。(摘錄自:羅福惠:孫中山先生怎樣對待「黃禍」論?2008-09-22 愛思想)
海帆尋蹤:文化遺產視野下的海上絲綢之路
Searching for the Sea Sails The Maritime Silk Roa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Heritage
上海中國航海博物館·主編
關鍵詞:文化遺產;海上絲綢之路;「海絲」器物;「海絲」貿易;「海絲」文化;
出版時間:2021-11
上海中國航海博物館,國家一級博物館和全國文明單位,是經國務院批準設立的中國第一家國家級航海博物館,旨在弘揚中華民族燦爛的航海文明和優良傳統,建構國際航海交流平臺,培養廣大青少年對航海事業的熱愛,營造上海國際航運中心的文化氣氛。博物館建築面積46434平方米,室內展覽面積21000平方米。館內以『航海』為主題,『博物』為基礎,分設航海歷史、船舶、航海與港口、海事與海上安全、海員、軍事航海六大展館,漁船與捕魚、航海體育與休閑兩個專題展區,並建有天象館、4D影院、兒童活動中心,涵蓋文物收藏、學術研究、社會教育、陳列展示等功能。
章節1:章靈·3~6世紀玻璃製品的東傳與海上絲綢之路
東亞出土了為數不少的外來玻璃器及貿易珠,特別是魏晉南北朝時期,中、日、韓都發現了羅馬玻璃與薩珊玻璃。因草原絲綢之路沿線遺址的考古發掘與相關遺物較多,所以這些遺物的流入大多被認為與草原絲綢之路有關。在整理考古發掘報告時,不難發現玻璃的共存遺物中有很多印度—太平洋系遺物。南朝期間,中國與東南亞的官方活動無疑促進了古代貿易,而新羅人與波斯商人在整個東亞的交流中也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本文主要以日韓出土的玻璃器皿、貿易珠為主,運用考古學方法試探討早期海上絲綢之路之東端。
關鍵詞:海上絲綢之路;朝鮮半島;貿易珠;玻璃製品;考古發掘;
呂靜 王纖清 黃祎晨
關於流入日本的唐製漆器之調查與研究——兼及該時期的中日通道
黃祎晨 王纖清 呂靜
10~15世紀中日交往中的螺鈿與雕漆
黃靜
淺議紋章瓷——以粵博藏品為例
王成蘭
「海絲」策展視角的轉變和展覽的可持續性——從「白色金子·東西瓷都」的內容策劃談起
王麗明
從殿堂走入民間——「泉州宗教石刻陳列館」提升改陳
「海絲」貿易與文獻
劉斌
《鯨魚燈賦》所見中西交流史實一則
文章摘要:《藝文類聚》所載晉人殷巨觀看到一種來自羅馬帝國的燈,因驚嘆於其做工精美、形製巧妙,而作《鯨魚燈賦》。這種由金屬材料製作,上面是鯨魚雕像、下面是燈座,於公元3世紀左右出現在中國交廣地區的鯨魚燈,與公元5~7世紀出現在扶南王國的彭圖銅燈、同一時期在埃塞俄比亞的阿克蘇姆王國現身的拜占庭式樣的銅燈,以及許多同類型的製作於君士坦丁堡、敘利亞和埃及的拜占庭銅燈,向我們展示出公元3~7世紀從地中海到南海那輾轉反復卻又綿延不絕的商業鏈條。(劉斌.《鯨魚燈賦》所見中西交流史實一則.上海中國航海博物館.海帆尋蹤:文化遺產視野下的海上絲綢之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11.131-144)
關鍵詞:中國;貿易線路;大秦燈;羅馬帝國
劉振
兩宋禁止銅錢下海政策的差異及原因探析
陳少豐
蒲壽庚任平章政事新證
郭墨寒
明治前期日本編纂中國海洋圖誌文獻述論(1868~1894)
劉華
1928~1949年中國銀行海外行處述略
「海絲」文化與社會
黃浙蘇
「海上絲綢之路」與浙東媽祖信俗拓展
文章摘要:通過剖析寧波作為「海上絲綢之路」啟碇港的海洋文化特質,深入探討媽祖信俗隨著寧波港城市文化的繁榮而發展興盛的過程,由此論證寧波基於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以及底蘊深厚的文化環境,成為發展並向世界各地傳播媽祖信俗的重要城市。(黃浙蘇.「海上絲綢之路」與浙東媽祖信俗拓展.上海中國航海博物館.海帆尋蹤:文化遺產視野下的海上絲綢之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11.207-218)
關鍵詞:海上絲綢之路;寧波;文化環境;地理位置;媽祖信俗;
李其仁
海南沿海地區海神信仰初探——以瓊海潭門一百零八兄弟公信仰為例
海神信仰是我國沿海地區一種非常重要的宗教信仰類型。由於古代航海技術落後,人們缺乏系統科學的海洋知識,易因畏懼而對海洋產生崇拜心理。早在先秦以前,人們便相信大海是由海神主宰的。隨著對海洋知識的進一步認識,海神信仰逐漸從抽象化變為人神化。在海南地區,有觀音廟、忠義廟、文昌帝君廟、伏波廟、龍王廟、忠顯王廟、一百零八兄弟公廟等眾多海神廟宇。本文重點論述海南沿海地區的海神信仰。(李其仁.海南沿海地区海神信仰初探——以琼海潭门一百零八兄弟公信仰为例.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海帆寻踪:文化遗产视野下的海上丝绸之路.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11.219-232)
關鍵詞:宗教信仰;海神信仰;沿海地區;海南;海洋知識
何沛東 錢隆
從自然水域到海洋界限——清代內外洋劃分問題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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